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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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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從哲(?-1628年),字中涵,北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人,祖籍浙江省湖州府德清縣(今浙江省德清縣)。明萬曆泰昌內閣首輔
萬曆十一年(1583年),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左侍郎。萬曆末年,出任內閣首輔。崇禎元年(1628年)卒,贈太傅,諡號文端。
別    名
方中涵
中涵
所處時代
明朝
民族族羣
漢族
出生地
北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
逝世日期
1628年
本    名
方從哲
祖    籍
浙江省湖州府德清縣(今浙江省德清縣
官    職
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追    贈
太傅
諡    號
文端

方從哲人物生平

方從哲早年經歷

方從哲 方從哲
出仕前的早年經歷已不可考。從哲於萬曆十一年中進士,名列二甲。在翰林院任編修時文筆突出,多篇文章被首輔王錫爵收入文選,以為模範。講學東宮,曾多次上書神宗,維護太子(後之明光宗)的地位。轉從四品朝列大夫,為國子監的司業祭酒,又上書神宗,請求不要再開礦收税(東林與浙黨都希望如此)。不久因為司禮監秉筆太監田義讓做監生的侄子走後門當官,被從哲拒絕,就放話要整從哲(“若不愛官耶”),於是從哲辭職在家閒居。
在家十多年,從哲交遊很廣,聲望日隆。東林老前輩葉向高很看重他,先後舉薦他續修玉牒、出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但從哲未就。
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按例舉行會試。但此時朝政日非,缺官嚴重,竟然找不到能充當主考的人。於是葉向高又舉薦在家的方從哲出任禮部右侍郎,權副主考官。葉四次上書,明神宗仍不決。但關鍵時刻,他又突然下中旨,委任從哲為吏部左侍郎,輔佐葉向高主考會試。
結果因為中旨與吏部的會推結果不合,引起言官們反對。從哲於是告退,但是神宗堅決這樣任命。
方從哲居家十五年,一出山就引起風波,預告了他之後艱難的首輔之旅。

方從哲成為獨相

當時內閣葉向高也是一人獨相,他上書75次要求增補閣臣,都如泥牛入海。
然而方從哲出山後,神宗似乎找到了理想人選,於是下令立即增補。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九月,下令從哲與前禮部左侍郎吳道南同加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為相。吳道南暫時未入京,因此由方、葉二人輔政。
當時吳道南尚在官籍,葉向高任首輔,政事大多由葉向高裁決。葉向高離開京都,方從哲便獨自為相。奏請召回舊輔臣沈鯉,皇帝不同意。御史錢春彈劾他逢迎取悦皇上,方從哲請求罷職。皇帝下詔好言撫慰,挽留。不久,吳道南到來。遇上張差遭梃擊的事件發生,刑部以瘋癲為名將他藏匿在監獄中。王之寀搜取了情況,龐保、劉成等人的馬腳開始顯露。方從哲與吳道南斥責王之寀言語荒謬,皇帝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吳道南遭輿論的詆譭,多次請求辭職,後來因母親的喪事而回鄉。方從哲又單獨任宰相,馬上上奏請求推舉、補充內閣大臣。從此之後每月必定奏請。皇帝認為一個人足以勝任,終究沒有增添內閣大臣。

方從哲入閣期間

當時東宮長期停止講授,瑞王的婚禮過期,惠王、桂王沒有選擇配偶,福府的莊田派宦官督促賦税,又提議下令賣鹽,御旨指令呂貴監督織造,駙馬王籨因為救助劉光復被剝奪冠帶,山東興起盜賊,多次出現災變,言官翟鳳罛、郭尚賓因為直言勸諫貶職,皇帝派宦官傳令工部侍郎林如楚修繕鹹安宮,宣府數月缺糧餉,方從哲都上奏極力勸諫,皇帝大都不聽。而方從哲有內援,為名譽而爭辯罷了,實際準備順從皇帝的意志,沒有匡正什麼。
葉向高執政時,黨論鼎沸。言官與吏部相交結,指責清流派為東林黨,於是將他們全部驅逐。等到方從哲執政,言官中已經沒有正直之人,黨論漸漸平息。丁巳年(1616)的京察,將東林黨人全部貶斥,並波及隱居之人。齊楚浙三黨鼎立,着力搏擊清流派。齊人亓詩教,是方從哲的門生,勢力尤為囂張。
方從哲親暱羣小,而皇帝懈怠,荒疏也更加厲害。京郊、山東、山西、河南、江西以及大江南北相繼報告災變,奏疏都沒下發。舊制,給事中五十多人,御史一百多人。此時,六科只有四個人,而五科的官印沒有歸屬;十三道只有五個人,一人負責幾職。在京城之外,巡撫一律不能代理。六部堂的上級高員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缺,督撫監司也多次空缺,沒有補充。文武大選、急選官以及四方的教職,累計數千人,因為吏、兵兩科缺掌印人而不籤憑證,長期滯留京都,時常攀附內閣的公車哀怨、訴説。詔獄的囚犯,因為沒有人負責刑部,不做判決遣送,家屬聚集在長安門號哭。職司各業全部廢弛,上下級分離,脱節。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大清的軍隊攻克撫順,朝野震驚。皇帝起初很憂慮、懼怕,時時下達文書,不出幾個月就像原來一樣遲緩。方從哲的兒子方世鴻殺了人,巡城御史彈劾他。方從哲請求罷職,皇帝不同意。長星出現在東南方,長二丈,寬一尺多,過了十九天才消失。當天,京城發生地震。方從哲上奏稱:“妖象與怪徵兆,層出迭見,除了我盡職,痛心修身、反省之外,希望陛下大振天綱,使天下更新。”朝廷人紛紛地譏笑他。皇帝也不做反省。御史熊化因為時事多艱、輔佐無效而彈劾方從哲,請求依災變的方策罷免他。方從哲懇求罷免自己的官職,堅持在家躺卧四十多天,內閣空虛無人。皇帝再三撫慰、挽留,他才起身處置事務。
第二年二月,楊鎬分四路出兵,兵科給事中趙興邦用紅旗督戰,官軍大敗。禮部主事夏嘉遇稱遼地事情的嚴重,由趙興邦與方從哲庇護李維翰所造成的,兩次上奏彈劾他們。方從哲請求罷職,不敢進入內閣,在朝房處理政務。皇帝下優詔懇留,才如常上班,而且反而提升趙興邦為太常少卿。不久,大清的軍隊接連攻克開原、鐵嶺。朝廷大臣在文華門跪拜上奏,請求立即批示、發放奏章,又在思善門等候聖旨,都沒有答覆。於是,方從哲在仁德門叩首,跪着等候皇帝的答覆,皇帝始終沒有答覆。不久,奏請皇帝出宮,駕臨文華殿,召見羣臣,當面商議戰守的策略,也沒有答覆。他十次上奏請求補充內閣大臣,心情極度悲哀,皇帝才命令朝廷大臣推舉。等到推舉給皇上,又不任用。方從哲又接連奏請,才選用史繼偕、沈..,奏疏仍然留在宮中,終萬曆皇帝之世沒有下達。御史張新詔彈劾方從哲的諸封奏疏,歸罪於君王,誑言騙人,祖宗二百多年的基業毀壞在方從哲的手中。御史蕭毅中、列蔚、周方鑑、楊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的參政徐如翰也相繼上奏攻擊他。方從哲接連上奏表白自己,並請求罷免官職。皇帝都沒有理會。自從劉光復被投入監獄,方從哲數十次上奏相救。皇帝特例釋放他為平民,而用人與行政的諸件奏章始終沒有下發。皇帝患病幾個月。遇上皇后逝世,方從哲剛剛哭完,就奏請到皇帝龍牀前侍候。皇帝在弘德殿召見他,他跪着訴説了很久,於是奏請補充內閣大臣,任用大臣,下發諫書、命令。皇帝同意了,他才叩頭出門。皇帝一向厭惡言官。在此之前的考選後任職、授命的人,都要候職二、三年。等到這時候,等待再次任職的人則要四年。方從哲幾十次上奏想請求任命這些人最終沒有下發。皇帝自認為天下平安,官吏不必完備,有意減少他們。等到遼左的兵事興起,又不想矯正以前的過失,照舊施行。方從哲單獨執政,最終沒有什麼匡扶、救助。又任用姚宗文到了遼東察看,將經略熊廷弼傾軋離去,於是丟失了遼陽。論事者稱明朝的滅亡,實際上由神宗釀成,而方從哲是罪魁禍首。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九日,皇帝不舒適,十七天後漸漸加重。外廷憂慮,方從哲與九卿台諫到思善門問安。過了兩天,皇帝召見方從哲和尚書周嘉謨李汝華黃嘉善黃克纘等人接受遺命。又過了兩天,皇帝才逝世。

方從哲紅丸大案

八月二十八日,光宗繼位。鄭貴妃因為以前福王的緣故,怕皇帝懷恨她,呈送珠玉以及八名侍姬利誘皇帝。所選送的侍姬李氏最受皇帝寵愛,於是貴妃請求立選侍為皇后,選侍也替貴妃請求冊封太后。皇帝已經在乙卯(九月六日)患病,丁巳(九月八日)病重,命令方從哲冊封貴妃為皇太后,方從哲趕緊命令禮部。侍郎孫如遊極力爭辯,此事才終止。辛酉(九月十二日),皇帝不朝見,方從哲與朝廷大臣到宮門前問安。當時京城紛紛傳説宦官崔文升進呈泄藥,皇帝因此萎靡,而且皇帝的聖諭中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腳”的話,眾人的情緒更加疑惑、驚駭。給事中楊漣彈劾崔文升並波及方從哲。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御史鄭宗周一起呈書方從哲,請求保護聖體,迅速建立皇儲。方從哲向皇帝問安,於是勸諫皇帝慎重吃藥。皇帝褒揚並答應了他。戊辰(九月十九日),新任內閣大臣劉一燝、韓爌上任,皇帝的病情已經很危險。辛未(九月二十日),皇帝召喚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惟賢,吏部尚書周嘉謨,户部尚書李汝華,禮部侍郎署理部中事務的孫如遊,刑部尚書黃克纘,左都御史張問達,給事中範濟世、楊漣,御史顧慥等人到乾清宮。皇帝駕御東暖閣靠着茶几,皇長子、皇五子等人都侍從在旁。皇帝命令諸位大臣上前,方從哲等人便奏請皇帝慎重就醫、服藥。皇帝説“:十多天沒有吃了。”於是下諭冊封選侍為皇貴妃。甲戌(九月二十五日),又召見諸位大臣,告諭冊封的事。方從哲等人奏請迅速冊立皇儲。皇帝看着皇長子説:“你們輔佐他成為堯、舜。”又談及壽宮,方從哲等人以先帝的山陵作答。皇帝指着自己説:“我的壽宮。”諸位大臣都哭泣了。皇帝又問“:有位鴻臚官敬呈藥物,他在哪裏?”方從哲回答“: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方,我們不敢相信。”皇帝命令召李可灼來,催促他調配藥物奉獻給皇帝,即所謂的紅丸。皇帝服完一再稱他為“忠臣”。諸位大臣退出恭候在宮門外。宦官傳告皇上身體平安。將近下午三至五時,李可灼出來,稱又呈送了一粒紅丸。方從哲等人詢問狀況,他回答:“像先前一樣平安。”第二天即九月二十六日卯時(上午五至七時),皇帝逝世。朝廷內外都恨李可灼,而方從哲擬遺旨卻賞賜李可灼銀幣。當時李選侍居住在乾清宮,羣臣進去哭訴,諸宦官緊閉宮門不允許進去。劉一燝、楊漣極力譏諷他們,才得以依禮面對皇帝哭泣,擁着皇長子出來,住進慈慶宮。方從哲只是周旋罷了。

方從哲移宮大案

起初,鄭貴妃住在乾清宮侍候神宗的病體,光宗登基後她仍然沒有遷移。尚書周嘉謨責備貴妃的從子鄭養性,於是她遷居慈寧宮。等到光宗逝世,而李選侍住在乾清宮。給事中楊漣和御史左光斗思慮選侍曾經要求冊封為後,不可以讓她居住乾清宮,以防衝撞了皇帝的囑託。因此商議遷移宮殿,爭辯幾天不能決定。方從哲想慢慢處理。新皇帝登基的前一天,劉一燝、韓爌邀約方從哲到宮門奏請,選侍才移居噦鸞宮。第二天庚辰,熹宗登基。

方從哲遭人彈劾

在此之前,御史王安舜彈劾方從哲輕率地推薦瘋癲的醫生,又獎賞他以掩飾自己。方從哲草擬太子的指令,罰李可灼一年的俸祿。御史鄭宗周彈劾崔文升的罪行,請交給法司,方從哲擬令由司禮察處。等到御史郭如楚、馮三元、焦源溥,給事中魏應嘉,太常卿曹王光,光祿少卿高攀龍,主事呂維祺,先後上奏説“:李可灼的罪行誅之難泄其憤,方從哲卻庇護他,國法何在?”而且給事中惠世揚徑直檢舉方從哲的十條罪狀、三條可殺的理由。上奏稱:“方從哲獨任七年宰相,妨礙賢良禍害國家,為第一條罪狀。驕橫愚鈍,沒有禮節,在皇帝去世處理事務時出現失誤,為第二條罪狀。在太子宮中發生梃擊案,庇護奸黨,為第三條罪狀。隨心所欲,破壞皇帝的詔書,為第四條罪狀,縱容兒子殺人,蔑視法令、典章,為第五條罪狀。阻撓、抑制言官,堵塞皇帝的耳目,為第六罪狀。丟失城池違反法令,寬縱撫臣,為第七條罪狀。馬上督戰,全軍覆沒,為第八條罪狀。徇私騙上,使輔臣蒙羞,為第九條罪狀。代徵專賣税,侵蝕國家,殃及百姓,為第十條罪狀。貴妃請求封為皇后,舉朝極力爭辯,方從哲模稜兩可,為第一件該殺的事。李選侍是鄭氏親近的人,凌辱聖母,致使聖母飲恨而死。方從哲接受了劉遜、李進忠所盜取的美珠,想封選侍為貴妃,又聽任她長期居住乾清宮,為第二件該殺的事。崔文升用泄藥傷害先帝的身體,諸位大臣議論此事,方從哲想逃脱罪責,李可灼奉獻毒藥,方從哲還擬作賞賜,為第三件該殺的事。”奏疏呈入,皇帝責備惠世揚輕率地詆譭人。方從哲多次請求離去,皇帝都撫慰挽留。不久,張潑袁化中王允成等人接連彈劾他,皇帝仍不聽。當年冬天,給事中程注又彈劾他,皇帝仍不聽。方從哲極力請求離去,六次上奏,皇帝任命他為中極殿大學士,賞賜銀幣、蟒衣,派遣行人護送他回鄉。

方從哲晚年經歷

天啓二年(1622)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究李可灼奉獻紅丸的事,斥責方從哲為謀害君王的逆賊。詔令朝廷大臣商議。都御史鄒元標贊同孫慎行的奏疏。方從哲上奏辯解,自己請求削奪官階,發配到邊遠的地方,皇帝下諭安慰他。給事中魏大中因為九卿的提議長期拖延,上奏催促。朝廷大臣大都贊同孫慎行給方從哲定的罪名,只有刑部尚書黃克纘,御史王志道、徐景濂,給事中汪慶百般偏袒方從哲,而詹事公鼐持中立態度。當時大學士韓爌陳述呈送藥的前後經過,替方從哲解脱。因此吏部尚書張問達與户部尚書汪應蛟聯合上奏稱:“呈送藥的前後經過,我們一起耳聞目睹。輔臣探視皇帝的病,情形急迫、倉促,怎麼忍心説‘弒逆’二字?但是李可灼不是醫官,而且也不是知脈懂醫道的人。用藥做嘗試,先帝就去世了。方從哲與我們九卿未能制止,都有罪,反而賞賜李可灼。等到御史王安舜上奏,只令他以養病而離去,處罰太輕,怎麼告慰先帝,讓朝廷內外心服。應該像方從哲的請求,削奪他的官階,依法追究。至於李可灼的罪行不勝誅殺,而崔文升在先帝不幸感染傷寒的時候,呈送大黃涼藥,罪行又在李可灼之上,依法都應該處決示眾,以泄公憤。”奏議呈上,李可灼被遣送去戍邊,崔文升貶至南京,而方從哲沒有治罪。不久,孫慎行稱病離去。天啓五年(1625)魏忠賢輯錄“梃擊”、“紅丸”、“移宮”三件事編成《三朝要典》以傾軋正直的人,於是免去了李可灼的戍邊之罰,任命崔文升督導漕運。他的黨羽徐大化請求啓用方從哲,方從哲不出仕。然而一時間請求誅殺方從哲的人被貶官、殺戮幾乎殆盡。
崇禎元年(1628)二月,方從哲去世。贈封太傅,諡號文端。

方從哲為官舉措

方從哲經濟

當時建州尚未崛起,大明面臨以下三大問題:
一、地方饑荒。
由於小冰河時期開始,地方多處災荒。加之土地兼併嚴重,大明又開始出現下層騷動。
二、百官缺員。
萬曆期間,百官缺員。而眾多進士等候補官員則屢候不補,形成巨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葉向高去國後,曾疏曰:「今六部止有五人,都察院遂至空署。」且「候補科道久者二三年,近亦數月,旅食長安,茫無職事,銷向用之心傷,平政之明所宜即行。」候補官員期待真除,卻求之不得,故向高嘆曰:「官既困於無憑,地方又困於無官,政體之虧莫此為甚。」
三、榷税之政。
當時國家不開礦、不槯税,似乎已經無力維持財政運轉(萬曆25年到萬曆34年間,每年上繳礦税收穫就平均有白銀50萬兩、黃金13000兩)。而且這種工商業税收自然有其正當性(以前對商人幾乎無正税)。
但是這種絕對主義統治者對於資本主義萌芽利益的分享要求,嚴重妨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原始積累(雖然當時無人認識到這一點),自然引發大商人階層(就中國實際情況而言,同時也往往兼是大地主)和代表他們利益的許多官僚的激烈反彈。加上監税太監又擾民甚厲。此事已變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東林的重要資助者有通州商人(李三才的背後)和蘇南工場主,於是借“天人感應”之説強烈反對榷税礦税
浙黨雖然也有反對的動機,但出於自身是執政黨,需要穩定國家財政的考量,實際上是採取一種希望改革與妥協的態度。
方從哲當時對這三個問題都有所應對。
以第一個問題為例子,他擬訂了三個解決辦法。
(一)發帑
為解決地方因災荒所造成的財政問題,從哲建議神宗速發帑以賑災。從哲亦知神宗愛財,故言「發帑出自特恩……其分數多寡,應候聖裁。」然而,神宗始終不允發帑。
(二)開倉
由於水旱災以及蝗蟲肆虐,影響糧食生產,故方從哲奏言:至於應徵各項錢糧,當蠲者蠲,當緩者緩,當折者折,及發臨德倉糧。分給被災州縣,聽其便宜糶買,俱行户部酌議外,惟是急發通倉米數萬石,以分賑鄰近處所,則朝奉旨而饑民可夕受其惠,此救焚拯溺之第一。希望妥善運用倉糧,就近配發賑災,以解受災地方燃眉之急。
這一點往往因為地方官員的貪墨而收效不佳。
(三)免税停徵
對於災民的沉重負擔,方從哲建議以「免税停徵」來解決。從哲曰:令撫按諸臣,亟行賑濟,其罷免六府包税,如撫按所請,停徵改折,當年錢糧,如本省諸臣所奏,亦乞勑下户部,速為議覆。庶明旨一宣,人心胥悦,羣情定,而賊黨自攜。
期望能夠「停徵改折」,以茲賑濟災民,以一時之權宜,來安撫地方的動盪不安,進而弭平地方嚴重的盜情,然而神宗未置可否。
然而在萬曆四十三年的山東大饑荒(參見亓詩教)中,開倉與免税還是大量救濟了災民,也讓方內閣的威望達到高潮。

方從哲政治

地方災荒,首先必須面對的是地方大僚,而神宗末年缺官嚴重,故地方賑災無人,將釀大禍。故從哲勸言:因思湖廣、河南、及江西、福建四省巡撫,一時俱缺,彈壓無人,萬一饑民嘯呼,倭虜響應,中原腹心之地,大有可虞。希望早補大僚,以絕亂象,而神宗對此亦不予理會。
地方的災荒與動亂,已使中央與地方廷臣焦頭濫額,而神宗仍泰然自若,方從哲亦無可奈何。直到萬曆末期,情況才好轉。
其他如補官、罷監、立儲等事,也大多如此。神宗面對批評,大率“虛心接受,堅決不改”。從哲只能多次乞休、裝病,但由於萬曆皇帝的堅持以及家居京師,無法逃遁,所以最終只能妥協。
方從哲在危難的局勢中,憑藉本不充分的才幹和經驗,勉強維持着這個帝國的運轉。

方從哲虛心進諫

此時,正為神宗“虛心接受,堅決不改”態度而頭痛的方從哲,亦倍感邊事日重,故曾經奏言:「軍國重事,斷非病夫綿力所能承擔,茲者邊報紛紜,日繁聖聽,如臣寡昧,何能運一籌、決一策,以紓九重霄旰之憂。」希望能夠去位讓賢,並以補閣臣、補大僚、補言官、發帑金四事以請,然而奏疏均為神宗留中。
不過面對為難局勢,神宗還是有所振作。畢竟此時形勢已無法讓他無為而治下去。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五月二十七日,由兵部召開的九卿科道會議後,楊鎬成為遼東經略,其餘大員也陸續詔用。包括「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代李維翰駐遼陽保定撫臣易州,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巡按遼東,以廢將李如柏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聽用。」25
不過主要佐理楊鎬弭平奴兒哈赤的將領,分別為李如柏、杜松、馬林、劉綎等四員。
兵力方面,雖然已接連損兵折將,但“主客兵丁,各四萬有奇”,不久川陝強兵相繼援遼,總兵力達到10多萬(一説13萬)。建州叛軍方面,總兵力10萬有餘,戰兵大約4萬人。明軍似乎佔有一定優勢。
雖然如此,但明軍將領離心,上下解體;軍餉欠發,兵多虛報;器械不修,情報外瀉,可謂隱患重重。
舉例而言:當時楊鎬的計劃,交眾人先商議然後定,以至於邸報上竟白紙黑字寫出“XX將率大兵XX萬,從XX出師,往XX地方”,雖然在己方實力上或有所誇大,但是總體計劃暴露無疑。以至於當時並不參與機密的徐光啓(正遭訐,稱病去職,屯耕於天津)也能看到,還寫信給朋友稱敵人必然將四路大軍各個擊破,“當之者必杜將軍也”(4)。其他可知!叛軍不用像有的書上記載那樣由楊鎬或李如柏小妾告知,就可以輕鬆得到情報,制定相應方略。
結果自不待言,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九萬大軍兵出邊牆,圍攻赫圖阿拉。之後雙方爆發薩爾滸戰役,明軍被各個擊破,88550餘名出陣官兵損失46000餘人。隨徵的朝鮮軍全軍覆滅。
至此,全國震動,方從哲的上書稱“自有遼東警報以來,大小臣工無不駭愕,而民間尤甚。加以山海關,又有虜報,人心愈益恐怖,訛言四起,各思奔竄。官吏士民以及商賈,向寓京師者率多,攜家避難而去,且邇來四方饑民就食來京者,不知幾千萬”。350萬兩白銀的軍費,也隨着戰鬥的失敗打了水漂。
其後,經過方從哲等人會推,楚黨人士,東林在言路的死敵之一,曾任遼東巡按熊廷弼出任遼東經略,局勢逐步穩定。

方從哲軍事

遼東邊事起因
方從哲大拜以來,遼東缺餉,一如各鎮。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去任後,邊防逐步敗壞。建州女真在萬曆三十年開始,逐漸興起,騷擾地方。
李成梁再次鎮遼後,於萬曆三十四年放棄早年自己修建的寬奠(今遼寧省寬甸)等堡,並開馬市等,一度緩和了邊事,但卻為將來埋下了更大的後患。方從哲上任後,繼續前任政策,信用李家將,聽任遼軍私兵化,以為守邊之策。
然而萬曆四十三年,九十三歲的李成梁去世。此時遼軍已經變成將領的封建私兵,“成梁諸戰功率藉健兒。其後健兒李平胡、李寧、李興、秦得倚、孫守廉輩皆富貴,擁專城,暮氣難振。”軍餉不足,加上將領吃空餉,軍户們紛紛破產逃亡。遼軍已經不堪一戰。
一年後即萬曆四十四年,「奴兒哈赤(即努爾哈赤,下同)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奴兒哈赤的稱帝,使明朝意識到遼東防衞的重要性,因此廷臣紛紛提出建言,並屢奏遼東急缺軍餉。
方從哲亦疏請曰:「今缺餉至於數月,諸軍飢不得食,寒不得衣。……宜速發內帑數十萬,先盡該鎮,次及九邊,用以抒燃眉之憂。」並幾次杜門以示態度堅決。
由於邊鎮的缺餉,羣臣要求神宗發內帑的呼聲越高,直至萬曆四十四年十月,神宗方對此作出迴應,允諾發出太后積儲銀三十萬兩,其餘軍餉則交由户部會同兵部議借。
然而遼東局勢瞬息萬變,至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奴兒哈赤以“七大恨”告天,遂正式與明朝決裂。
萬曆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凌晨,奴兒哈赤突襲撫順,四月二十一日,奴兒哈赤佯退所部之軍隊,引誘明軍深入後夾攻之。結果造成副總兵頗廷相(?~1618)、遊擊梁汝貴(?~1618)相繼戰死。七月二十二日,奴兒哈赤圍攻清河,雖有遊擊鄒儲賢力戰,最後清河仍失陷。
三個月之間,遼東邊牆第一線的重要堡壘接連丟失,遼東的局勢對明朝而言,將更為嚴峻。
方從哲在此次會戰過程中,本來稱病在家。他對於這次作戰的影響,主要有二:
1、請發軍餉。
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方從哲奏請「速下章奏、發帑金。」至於應軍餉的具體數量,萬曆四十六年五月,廷臣會議遼事時,「先議糧餉一百萬兩,太倉、太僕、工部合得五十萬兩,此外五十萬兩,不能不仰望於內帑。」為此,首輔方從哲曾奏請神宗:發內帑銀五十萬,共成百萬,以充援兵之費。此但為一時防禦計,未嘗議及大舉也。」故當時籌措軍餉,以達銀百萬兩為目標,尚勉強能充援兵之費。然而當時國庫缺餉,黃克纘在〈與閣下方相公〉,信中曾雲:「南都積貯無幾,而户、兵二部借至三十五萬,幾於倒藏而出矣,南户部此時僅銀二十三萬餘兩,借出二十萬,則旦夕之間,無銀給軍。」
而當時神宗暫發帑金十萬應急,從哲認為神宗所發帑金十萬之舉,雖人心感激,然杯水車薪,希望再撥內庫盈餘,以應軍需。然神宗隨即傳諭內閣以內庫不足,予以拒絕。其後方從哲雖屢疏奏請發帑,甚至親赴宮門求見神宗,仍然不得見。
2、催促進兵。
當時一線將領多認為準備不夠充分。但是朝議時唯恐用兵過久,影響國家財政,希冀速戰速決。而趙興邦等人,又不知用兵之法,因此發紅旗促戰,且方從哲寫信催促楊鎬,於是雙方大戰提前展開。
這一點歷來為人詬病,加上此後從哲力保兵科給事中趙興邦,引發東林眾人攻擊。但是考慮到當時財政的困難(見上文1、請發軍餉),這一點也是無可奈何的行為。
然而無論如何,遼東的失敗方從哲作為當局宰相,不可能不負責,因此他一度引咎,但再次未獲批准。此舉遭到了更大規模的攻擊。方從哲的聲望,開始大大下降。

方從哲明亡首罪

明朝末年,後金崛起,東北邊疆形勢惡化。在明、金爭局中,朝鮮王國的向背舉足輕重。 朝鮮王國在薩爾滸戰前戰後,表現了背離明帝國的傾向。徐光啓上《亟遣使臣監護朝鮮》,主張監察朝鮮的內政和外交,到朝鮮訓練朝鮮的軍隊,以便使朝鮮自強。這在主客觀上帶有把光海君政府變為傀儡政權的傾向。 徐光啓的《亟遣使臣監護朝鮮》在明廷掀起軒然大波,贊成與反對者各有人在。以兵科給事中薛鳳翔等為代表的贊成派,與以閣老方從哲、兵部尚書黃嘉善等為代表的反對派,圍繞“監護朝鮮”展開了鬥爭。 朝鮮國王光海君頻繁遣使,積極外交。朝鮮使臣與徐光啓的反對派聯手,使“監護朝鮮”之行擱淺。 光海君的背明政策在朝鮮王國內部招致了大量反對派。仁祖反正將他的統治推翻。仁祖在執政前期出兵助明,反對後金的傾向非常明顯。皇太極對朝鮮國內事大派的打擊,使仁祖漸成傀儡。朝鮮被清朝脅迫走上對明作戰的道路。歷史的發展應驗了徐光啓的預言。皇太極效仿徐光啓的戰略,派英俄爾岱和鄭命壽監護朝鮮,後金自此擁有朝鮮的穩定貿易來源和換取蒙古的騎兵戰力支持,明朝逐亡。 [1] 

方從哲黨爭風波

方從哲後院起火

萬曆四十六年,就是撫順失守的那一年,也就是黨爭大亂鬥高潮前一年,方從哲意外後院起火。他的長子,大明尚寶局丞(蔭官)方世鴻被牽涉入一宗殺人命案。
後院 後院
方世鴻是方從哲長子,他因父得一閒官,不學無術,淪為一京城浪子。在狎妓時牽涉入妓女墜馬身亡事件。因此被巡城御史彈劾而撤職。當時人們傳言妓女是被他打死的,因而議論紛紛。
方從哲「以子世鴻,被西城御史薛貞(後附閹黨,為刑部尚書,崇禎時坐閹黨處死),以地方人命事參論。」欲引咎辭職。
神宗諭之曰:卿子以詿誤被參,既經相驗的繫馬驚跌傷,供證甚明,非因毆斃。着法司從公理問,方今國事殷繁,閣務重大,倚毗方切,豈得以子情,引咎求去。夫朕眷倚至意,卿宜仰體朕衷,速出入閣輔理,以成君臣泰交之義,不必再有託陳。
故從哲繼續留任。但此事使得他的形象受損,威信大大下降。
此事與遼事作為一個標誌,象徵着在萬曆四十三年救濟山東大饑荒時達到鼎盛的方內閣威望,從此開始走下坡路。

方從哲被捲入黨爭

方從哲本來是一個下野老夫子,似乎不應該牽扯進黨爭。但明末黨爭酷烈,他也不能倖免。
當時沈一貫在位時期組織的“浙黨”集團仍然存在,並在攻倒李三才的鬥爭中獲得勝利。從而使得東林方面的形勢惡化起來,令葉向高不安其位,才會急於辭職。但是交換條件卻是推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在野老夫子方從哲出來主事。
國子監 國子監
但是儘管方從哲勉強想保持中立,但形勢的變化讓他很快就發現,自己不得不陷入黨爭的旋渦。當時言官行徑跋扈,對於方從哲的批評十分嚴厲,尤其票擬一事,不論是捍衞票擬權的態度,或是票擬的內容,均遭言官予以論劾。在這種情況下,方雖然力求公允,但是也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黨人”來維持基本的統治權。實際上深陷黨爭的泥潭,無法自拔。
方從哲雖然起初屬於無黨派人士,但他曾任國子監司業祭酒,門生眾多,因此自然極容易運用師生間的人脈關係,來建立起政治網絡。實際上,在他出山以前,其門人,擔任給事中亓詩教就已經組織了齊黨。由於亓資歷較淺,為了能夠達成擴張勢力,就力推從哲出山。
葉向高《蘧編》曾記曰:“趙公(趙世卿)既(因為“楚宗案”中死保浙黨沈一貫而)去,齊人多咎餘(葉向高)。而亓君文,中涵方公(方從哲)之門生,姚給事中永濟私語餘,亓君意無他,但欲啓其座師耳,座師用,則自解矣。餘向極力推轂方公,不得請。其後方公起家吏侍,副餘主考至大拜,而亓猶攻餘不止,蓋必欲方公居首揆耳。當亓、吳疏上,餘引咎求去。”這時是萬曆四十年,亓詩教希望重啓里居山林已久的方從哲,藉由他們之間座主與門生的關係,在政治上可互為奧援。而詩教在從哲任閣臣後,依然批評葉向高如故,主要是想讓座師方從哲,取代葉向高,進而擔任首輔一職。
歷來人們都説從哲是浙黨,其實盡不然,他久居京師,除了門生外,主要組織順天人為自己的人脈網絡。而沈一貫的“浙黨”比如趙煥等,則盟友而已。
萬曆四十三年,神宗用趙煥為吏部尚書,採納趙煥的意見,各部各任命侍郎4人,又考選補充給事中17人,御史50人,言路稱盛。但東林仍然肘制一切,主要原因除了與浙黨的舊恨以外還有“庚戍之榜(萬曆三十八年)”進士待遇差別的問題。蓋同年進士皆大才之人,而周永春韓浚因是齊人,入“齊黨”而大用。其他數人亦“急於富貴”(夏允彝語),因而不滿,轉投東林為骨幹(如錢謙益)。

方從哲清洗東林

因此,到萬曆四十五年,三黨結盟達到高潮,於是決定徹底清洗東林。
自從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京察”開始,東林就開始利用京察清洗異己。當時吏部考功司郎中東林元老趙南星竟然公開宣稱:“內察之典,六年一舉,君子疾邪,小人報怨,皆於此時。以言者之意,就當俎者之意,如詩之斷章,各取所求。”
東林如此做派,當然要自食其果。
“丁巳察典,部院大臣秉成者,鄭繼之李志也。”鄭繼之是當時的吏部尚書,而李志則是刑部尚書兼署都察院事。此外主察者尚有考功司郎中趙士諤、吏科署科事左給事中徐紹吉、掌河南道印御史韓浚
吏部尚書鄭繼之,文秉的《定陵注略》中曾雲:“鄭繼之楚人也,時楚方與浙、齊合,故掖縣(趙煥)去,而特擁戴鄭繼其位,鄭之烈焰較掖縣更為甚矣。”
而另一位掌主察者,河南道掌印御史韓浚,則被歸為“齊黨”。由於兩位主察之大吏,均有鮮明的黨派背景,因此京察還未開始,門户互持的態勢,就已十分明顯了。
結果當然是不問可知,自兵部尚書王象乾以下眾多官員受到調查,太常寺少卿丁啓浚禮部署部事右侍郎孫慎行等東林要人都被處分或逼走。東林黨幾乎被從朝中一掃而空。
然而由於劾及浙黨的一些干將,齊黨、浙黨之間也是漸行漸遠。齊黨的行為,過於露骨,引發許多中立人士的反感,使得自己逐步被孤立,為東林用汪文言策反攻創造了條件。
在這一系列殘酷黨爭中,方從哲居首輔,仍然欲調和雙方。如會推閣員的風波中,三黨內訌,左光斗等東林與楚黨結盟反攻齊黨,兩方的互訐,均歸責於方從哲。當此關鍵時刻,從哲仍然奏辨:“願諸臣各捐成心,共扶公道,乞將前後奏章,勑下部院,虛心詳勘,分別是非。”
雖然一直居中秉公,端平行事但從哲因與亓詩教的密切關聯,立場逐漸已受到了大家的公開質疑。
不過考慮到方從哲的性格和當時他權威的低下,他也未必能夠阻止黨爭的發展。
葉珍在《明紀編余》曾言:
“庸相方從哲獨居政府,(神宗)若喜其無能也而安之。然輔臣不能持政,而台省持之。於是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輩,稱為當關虎豹,凡中外之得選為台省,皆寢不發。舊台省更得以籠致後進,必入其黨矣。”
葉珍的話雖然偏頗,但也道出方從哲執政之時,首輔權輕的情形,也因此使朝政由言官所操持,而從哲要勉強維持朝廷,也不能不與這些言官互為奧援,遷就他們排斥異己的行為。

方從哲人物評價

方從哲總體評價

嘔心瀝血的方從哲本來是各黨妥協所推舉出來的一個人物,本身並沒有充分的能力來解決當時面臨的種種問題。他所做的只能是協調各方,並勉強維持局面。然而時運不佳,當此天災(小冰河時期)人禍(奴爾哈赤崛起遼東)黨爭之時,方從哲終於不能有所作為,僅僅是勉強保全自己,最後落得“明亡首罪從哲”的評價,實在是無奈。
從哲本人有協調之才,辦事能夠集思廣益,為人老成大度,政治品德也不差,實在是一個循吏。如果在一個太平盛世,或許能做一個好宰相。但不幸遭逢此末世,他終於因為自己懦弱寡斷,不能匡正時局,使得大明走向沒落。
明朝滅亡,他作為任內種種危機逐漸爆發的首輔,當然有責任。但他畢竟已經盡了自己的力量,他的悲哀,大概就是被黨爭推上了自己不能勝任的寶座,而自己又無法離開吧。
當他終於能卸任的時候,想必他也鬆了一口氣,雖然即使如此這一次的退休生活也不會再和那十五年優遊林下的日子一樣輕鬆了。

方從哲其他評價

惠世揚:從哲獨相七年,妨賢病國,罪一。驕蹇無禮,失誤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蔑視憲典,罪五。阻抑言官,蔽壅耳目,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覆沒全師,罪八。徇私罔上,鼎鉉貽羞,罪九。代營榷税,蠹國殃民,罪十。
鄒元標:當時依違其間,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無以解人之疑。
谷應泰:時葉向高既去,方從哲獨相,庸庸無所短長。
張廷玉:從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
論者謂明之亡,神宗實基之,而從哲其罪首也。

方從哲親屬成員

兒子:方世鴻

方從哲主要作品

《乙卯召對錄》三卷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