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説

曾運乾（1884～1945），湖南益陽人，字星笠，晚年自號棗園，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國學大師、傑出的語言文字學家 、音韻學家、教授。 ^[3] 

曾氏以音韻學名家，擅長運用聲音、訓詁、詞氣推求古代典籍， ^[4]  楊樹達《曾星笠傳》高度評價其學術成就，認為：“以湘學論，近數百年一人而已。” ^[5] 

曾運乾先生學識淵博，上自諸經子史 ^[3]  ，下至聲韻訓詁天文曆象樂律及傳統數理，無不通曉 ^[6]  。而尤邃於聲韻。其一生治學精審，“不苟為一言半語”，所著《尚書正讀》、《毛詩説》、《聲韻學》、《喻母古讀考》、《聲學五書敍》、《説文轉註釋例》等，皆亙古不易之作。 ^[3] 

《毛詩説》內容包括對《詩經》基本問題的論説和對《風》、《雅》、《頌》各類詩篇的解讀、重要詩句的訓釋，以解説詩意、講明訓詁為主。《詩經》研究成果眾多，最有代表性的著述有漢代毛公《傳》與鄭玄《箋》，唐代孔穎達《毛詩正義》，宋代朱熹《詩集傳》，清代胡承珙《毛詩後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陳奐《詩毛氏傳疏》、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等。曾運乾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前人訓解《詩經》的成果作了繼承與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採擷。無論是詩篇的理解還是詩句的訓釋，曾運乾都注意吸取前人的意見，徵引所及，既有《詩序》、毛《傳》、鄭《箋》、孔《疏》中的成説，也有朱熹、胡承珙、馬瑞辰、陳奐、戴震、王念孫、王引之、魏源、王先謙諸先儒及同時學者如楊樹達等人的新見，其中擷取朱熹、胡承珙、馬瑞辰、王先謙四家之説尤多。因此，《毛詩説》將歷代解《詩》的精華彙集在一起，提供了十分豐富的信息，是一部簡明扼要的《詩經》讀本，正如周秉鈞所説：“經過先生的篩選，這些材料可以説都是精華，這對後學來説，無疑是很寶貴的。”

其二，疏證。對於前人尤其漢唐學者訓解《詩經》的正確意見，曾運乾從音韻、訓詁、文獻等角度作了很多疏通證明的工作，進一步闡明前賢解《詩》的依據或來源。例如，孔《疏》在解“詩”之名義時，引《禮記·內則》鄭注“詩之言承也”，認為“詩”可訓“承”，曾運乾對此訓釋作説明：“‘詩’屬審母，古音在咍部；‘承’屬禪母，古音在登部。審、禪音近，咍、登陰陽對轉，故‘詩’得訓為‘承’也。今按：凡為詩者，必先有所觸動，《樂記》所謂‘凡音之動，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孔氏《正義序》雲：‘六情靜於中，百物蕩於外，情緣物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於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於詠歌。’據此，則‘詩’之訓‘承’，承受外來之觀感乃為詩也。”他先根據音韻學原理説明“詩”可訓“承”，再引《樂記》等説法表明“詩之訓承”的意藴所在，從音、義兩個層面作了十分清楚的解釋。又如，《秦風·權輿》“夏屋渠渠”，毛《傳》訓“夏”為“大”，未解“屋”字，王肅述毛徑稱“大屋”，指屋宅言，孔《疏》斥其非，鄭《箋》“屋，具也”，孔《疏》以為是出自《爾雅》的正訓，馬瑞辰徵引《周禮》、《儀禮》和《史記》等記載作了論證，曾運乾又從聲韻學的角度加以疏證：“‘屋’得釋為‘具’者，‘屋’為謳攝入聲字，‘具’為謳攝，音本相近。‘屋’在影母，‘具’在見母，聲亦非遠。”再如，《召南·行露》“謂行多露”中的“謂”字，鄭玄如字讀，馬瑞辰不以為然，根據《詩經》句法，指出“凡《詩》上言‘豈不’、‘豈敢’者，下句多言‘畏’”，又引《釋名》、《説文》之訓及《左傳》杜注，提出“謂，疑‘畏’之假借”，雖依據充分，仍作猶疑之説，曾運乾則根據聲近假借的原理，作了補充論證：“謂，於貴切。畏，於謂切。聲近假借。”

其三，糾改。凡遇前人解《詩》失其本意，或訓詁不能安妥，曾運乾大多依據《詩》義重加闡釋，對關鍵字句另作訓解，對前人闕失進行糾謬正訛。例如，朱熹針對《詩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云云，批評説:“《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其實，孔《疏》早對“國史”二字詳作解説，指出“苟能製作文章，亦可謂之為史，不必要作史官”，曾運乾針對朱子這一疏失，強調説：“國史為國中之曉書史者，不必為國家史官也。”又如，《召南·草蟲序》説“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詩中首句又説“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毛《傳》解為“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鄭《箋》也説“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都認為詩篇是寫大夫之妻于歸之事，譽其謹守禮節，如孔《疏》所釋“經言在室則夫唱乃隨，既嫁則憂不當其禮，皆是以禮自防之事”，曾運乾不認同這些説法，提出一種新的解讀：“按:生物之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雖同類而異種，諒為草蟲所不受。喻男女結婚而後，非其配偶，則雖有誘惑，亦不之從。古詩所謂‘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也。是之謂‘能以禮自防’。毛、鄭均未能得其解。”毛、鄭等讀《序》“大夫妻”為大夫之妻，曾運乾則讀“大”如《公羊》“君子大居正”之“大”，認為《草蟲》借蟲類來興喻人類，主張已婚男女應當遵禮守身，自覺抵制誘惑，不濫交媾，這種針對社會大眾的教化，較之毛、鄭僅就卿大夫之妻而立説，顯然有所超越。至於不以《詩序》為然的朱熹稱詩中“未見以禮自防之意”，主張以民間歌謠解《詩》的近人宣稱此詩是寫男女野合，與曾運乾的解讀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再如，《行露》“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鄭玄以“家”為“室家”，解此句為“今強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曾運乾認為鄭《箋》不妥，另作新解：“家，謂家資也。《禮·檀弓》‘君子不家於喪’，即‘不資於喪’也。《書·呂刑》‘毋或私家於獄之兩辭’，即‘毋或私資於獄之兩辭’也。《莊子·列禦寇》‘單千金之家’，即‘單千金之資’也。鄭《箋》謂‘似有室家之道於我’，義太迂曲。古制，獄訟必先納貨賄於官，見之於《周禮》可證。”《行露序》明言“召伯聽訟”，曾運乾從古代獄訟制度索解，對“家”字作了正確的訓解。

曾運乾還對《詩經》作了不少全新的解説與訓釋，使《毛詩説》成為一部勝義紛披、質量上乘的學術著作。例如，《邶風·日月》“逝不古處”，毛《傳》“逝，逮”，鄭《箋》解為“及”，視作實義詞，朱熹認為是發語詞，馬瑞辰從之，並作補證，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九也有專條論及，糾毛、鄭之失，曾運乾則另作新訓：“按：‘逝’為‘誓’之假借。《説文》：‘逝，往也。一讀若誓。’此以讀若明假借之例。《魏風·碩鼠》‘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韓詩》正作‘誓’。本文‘逝不古處’，言誓不以故舊之情相處也。”又《碩鼠》“逝將去女”，鄭《箋》“逝，往”，曾運乾再次提出：“‘逝’為‘誓’之同聲假借字，或解作助詞者，非。《説文》：‘逝，讀若誓。’以讀若明假借也。《小雅·杕杜》‘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易林·益之鼎》作‘期誓不至，室人銜恤’，言家書之到，約期設誓，以為必至而竟不至，使我每為優也。此‘誓’、‘逝’通作之證。”曾運乾以同聲假借訓“逝”為“誓”，並有《韓詩》、《易林》異文為佐證，言之成理，足備一説。曾運乾對《詩經》開篇“關關雎雎，在河之洲”的解説，最能代表他解詩的新穎與獨特：“《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謂其雌雄之不乖居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雲：‘不乖居，言不亂耦也。或改乖為乘，以合《列女傳》，非。’《正義》：‘夫婦有別，則性純子孝，孝則忠。’今案：孔穎達‘性純子孝’之説，原於鄭康成。鄭君於《禮·郊特牲》‘男女有別而父子親’，釋之雲：‘言人倫有別而氣性醇也。’又於《禮·昏義》‘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釋之曰：‘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蓋男女無別則亂升，而淫僻之獄以起；男女無別則受氣性雜，而媢妒之氣不仁。近詒儕輩爭色之憂，遠詒種族窳劣之敗。故古語謂夫婦有別而後父子有親者，非謂嫁娶定民始知母知父也，直謂嫁娶定而後人道立、種性良也。胎教之理，優生之學，人道之始，忠孝之基，非毛、鄭，其誰知此乎?”自從毛《傳》提出“鳥摯而有別”之説，據以發明“后妃説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之義，歷代儒者無不從維護綱常倫理的角度論説《關雎》的教化意義，曾運乾卻獨闢蹊徑，從建立人道的倫理視角和優生優育的科學視角抉發詩意，其新穎別緻令人歎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