汪應蛟

《明史·汪應蛟傳》

汪應蛟，字潛夫，南直隸徽州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歷南京禮部郎中。給由入都，值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相訐，應蛟不直光祖，抗疏劾之，於政府多所譏切。

累遷山西按察使。治兵易州，陳礦使王虎貪恣狀，不報。朝鮮再用兵，移應蛟天津。及天津巡撫萬世德經略朝鮮，即擢應蛟右僉都御史代之，屢上兵食事宜，扼險列屯，軍聲甚振。税使王朝死，帝將遣代。應蛟疏請止之，忤旨，切責。朝鮮事寧，移撫保定。歲旱蝗，振恤甚力。已，極言畿民困敝，請盡罷礦税。會奸人柳勝秋等妄言括畿輔税可得銀十有三萬，應蛟三疏力爭，然僅得減半而已。三十年春，帝命停礦税，俄中止。應蛟復力爭，不納。

應蛟在天津，見葛沽、白塘諸田盡為污萊，詢之土人，鹹言斥鹵不可耕。應蛟念地無水則鹼，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乃募民墾田五千畝，為水田者十之四，畝收至四五石，田利大興。及移保定，乃上疏曰：“天津屯兵四千，費餉六萬，俱斂諸民間。留兵則民告病，恤民則軍不給，計惟屯田可以足食。今荒土連封，蒿萊彌望，若開渠置堰，規以為田，可七千頃，頃得谷三百石。近鎮年例，可以兼資，非獨天津之餉足取給也。”因條畫墾田丁夫及税額多寡以請，得旨允行。

已，請廣興水利。略言：“臣境內諸川，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恆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嘗用之，瀛海當諸河下流，視江南澤國不異。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鹹得引以溉田。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谷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工部尚書楊一魁亟稱其議，帝亦報許，後卒不能行。召為工部右侍郎，未上，予告去。已，進兵部左侍郎，以養親不出。親沒，竟不召。

光宗立，起南京户部尚書，天啓元年改北部。東西方用兵，驟加賦數百萬。應蛟在道，馳疏言：“漢高帝稱蕭何之功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吾不如蕭何。’夫給饋餉而先以撫百姓，故能興漢滅楚，如運諸掌也。今國家多難，經費不支，勢不得緩催科，然弗愛養民力，而徒竭其脂膏，財殫氓窮，變亂必起，安得不預為計？”因列上愛養十八事，帝嘉納焉。熊廷弼建三方佈置之策，需餉千二百萬，應蛟力阻之。廷議“紅丸”事，請置崔文升、李可灼於法，而斥方從哲為編氓。

應蛟為人，亮直有守，視國如家。謹出納，杜虛耗，國計賴之。帝保母客氏求墓地逾制，應蛟持不予，遂見忤。會有言其老不任事者，力乞骸骨。詔加太子少保，馳傳歸。陛辭，疏陳聖學，引宋儒語，以宦官、宮妾為戒。久之，卒於家。應蛟學主誠敬，其出處辭受一軌於義。里居，謝絕塵事，常衣緼枲。

譯文：

汪應蚊，字潛夫，婺源人、萬曆二年進士。授任南京兵部主事，曾任南京禮部郎中。經考核入京。恰逢吏部侍郎陸光祖與御史江東之等互相攻擊。汪應蛟認為陸光祖不對，盲言上疏彈劾他，對政府有很多勸諫。

經多次進升至山西按察使，在易州統兵，上書陳述礦使王虎貪婪橫行的情形，皇帝沒有答覆。朝鮮再次發生戰事，調汪應蚊到天津。到天津巡撫萬世德任朝鮮經略後，就提拔汪應蛟為右愈都御史代替他任天津巡撫。多次上書陳述審餉事宜，控制險要的地方駐紮軍隊，軍隊聲勢很振奮。税使王朝死了，皇帝將要派人代替。汪應蛟上疏詁求佇派，冒犯了皇帝旨意，被嚴厲譴責。朝鮮的事情平息後，調任保定巡撫．這年遭受旱災、蝗災，賑災很得力。過後，極力進言説明京城地區自姓困頓凋敝，請求完全廢除礦税。適逢奸人柳勝秋等胡説搜刮京城地區的税可得白銀十三萬兩，汪應蛟三次上疏盡力爭辯，但僅得到減税一半的結果而已。三十年春天，皇帝命令停收礦税，很快又中止了這道命令。汪應蛟又竭力爭辯，沒被採納。

汪應蛟在天津．見葛沾、白塘等處田地部是草莽叢生，詢問當地人，都説鹽鹼地不能耕種。汪應蛟心想地無水就成鹽鹼地，有水就會滋潤，如果改造成水田，肯定會有收益。於足招募白姓開墾田地五千畝，開成水出的有十分之四，畝產達到四五石，土地的效益人大地板發出來。調任保定後，就上疏説：“天津駐兵四下．花費軍餉六萬，都從民間收取。留下軍隊剛百姓叫苦，體恤百姓則軍餉不足，想來只有屯出可以使軍糧充足．現在荒地無邊，野草無際，如果開通溝渠建立堤壩，分劃為田，可得得田七千頃，每頃收穫穀物三百石。鄰近軍鎮的年度費用，可以一併資助．不只是天津的糧餉足以自取供給。”因而分條規劃開墾田地的農夫和税收數額的多少以請示，得到聖旨允許實行。

後來，請求廣泛興建水利．人略説：“臣轄區內的各條河流，易水可以灌溉金台，滹水可以灌溉恆山，溏水町以灌溉中山，滏水可以灌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西門豹曾利用它。瀛海在眾河下游，與江南水鄉相比沒有差別。其它山下的泉，地下的水，到處都有，都能引來灌田。請開渠築壩，酌情徵調士兵民夫，完全依照南方水田的辦法實行．所屬六府，”可獲得農田數萬頃，每年增收穀物一千萬石，京城地區的百姓從此富足，沒有早澇的憂患；即使不幸運糧的河道有阻塞，也可以在南方將糧税摺合成錢，在北方來貿取糧食。”工部尚書楊一魁一再稱讚他的提議，皇帝也答覆許可，後來最終沒有能推行．召入京任工部厶侍郎，還未上任，賜予告假離去。後來，進升兵部左侍郎，因為奉養父母沒有出任。父母死後，最終沒有徵召。

光宗即位，起用任南京户部尚書。天啓元年改任北京户部尚書。東方，西方打仗，突然增加賦税幾百萬。汪應蛟在路上，緊急上疏説：“漢高祖稱讚蕭何的功勞説：‘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軍糧不斷，我比不上蕭何。’供給軍糧要先安撫白姓，所以能使漢興盛把楚減掉，如同在手掌上運轉一樣。現在國家災難多，經費不足．勢必不能放鬆催租；但如果不愛惜保養百姓的財力，而只圖收盡他們的錢財，財盡民窮，變亂必然發生，怎能不預先為此作好打算。”於是列出獻上愛護保養百姓的十八件事。皇帝讚許並採納了。熊廷弼提出在三個方向佈防的策略．需要軍餉一千二百萬兩，汪應蛟竭力反對它。在朝廷上討掄“紅丸”案，汪應蛟請求將崔文升、李可灼繩之以法，而貶斥方從哲為平民。

汪應絲為人，忠誠正直有節操，把國當作自己的家。謹慎地收支、杜絕浪費，國家經濟依仗他。皇帝的保姆客氏對墓地的要求超過了制度，汪應蛟堅持不給，於是得罪了皇帝，恰逢有人説他年老不能幹事，他堅持請求退休。下詔加太子少保，用傳車送回鄉。辭別皇上，上疏陳述聖人的學説。引用宋代儒者的話，勸告戒備宦官、宮中婦女．很久以後，死在家中。汪應蛟為學主張誠敬，他做官居家、推辭接受全以道義作為標準。退居鄉里後，謝絕世俗事務，常穿着粗麻布衣。

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倭將平秀吉兵圍朝鮮，危及我國安全，朝廷派天津巡按領兵赴朝鎮撫，升汪應蛟為右都御史代天津巡撫，屯兵駐防，保衞海疆。

由於連年征戰，軍隊的後勤供應非常緊張，百姓不堪重負。汪應蛟在日常巡查中，發現天津附近葛沽、白塘一帶的土地，一片荒蕪、徑葦叢生。他想，這一帶水源充足，若能將此荒廢之地開墾為水田，不僅能改善軍隊的糧食供應，同時還能大大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為此，汪應蛟找來幾位當地老人，詢問他們“為什麼這一大片地都荒蕪了”。老人們告訴他：這些地是因為“斥鹵不可耕”。汪應蛟經過調查分析，得出“地無水則鹼，得水則潤，若營作水田，當必有利”的結論。於是，他力排“鹽鹼地不能耕種”的“風土論”觀點，決心一試。 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為減輕百姓過重繳納軍糧的負擔，汪應蛟下令駐防兵丁2300人進駐葛沽、白塘一帶，築堤圍田，開浚河渠，灌水洗鹼，開始屯墾。是時，他吸取江浙治理鹽鹼地的經驗，採取“一面濱河，三面開渠，與河水相通”的辦法，四面築堤以防水澇，開挖深渠利於排澇，利用海河一日兩潮引水灌溉和排出鹽鹼。第一期墾田5000畝，其中水田2000畝，畝產糧四五石；旱田3000畝，畝產薯豆一二石。“歲得美谷蓋二萬石有奇”。汪應蛟首次屯墾，並創天津種植水稻之始獲得成功，為當地大規模開發改造鹽鹼地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由是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在北方推行，而各官也相信斥鹵可盡變為膏腴。”在汪應蛟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下，天津“田利大興”，大片的鹽鹼地得以開發成為良田。屯田範圍逐步擴大到何家圍、吳家嘴、雙港、辛莊、盤沽、賀家圍、東泥沽、西泥沽等地，分別以“求、仁、誠、足、愚、食、力、古、所、貴”十字編次其圍田，人稱“十字圍”。開田數量達到“十八萬畝，積穀無算”。每年獲利餉銀6萬兩，使天津財力大增，極大地改善了軍糧供給和百姓的生活條件，並造就了津門著名的水利設施，福及子孫後代。

抗倭援朝戰爭勝利後，汪應蛟移調保定巡撫。時保定恰遭大旱蝗災，糧食顆粒無收，造成饑民無數，畿民困敝；而礦税卻有增無減，強行攤派，百姓苦不堪言。汪應蛟一面開倉賑災，幫助饑民度過災荒；一面上疏直言請盡罷礦税，減輕百姓負擔。他説：“自去夏六月不雨至今，路饉相望，加以頻值寇警，屢興征討之師，按丁增調，履畝加租，賦額視二十年前不啻倍之矣。瘡痍未起，而採榷之害又生。不論礦税有無，概勒取之民間，此何理也。天下富室無己，奸人肆虐何極。指其屋而恐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彼漏税’則橐立罄矣。持無可究詰之説，用無所顧畏之人，蚩蚩小民，安得不窮且亂也。”在汪應蛟的力爭下，萬曆三十年（1602年）春，神宗帝終下詔停礦税、釋繫囚、錄建言譴謫諸臣。 汪應蛟官保定時，看到保定一帶也是“荒土連封，蒿萊彌望”，對此情狀，他認為“惟屯田可以足食”。於是上疏朝廷，建議“開渠置堰，規以為田，可七千頃，頃得谷三百石”。此疏“得旨允行”，引之卓有成效。後來，汪應蛟為根本解決河北水利問題，又奏請“通渠築防，量發軍夫，一準南方水田之法行之。所部六府，可得田數萬頃，歲益谷千萬石，畿民從此饒給，無旱潦之患；即不幸漕河有梗，亦可改折於南，取糴於北”。這一建議得到了工部尚書楊一魁和神宗的稱許。只是後因神宗去世，明王朝走向衰落，使他的建議未能實現。但汪應蛟利用“易水可以溉金台，滹水可以溉恆山，溏水可以溉中山，滏水可以溉襄國。漳水來自鄴下，……其他山下之泉，地中之水，所在而有，鹹得引以溉田”之變河北為江南的設想，不失為一個宏遠規劃。 不久，汪應蛟辭官歸婺源故里。在居家的十九年裏，他曾捐俸置義田五十畝，建“正經堂”，修“三賢祠”並講學其中。光宗即位，汪應蛟復起任南京兵部尚書。當時東西戰事又起，朝廷驟加賦銀數百萬。汪應蛟急上疏力誡，並列上十八個愛養民眾得民心的事例。汪應蛟的上疏得到熹宗的嘉獎與採納，加賦計劃為之取消。接着，熊廷弼奏議加徵餉銀1200萬兩，用以鎮壓農民起義的軍費開支，也被汪應蛟上疏阻止。

後因年老，汪應蛟七次上書辭官，獲准。詔加太子少保，旨賜其“理學真儒，經濟實用”評語。平生著作甚富，有《詩禮學略》《詩禮品節》《學詩略》《中詮》《讀庸悟言》《理學經濟彙編》《九問密語》《獨言》《海防奏疏》《津門疏》《撫畿奏疏》《蜀語》《古今彝語》《計部奏疏》《病吟詩草》《鄉約記》等百餘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