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必卿

1917年12月23日，池必卿出生于山西省平定縣上莊村，青少年時代先後在上莊村小學、平定縣立中學附屬高小、平定縣立中學讀書。

1935年8月，考入太原市友仁中學。同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後，他積極投身於學校組織的抗日救亡運動，在進步同學的啓蒙和幫助下，參加了學習和宣傳新思潮的組織讀書會，閲讀了許多有關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通俗讀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他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敵救亡先鋒隊（簡稱“抗先”）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等進步組織，並擔任本校抗先隊隊長和民先隊小隊長，積極聲援“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正確主張。在抗日救亡運動中，他逐漸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領導抗日救國和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中堅力量，樹立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堅定信念。

1937年7月，池必卿加入中國共產黨。“七七事變”爆發後，黨組織派他回到家鄉平定縣組織游擊隊，並擔任中隊黨支部委員，開展抗日遊擊鬥爭。不久，同本縣的其他游擊隊武裝一起轉入晉冀豫交界的太行山區，進行開闢抗日根據地的工作，先後擔任北方局晉冀豫邊區和順縣委委員兼二區委書記、平（定）東縣委組織部部長、贊皇縣委書記、井（陘）獲（鹿）縣委書記、中心縣委書記 ^[10]  等職務。在上級黨委的領導下，他放手發動羣眾，建立遊擊武裝，發展新黨員，在基層普遍建立黨組織，擴大了黨的影響力和羣眾基礎。

1938年5月，為加強贊皇黨的工作，中共冀豫晉省委調池必卿任中共贊皇縣委書記，領導了著名的“紅五月”運動； ^[11]  10月，他到晉冀豫邊區黨校學習。

1939年2月，任晉東南農民救國總會主席兼黨組書記。

1943年2月，晉冀豫邊區改稱太行分局後，改任太行分局五地委委員兼農會主席。他組織力量開展調查研究，將深入貫徹減租減息政策，確定農民永佃權和清理舊債作為農救總會的工作綱領，為鞏固抗日根據地作出了貢獻。

同年12月，他到太行分局黨校參加整風，經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他懂得了在抗日遊擊戰爭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掌握了堅持思想領導、依靠積極分子，創造先進典型等走羣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懂得了深刻領會黨的指示和決定的重要性，認識到只有掌握了黨的指示決定的精神實質，並在實際工作中靈活運用，才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證。 ^[2] 

1945年5月，池必卿同志調太行分局二地委工作，先後擔任地委宣傳部部長、副書記、書記，領導開展新解放區的反奸反特、清算匪霸等鬥爭，摧毀舊政權，建立民主政權和農會、工會等羣眾團體。

1947年7月至9月，他參加了全國土地會議。他堅決貫徹中央指示，在解放區內，將原來實行的減租減息政策，改變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激發了廣大農民羣眾發展生產、建設解放區的積極性。他按照上級黨委要求，在本地區黨組織中開展整黨運動，使農村的基層黨組織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有了很大進步，黨同羣眾的聯繫更加密切。

1948年8月，他調任晉冀魯豫中央局晉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他廣泛動員翻身農民參軍參戰，發動人民羣眾在人力、物力、財力上支援前線，為解放晉中廣大地區作出了貢獻。 ^[3] 

1949年4月，太原解放後，池必卿同志擔任太原市委辦公室主任兼農村工委副書記，和市委其他領導一起着手恢復城市秩序和發展生產的工作。

同年9月，他調任榆次地委書記、行署專員兼軍分區政委，他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抓住工作中的主要環節，有效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的鬥爭和“三反”、“五反”運動，研究制定了改變山區農村落後面貌的農，林、牧全面發展的政策規定，並在工業生產中進行民主改革。

1952年3月，他調任山西省委委員、宣傳部部長兼省委黨校校長。他堅持宣傳教育工作必須為中心工作服務，必須與工農業生產實際相結合的指導思想，努力做好有關工作。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公佈後，他積極宣傳貫徹。

1954年9月，他調任第二機械工業部大同六一六廠（今山西柴油機廠 ^[8]  ）籌備組組長 ^[10]  、主任，負責籌備我國第一個坦克發動機生產基地。

1955年8月，他擔任山西省委副書記兼太原市委第一書記，積極穩妥地在太原市開展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6年至1963年，任省委書記，華北局書記。 ^[10] 

他擔任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期間，在分管工業生產的工作中，抵制日漸凸顯的急躁冒進傾向，克服“大躍進”對工業生產造成的破壞，和省委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堅決貫徹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方針，努力克服經濟困難。

1961年11月，他調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和華北局的領導同志一起集中精力抓工農業生產，在制定年度計劃工作中突出農業和市場問題，在農村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堅決克服各項工作中的“左”傾思想和錯誤做法。 ^[4] 

1966年8月，任北京市委書記； ^[10]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池必卿同志就受到衝擊。

1967年7月，在北京軍區支農支工小組協助工作。

1970年4月，任天津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黨的核心小組副組長。 ^[10] 

1971年6月，他再次受到“四人幫”的誣陷和迫害。

1975年5月，恢復工作後，任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二書記、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0]  他按照中央“要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在全區範圍內進行治理整頓。粉碎“四人幫”後，他積極參與領導了全區揭批“四人幫”罪行的鬥爭。 ^[2] 

1978年6月，池必卿同志調貴州省工作，先後擔任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9年1月，兼省政協主席；10月，任省委代理第一書記。

1980年6月，擔任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第一政委。 ^[10]  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進行政治思想上的撥亂反正，落實黨的幹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堅決消除派性；他堅決把全省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組織制定了富民強黔的發展規劃，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經濟增長率和經濟效益；他尊重農民羣眾的要求和意願，衝破重重阻力，在全省農村推廣“包產到户”、“包乾到户”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把土地生產經營權交還給農民；他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重視調查研究，經常深入地、縣和農村社隊，傾聽幹部羣眾意見，共商發展農業的政策措施；他重視黨員隊伍建設，加強黨內生活民主化，不斷提高黨員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水平；他重視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支持編修貴州地方史志，發展貴州旅遊事業，加強與其他省區的交流與合作。他在貴州主持工作的幾年間，全省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居樂業，為今後更好更快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5] 

1987年11月，池必卿同志當選為十三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0]  他積極參加中顧委的各項活動，積極為中央決策提出意見和建議，圓滿完成中央交辦的各項任務。黨的十四大後，他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他不顧年老體弱，經常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時刻關心黨和國家的發展事業，非常關心革命老區的經濟建設。他積極參加老幹部黨支部的學習活動，以普通黨員身份談思想，討論問題，體現出較強的組織紀律性。他堅持學習，筆耕不輟，將自己近六十年的革命活動進行回憶整理，撰寫出幾十萬字的《功在桑梓，情留大地》一書，給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生前就寫下後事從簡、不搞遺體告別、不開追悼會的遺囑，他與中顧委其他26位老同志向中央寫的《關於取消向遺體告別儀式的建議》的信，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池必卿同志是中共八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被邀列席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 ^[2] 

2007年11月17日，池必卿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