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右幫

唐代以後，隨着全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江西成為全國經濟重要區域。尤其是五代十國割據時期，危全諷入主撫州數十年，採取了保境安民，勸課農桑，招徠商旅的政策，使農業和手工業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呈現出“既完且富”的繁榮景象。

…士與工商，皆出四方以就利。……其貨之大者，摘葉為茗，伐楮為紙，坯土為器，自行就荊湖吳越間，為國家利。其餘紡織布帛，負販往來，蓋其小者耳”。北宋大文學家曾鞏之叔、南豐人曾叔卿，也曾多次前往景德鎮販運陶瓷，銷往淮北。

江西商幫最早興於北宋時期，當時江西地區人口達446萬，佔全國總人口的1/10，位居全國首位。曆元至明，江西的這一經濟優勢仍繼續保持，元初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江西人口達1400萬，江西地區在冊户、人口數分別佔全國的20.2%和23.3%。而江西地窄人稠，故民多棄農經商。

江西商幫以其人數之眾、操業之廣、實力和滲透力之強稱雄中華工商業，對當時社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1500多座江西會館和萬壽宮遍佈全國。在湖廣，有“無江西商人不成市”；在雲貴川“非江右商賈僑居之，則不成其地”。

江西在兩宋以後，由於得天獨厚，人傑地靈，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的先進地區。曆元至明，江西繼續保持這一經濟文化優勢。由於地產豐富，盛產糧食、茶葉、陶瓷、紙張、布匹、木材……繳納税糧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萬曆年代居全國第一。

明代江西商幫的興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強大的經濟基礎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經濟環境。江西明代的移民運動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擴張，使江右商幫在以後的幾百年稱雄中華工商業。江右商幫的興起，推動全國和江西經濟的繁榮，貿易的繁榮造就了江右商幫的輝煌：“瓷都”景德鎮名揚萬里；樟樹無藥，卻成為“藥都”有“藥不過樟樹不靈”之説；九江雄踞長江之濱成為當時極具影響的商埠，在當時江蘇一帶，市傳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以至於後來九江引起外國列強垂涎；商業繁榮，促進了江西各業的迅速發展，素有江南糧倉美名的江西，百業興旺。

江西商利用地理之便，同樣活躍於福建、兩廣地區。福建、廣東本地也有商幫，不過他們的貿易重點是在海上，而省內的山區地帶，基本上都是江西商人活動其間。明代學者王世懋發現，福建建陽、邵武、長汀等地的居民口音與江西口音相似，一經詢問，原來與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動及入籍有關。以盛產武夷茶著稱的建寧府為例，茶農茶商幾乎都是江西人，每年的早春二月，總有數十萬江西人來到這裏，“筐盈于山，擔接於道”，或做茶生意，或替茶商打工。金溪商人王善，“操奇贏之術，遊七閩，家乃大穰”，主要在福建經商；精於制墨的商人傅雲心，也將墨品運往福建一帶銷售。明末清初，建昌朱氏後裔及藥商富豪為躲避清兵的洗劫，紛紛隱姓埋名逃亡福建，大批藥業同仁踏上了“扎紅頭繩出去，纏絲線歸”（指明清少年用紅頭繩扎頭髮，老者褲子筒均扎絲線，喻少小離家學徒，老大錦衣還鄉），“走福建吃藥飯”的謀生道路，代代相傳，在閩入籍者不計其數，建昌會館遍佈福建。

廣東的主要城市廣州、佛山，江西商賈亦“人數殷繁”。廣東潮州、惠州等地棉紡業所需棉花，有一半左右靠江西商人從饒州、南昌等地運來。吉安布商有在廣州、佛山等地設立“粵莊”。臨川有個叫戴珩的商人，有親戚借了他6000兩銀子去廣東做生意，數年不返，戴珩親自去廣東索債，將討回的銀子全部買了書，僱船而運回來。船到贛州章江水關時，税官以為是貨船，登船徵税，結果一看，全是書畫。戴珩實際上是位老謀深算的書商，以索回的資金全部購書，可以逃避關税。連州、高州等地則有很多關於江西商人施放子母錢的記載。江西的典當商在廣東一帶也很活躍，他們“坐放錢債，利上坐利，收債米穀，賤買貴賣。”而且手法高明，常在當地農民稻穀揚花時節去施放利債，讓農民用新谷作為質押。等到收貨時，稻穀還未入倉，商人早已趕來，如數運走。江西商人還有很多因在廣東、江西兩地販鹽而大發其財：廣東歷來是有名的產鹽區，唐代以前，由於大庾嶺所阻，江西全省只能食淮鹽。但淮鹽產區遠離江西，尤其離江西南部較遠，而且又是溯江而上，運量受到限制，價錢奇高。加上遙遠的運途中日曬雨淋，鹽丁舞弊，摻雜夾沙，以至江西的食鹽既貴且差，民眾苦於淡食。大庾嶺道拓寬後，大餘、贛縣、南康等地江右商人便翻越梅嶺到食鹽廣東境內去販運，唐代以前江西專食淮鹽的格局打破。

稍遠一點的廣西桂林、柳州、潯州、太平、鎮安等地，來自江西的鹽商、茶商、木材商、藥材商也活動頻繁。尤其是梧州，地處左、右江會合要津，百貨往來，帆檣林立，其繁榮程度在清前期幾乎與漢口、湘潭比肩，江西商人在這裏所開設的商號林立。隆興二年（1164），廣西賀州知府秦某上奏説：“贛、吉、全、道、賀州及靜江府居民，常往來南州等處，興販物貨，其間多有打造兵器，出界貨賣者”。這位知州瞭解的情況，不僅是贛、吉商人在廣西經商，甚至還把生意做出國界。嘉定七年（1214）二月，廣西轉運判官陳孔碩奏道：“二廣州郡收販牛税，其來久矣。近因漕臣有請，始蠲罷之。然贛、吉之民，每遇農畢，即相約入南販牛，謂之‘作冬’，初亦將些土布前去博買”。長期存在的這種賣布買牛貿易，不僅滿足了兩廣民眾的需求，對贛州、吉安地區的紡織業、耕種業的發展都有利。

東北方向的江蘇、浙江和安徽三省。江西商人經贛江、過九江東下，或經玉山抵浙江，頻繁往來於江浙皖，主要做販賣生意，即將江西出產的稻米、大豆、瓷器、夏布、紙張、木材、煙葉、桐油、茶油、靛青等運往江浙皖，而將三省盛產的食鹽和絲、棉織品銷往江西。當時江蘇省城南京主要靠江西、湖廣的糧食供應，江西商人“歲歲載米依期而至”，賣米給南京人，又從南京人手中買回布匹。除南京外，江南許多城市和市鎮都缺糧食，江西商人活躍於金華、杭州、寧波、紹興、衢州、湖州、嚴州、台州等地。江西商人從事鹽業經營，一般都是較富裕商人，他們販鹽由廣信府的貴溪運往饒州府各縣。

江蘇揚州為江淮百貨的集散地，商賈摩肩接踵，據萬曆《揚州府志》記載，在揚州的各地商人，以徽商最多，其次是陝商、晉商和江右商人。正如《太平廣記》所説，江西盛產木材，而揚州到處海濱，木材短缺，將江西良材運至揚州，可獲數倍之利。實際上，除了木材之外，從江西沿着長江運往揚州的貨物，還有浮樑的茶葉、河口的竹編、南豐的蜜橘、廣昌的白蓮、南安的板鴨、都昌的銀魚、安福的火腿、餘江的木雕、吉安的樟木箱、景德鎮的瓷器、泰和武山的烏骨雞等等。到明清時期，兩地間的通商更加頻繁，而且以食鹽為大宗，鹽商扮演了物流中的主角。民國時人在《叢菊淚》寫到一個在兩淮做鹽商的江西商人：“彼姓魚的，著名江西老表，是行着票鹽的所謂山陽朋友。”清末揚州八大鹽商中，江西商人就佔了三位，分別是周扶九、蕭雲浦和廖可亭。

江北的盱眙、泗州，江南的南京、蘇州、杭州、衢州等，也都有很多江西商人在此開店設鋪或輾轉販運。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説，江西進賢人張權在蘇州開木器店，張應俞《杜騙新書》開篇也説“江西有陳姓名慶者，常販馬往南京承恩寺前三山街賣”，雖屬小説家言，卻反映出江西在蘇州、南京等地從事工商業者很多。白居易《鹽商婦》詩中也講到揚州某小家女，因嫁給了江西的大鹽商，此後“不事田農與蠶織”，“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過着奢侈的生活。《松窗夢語》第二卷説道，安徽廬陽“尤多藥物，江西、江南商賈鹹集聚焉”。唐德宗時，安徽九華山化城寺維修，江西商人大量捐款捐物。盛產藥材的山區，成為江西清江藥商的重要採購點。浙江山區多產苧麻、藍靛和竹紙，江西商人經常深入山區去採購。

元代江西行商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幽燕關陝、八閩兩廣、荊楚川蜀。江西的著名墨工南昌朱萬初、清江潘雲谷攜墨售於京師。貴溪倪文寶、鄱陽童某也以制毛筆為業，所制之筆也都遠銷至京城。

到了明代，張瀚《松窗夢語》説：“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西為夥，浙（江）、（南）直次之，閩粵又次之。”在京江西商以瓷器商、茶商、紙商、布商、書商、藥材商為多。江西書商中，以撫州人居多。北京故宮、圓明園、頤和園等中華古建築的設計建造者為江西雷氏家族。

據統計，明代各地在北京的會館大概有41所，其中江西有14所，佔34%，居各省之首。明代江西在北京的會館最晚在永樂時就已經出現。乾隆《浮樑縣志》上説：“（本縣）京師會館二所。（其一）在北京正陽門外東河沿街，背南向北；其一在右，明永樂間邑人吏員金宗遜鼎建，曰‘浮樑會館’。”其他還有如始建於嘉靖中期的南城會館、廣豐會館等。這些會館，有相當數量為商人所建或士、商合資共建。清光緒時，北京有會館387所，江西為51所，佔12%，比重雖少於明朝，但仍為各省之最。

江西商幫稱雄於明清兩朝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社會原因

（1）水運發達，交通便利。

（2）吃苦耐勞，艱苦創業。

（3）物產豐富，技藝精湛。

（4）科舉盛行，官宦支撐。

（5）講究“賈德”，注重誠信。

從江西出去闖的人和商人，為了能在當地生存，他們必須團結，共同抵禦外部的侵害。“客商之攜貨遠行者，鹹以同鄉或同業之關係，結成團體，俗稱客幫”。這裏所説的“客幫”，是指明清時期地域性商人的組織結構和經營方式。在江西商幫中，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壟斷性行業，二是同一行業的同鄉或同族小團體，三是因同鄉或同業關係結伴而為的個體商販的臨時性結合體，

江西商人在長期的經營活動中逐漸的形成了自己的活動準則，有一些初看起來是成功商人共同的特點，但是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又可以感覺到這些東西在江西商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

1. 講究忠孝。

2.講究信用。

3. 講究和氣生財。

4.把握市場行情。

5. 講究白手起家，從小業做起。

6. 講究團結互助。帶有一定的壟斷性。

7. 講究回報家族、家鄉。

遍佈四方的江西商，只要具備了一定的財力，不約而同地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造萬壽宮。萬壽宮，就是“江西會館”，也叫“江西廟”，“江西同鄉館”，“豫章會館”。

分佈各地甚至海外的江西商，只要有實力，都會建起這一江西商幫獨有的標誌。無論是大富還是小康，無論是抱團還是獨行，都忘不了江西人祖先的文化偶像——許真君。有一些江西商人長期在外，甚至是幾代人都在外省生活、工作，他們之中有的人從沒有回過江西，也不會講江西話了，然而當地人還是把這些長期在外的江西商人和他們的子孫稱為江西商人，這是為什麼？我們認為這個歷史的、民俗的、道德的、宗教的現象值得探討。古時江西作為傳統儒家文化的大基地，江西商幫自然會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敬仰那些為民除害、清正廉潔的英雄，而生性聰穎、治病救人、為官清廉的許真君，便受到百姓的愛戴。當時有民謠稱“人無盜竊，吏無奸欺。我君(指許真君)活人，病無能為”。許真君死後，江西人為了紀念他，便在他的故居建立了“許仙祠”，自明初以來，在各省省會以及京都幾乎都建有萬壽宮，在全國城鄉可説是星羅棋佈。天津的萬壽宮，建在鬧市區，其規模與南昌的萬壽宮不相軒輊。漢口的萬壽宮，是一個佈局嚴謹、錯落有致的龐大建築羣，其色彩之富麗，雕刻之精細，為南昌萬壽宮所不及，屬武漢鎮翹楚性建築。雲南省由北向南，直抵滇緬邊境，萬壽宮比比皆是。就連贛閩交界，峯嵐如攢的邊遠山城長汀縣裏也有一座萬壽宮，抗日戰爭期間成了流寄到此的夏門大學的臨時校舍。萬壽宮建得最多的是四川省，共有300多個，北京的江西會館（萬壽宮）從明初的14所，到清光緒年間增加了51所，佔北京387所會館的13%。萬壽宮是贛商的標誌，也是江西商幫財富與實力的象徵。萬壽宮既為旅外鄉人開展親善友好，祭祀活動的場所，又是商人、待仕或者下台文人們議事與暫住的地方，壯觀、雄偉的萬壽宮建築顯示了江西商幫輝煌。　萬壽宮的功能具體來説，主要有：

（1）議事場所。

（2）舉辦公益慈善事業場所。

（3）朝拜、祭祀場所。

（4）商業中介所。

（5）集資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