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公共行政

比較公共行政是指立足於變化中的全球政治圖景和比較公共行政的最新進展，對現代民族國家的政府官僚機構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既分類研究了發達國家的“古典”的行政體制和“變異”的行政體制，又分類研究了發展中國家的官僚主導的行政體制和政黨主導的行政體制，並對每類行政體制的代表性國家的行政組織、高級官僚、行政與政治的關係進行了深入分析。

此外，還對比較公共行政的演進歷史及比較政治科學、發展行政/管理和比較公共政策等密切相關的學科，對官僚制概念、文官制度的結構類型、行政生態環境、裏格斯的“稜鏡”模式、普適性公共行政的構建、政體類型和官僚組織類型的對應關係，對國家行政制度的歷史淵源以及與制度轉型概念相關的現代化、發展和變革等概念也都做了相關分析。

比較公共行政研究在許多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進展，這些領域包括公務員改革與人事行政、比較公共行政官僚、比較公共預算與財政管理、政府間關係與地方政府及新公共管理改革的比較等等。 ^[2] 

這種比較研究框架與基於地區範圍的傳統比較公共行政研究差別最小，這種比較公共行政的研究框架主要是把人事管理、衞生和農業計劃等傳統公共行政管理主題的研究從特定國家的行政體系擴展到各個國家行政體系之間的比較，除此之外，這種“修改的傳統型比較行政研究”還包括許多從根本上對西方發達國家公共行政管理進行的制度比較，這種比較研究所強調的是它們在中央政府的組織安排和文官系統方面的差別。

評價：海迪認為，儘管這種類型的比較研究不斷地在進行，並且也常常會取得一些有用的研究結果，但是一直以來，很少有人將這種比較研究框架視為最有前途的比較研究模式。

這種研究強調的是人們希望集中關注改進發展中國家的行政能力。發展行政研究的一個目標是把比較公共行政研究的範圍從西方發達國家擴展到以全球為基礎；另一個目標則是幫助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滿足它們建設和發展自己國家的需要。

評價：“發展”這個概念含糊不清，而且它具有多維性，發展行政是一個缺乏明確邊界和學科精確性的論題，它所涉及的實用問題可能需要集中所能蒐集到的各種分析技巧和才能方可解決，發展行政研究內容有限。這種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基本研究範式的吸引力也隨之減弱了。

這種比較研究框架的倡導者就是著名行政生態學家弗雷德·裏格斯（Fred Riggs）。由於裏格斯一直都十分偏好一般系統論，所以這種比較公共行政研究框架所依據的概念認為，比較公共行政研究必須是以對整個社會的比較分析為出發點，然後才能接着對諸如政治系統及其行政子系統這種社會部門的研究。

裏格斯提出了一個從兩個方面——整合度與分化度——來刻畫社會的框架，所謂整合是指該社會中各構成結構之間的協調合作，而分化則指的是這些結構的細分程度以及這些結構的功能特性。由於裏格斯受到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社會學家的影響，所以他提出了把稜柱型社會模型及其構成要素作為認識當代民族國家特別是那些欠發達國家行政特徵的手段。

所謂“中層理論”，它是相對於宏觀抽象的宏大理論和微觀具體的經驗事實而言的，作為一種研究方法論，它最早是由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在20世紀40年代與其老師帕森斯論戰時提出來的。

默頓認為，在社會學中尋找一般社會行為的規律是徒勞的，社會學研究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無事實的概括和無理論的事實，而應該努力找出紮根於研究或觀察並切合實際地限定其應用的解釋，這種解釋處於對日常事件的觀察與包羅萬象的統一理論之間，即中觀研究理論，這種理論的作用就是要連接宏大理論與經驗事實之間的鴻溝，在微觀具體與宏觀抽象的中間位置建立起一種中介。因為，沒有理論和調查研究之間的交替作用，理論性方案依舊只能是僅僅具有啓發性作用，但卻經不起反駁的概念堆積；同樣，經驗性調查也只能停留在不完整、無條理的層次，對知識的增長毫無作用 。

中層理論一方面可以在較低的抽象層次上將經驗事實表達出來，另一方面還具有進一步綜合為總體理論的潛力。 ^{[2]  [3]} 

城市化與工業化---社會問題與政治問題—矛盾

1887年，威爾遜《行政學研究》：政治與行政分開

1900年，古德諾《政治與行政》：政治與行政分離

1926年，懷特《行政學導論》

魏勞畢《行政學原理》

比較公共行政的專著大量出現

1962年，比較行政小組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

工具或技術傾向性；結構傾向性（西方的組織形式被認為是公共行政組織結構的典範）

缺乏統一的研究範式

二次大戰後陸續出現的許多新興獨立國家移植了其殖民地宗主國的政治（包括行政）經濟體制，但這些體制卻帶來了混亂與災難。對這一現象產生原因的思考使人們開始注重環境及文化傳統的作用，並最終導致了行政生態學的產生。“如何建立符合自己國家發展要求的體制”這一問題的思考則使許多國家開始了探索本國發展模式的歷程，從而使得世界的行政現象更加複雜多樣。這些都促進了行政學家對世界各個國家的行政現象進行比較研究。

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霸主，不斷對外進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擴張。為使這種擴張順利進行，取得更大的“收益”，美國國內掀起了研究世界各國及區域問題的熱潮。政府、軍隊、商界、文化團體等各種組織紛紛慷慨相助，推動了比較研究的發展。比如，美國公共行政學會1960年建立的比較行政學研究小組，就因得到福特基金會的大筆資助而發表了大量的論文和著作。

一是傳統行政學主要以西方國家為對象，二戰後，當人們把視野從西方轉向世界，發現原有的理論無法解釋豐富的行政現象。為了推進行政學的發展，行政學家們自然地選擇了比較研究，想從中找出新的共同規律。

二是二戰後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飛速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技術，各種新興學科、邊緣學科不斷出現，從而推動了比較公共行政學的產生。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比較研究方法和行為科學。戰後科技革命帶來的“信息爆炸”使“比較方法”成為人們共同的選擇，人們試圖從大量現象中找出異同、總結規律。這種傾向也影響了行政學的研究。行為科學強調要研究事物發展運動的背景、動機、過程及環境的影響。受此影響，公共行政學研究也開始注重考察環境與各種行政現象間的關係。 ^[5] 

比較公共行政研究的目的在於為人們比較分析當代民族國家的公共行政系統提供一個入門的工具。

一方面，從公共行政學的學科發展來看，那些試圖構建行政科學的人們已經認識到，行政科學的構建在某種意義上取決於我們能否成功地就行政行為來確立超越國家邊界的命題。

羅伯特·達爾（Robert Dahl）評論道：“我們一直忽視公共行政比較研究。如果不對公共行政進行比較研究，那麼宣稱建立公共行政科學顯然就是空中樓閣。人們也許可以想象美國公共行政科學、英國公共行政科學、法國公共行政科學，但是，是否會有一門基於一組普遍原理基礎之上，不依賴各國特殊背景的公共行政科學呢？”

另一方面，對跨國界的公共行政實踐進行比較研究，對於更加深入地認識不同民族國家的行政特點進而相互借鑑彼此的成功經驗，也不無益處。因為世界各國和各區域之間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性使得對行政行為的理解比過去重要得多。

在某個或某些國家發展起來的行政手段在另一個或另一些國家也可能會具有借鑑和採納的價值。也許人們很容易看到西方發達國家的行政模式在新獨立的民族國家所產生的重要影響，然而，一些所謂的大國也越來越關注起源於一些小國家的行政方法了。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