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時工人黨

比利時工人黨起源於20世紀6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成員主要來自魯汶天主教大學熱心工人運動的激進學生。他們認為當時的比利時共產黨在政治上已轉向了修正主義，投靠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懷抱。

1970年10月5日，一份名為《所有權力屬於工人》（AMADA/TPO）的報紙創刊，同時一個同名新黨建立。AMADA/TPO成立之初，努力尋求與學生運動中的馬克思主義者聯合起來，積極開展捍衞民主權利、為新移民爭取合法權益、反對建立職業軍隊的鬥爭，經受了1970~1973年此起彼伏的比利時罷工鬥爭的洗禮。但作為新生政黨其不成熟性也在鬥爭中逐漸暴露出來，比如源於學生運動的組織混亂、無序，政治宣傳空洞、脱離日常生活實際等。因此，AMADA/TPO從1976年開始努力糾偏黨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改正傳統工會“無用論”等錯誤認識，在具體問題上與工會開展共同行動、構建聯盟陣線，關注環境保護，積極支持城市生態化，以一種自我批判精神尋求實踐突破。

1979年11月4日，在AMADA/TPO組建近10年之後，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並正式更名為比利時工人黨（PTB/PVDA）。大會通過了工人黨首個黨綱，強調以社會主義為發展目標，同時制定了實現社會進步、民主、和平和民族獨立的最低綱領。

1983年召開黨的二大，工人黨在意識形態和組織層面重申政治原則，強化組織核心，維護黨的“幹部黨”形象，對黨員身份的要求也更加嚴格。

1988年，工人黨三大對黨在20世紀80年代的工人鬥爭進行總結，積極支持工聯主義，呼籲工會團結。但總體上看，這一時期工人黨未能將其在勞工運動中的號召力轉化為有效的選舉支持，其在全國大選中支持率一直未能突破1%，在制度層面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在1989~1991年面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比利時工人黨內部自我解散聲音不絕於耳的關鍵時刻，工人黨於1991年召開黨的四大，首次對社會主義國家劇變及其後的新世界秩序進行了深入分析，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對蘇聯的負面評價，以至於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工人黨甚至被稱為“不加批判的蘇聯史捍衞者”。

1995年，工人黨五大嘗試對以往政策進行反思，呼籲黨的幹部要有更大的責任感，進行更多的政治和策略努力，糾偏黨的官僚主義傾向以適應新的社會現實。這次代表大會更多聚焦黨自身，既未對柏林牆倒塌6年後的政治形勢進行分析，也未對新形勢進行批判性反思，而是繼續“剪貼”過去的運作原則，沒有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形成新綱領，也沒有重新制定適應新環境的新戰略。工人黨對這一狀況的自我評價是“思想尚未成熟到發展出新方法”。

在1998年黨的六大上，工人黨繼續堅持內顧型政策導向，從而導致在組建近30年之後，工人黨在1999年大選中遭遇歷史性挫敗，黨的支持率僅為0.6%，工人黨因而處於內部危機爆發的邊緣。

圍繞1999年選舉失敗，工人黨領導層進行了深刻反思，認為這是過去幾十年錯誤戰略累積的結果。工人黨在黨的支持者中進行了廣泛調研，結果顯示黨的優勢在於擁有鬥爭精神、富有理想、勇於承諾、保持着工人階級政黨的鮮明特徵，但宗派主義、思想僵化、教條主義、口號化、樂於説教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黨的發展。

受奈格里和哈特等後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工人黨傾向於進行反對美國侵略的鬥爭，致力於組織激進的反戰聯盟，而很少關注日常生活問題。這一戰略使工人黨進一步陷入發展低谷，在2003年大選中，黨的支持率再創新低。這一狀況也導致黨的領導層面臨嚴峻危機，反對黨的發展戰略的多數黨員，激烈抨擊黨的領導層“左”傾、教條化，缺乏對物質議題的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工人黨發生分裂，一些傳統路線的支持者被開除出黨，以青年幹部為主的新領導層組建起來。此後，黨的路線逐漸發生改變，開始轉向圍繞日常生活需要的鬥爭，黨的“更新運動”隨即開啓。

2005年，工人黨積極參與比利時反對養老金改革的10萬人遊行示威，在工會運動中重獲聲望，數百名工聯主義者入黨，極大地推動了黨的“更新”運動，這也被視為工人黨從“幹部黨”向“成員黨”轉型邁出的重要一步。路線的改變也使工人黨在2006年市政選舉中取得了一些實質性進展，對党進行“重新定位”的呼聲在黨內越來越高。2008年，工人黨召開“更新代表大會”，制定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全新發展路線。 ^[2] 

在2010年6月的大選中，比利時工人黨的選舉成績有了一些進步。在荷語區，它得到了1.3 %的眾議院選票和1.4 %的參議院選票。

在2019年5月舉行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工人黨的支持率從3.5%快速增至8.7%，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歐洲議會席位，在此次選舉成績普遍下滑的歐洲激進左翼政黨中表現搶眼。在同月舉行的比利時地區議會選舉中，工人黨在弗拉芒、布魯塞爾、瓦隆分別獲得6.6%、12%、13.5%的支持率以及4個、11個、10個議席。在比利時全國議會選舉中，工人黨更是史無前例地在聯邦議會獲得12個議席，在參議院獲得4個議席。這樣，工人黨的議席數從2014年的8席迅速上升至41席，在全國有當選代表的12個政黨中位列第五。 ^[2] 

比利時工人黨主張堅持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其黨的立黨之本，強調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基本著作非常重要，要重視學習、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基本著作。為此，該黨採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分多個不同的層級、多側面、多方式推進和實施馬克思主義教育計劃。

比利時工人黨在自己的黨章中明確界定其性質是工人階級政黨，在爭取和推進社會改革與變革的鬥爭中，工人階級是根本性的力量，工人階級中存在着不同的階層。該黨強調要注重大工業生產線和經濟的關鍵部門，這些大型生產部不但是經濟鬥爭的堅強堡壘，而且是經濟鬥爭的關鍵所在。

比利時工人黨認為社會主義不會從天而降，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長期衝突的必然結果。該黨認為實現社會主義要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工人階級必須做好準備，其二是形勢必須成熟，他們認為，今天離實現這兩個主客觀條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 

在整個80年代，工人黨積極參加了眾多抗議運動，比如反對比利時政府的緊縮政策、工廠倒閉、企業裁員，支持1985年英國煤礦工人反對撒切爾夫人關閉礦場的罷工行動，支持尼加拉瓜、南非、薩爾瓦多等南方國家的解放鬥爭，等等，這使得工人黨在工會和社會運動中的影響力不斷攀升。

1989年至1999年，在這10年中，與思想理論滯後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工人黨現實鬥爭的穩步推進。從反對伊拉克戰爭等系列新的侵略戰爭，積極支持和平運動，到反對種族暴力，抗議新法西斯主義組織興起，發起合法居住5年後自然獲得公民地位、持續了兩年多的“479917個簽名目標”的請願運動；從作為國內唯一反對《馬斯特裏赫特條約》限制性條款的政黨，組織反歐元運動，到積極實踐“到人民中去”思想，參加各界的反政府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抗議示威，支持比利時前殖民地的民族主義和革命力量，工人黨的社會聲望不斷提升。

在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後的歐債危機中，工人黨積極參加反緊縮街頭行動，發起向富人徵税運動。伴隨右翼民粹主義和分離主義的興起，作為比利時的全國性政黨，工人黨積極支持“拯救團結”運動；2014年發起反對“昂貴能源”運動，推動政府削減了電費增值税；發起“紅即新綠”運動，推動氣候問題成為體制性議題。此外，在2010年後阿拉伯地區的政治動盪中，工人黨作為比利時唯一反對西方干涉利比亞和敍利亞的政黨，發起了大規模支援難民的團結運動。這些鬥爭和行動進一步擴大了黨的社會影響力。 ^[2] 

為了學習、宣傳和堅持馬克思主義，比利時工人黨在實踐中常設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不斷辦好和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雜誌。該黨馬克思主義研究所主要出版物是季刊《馬克思主義研究》，該刊旨在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分析當今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定期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介紹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解決當今問題。同時，該黨《團結》雜誌和黨的網站也在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方面發揮着重大作用。

維護工人權益是比利時工人黨工人階級政黨性質的一個重要體現。2003年以來，比利時工人黨一直強調將工廠工人作為自己的政黨力量基礎。2014年11月的10萬人全國性工人大罷工、2015年10月的首都布魯塞爾鐵路員工大罷工、2016年10月的全國大罷工等這些以反對財政緊縮為主題的罷工活動，都有比利時工人黨的參與和推動。

關於不斷推進實現社會主義，比利時工人黨也有自己的措施。近年來，該黨不斷舉辦國際共產主義研討會，這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共產主義政黨的重大集會之一。該會的一項重要使命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推進不斷實現社會主義。 ^[1] 

工人黨自2019年5月以來在議會選舉平台上發起的爭取最低1500歐元退休金運動，也在很大程度上彰顯了黨的影響力。工人黨的目標是圍繞該議題提出一項公民倡議法。在工人黨的積極動員下，僅僅幾個月間就吸引了10萬多人簽名。 ^[2] 

比利時工人黨原初的思想意識形態之一源於毛主義，這使得該黨與中國天然親近與友好。該黨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中國一方面堅持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不固守馬克思主義而不斷髮展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值得比利時工人黨學習和借鑑。該黨肯定中國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發展，高度認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成就。同時，該黨還認為中國共產黨始終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視為奮鬥的最終目標，這是值得推崇的。 ^[1] 

青年運動（COMAC）是該黨在青年中開展的活動。青年運動旨在吸引年輕人蔘與到社會主義運動中來，不斷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逐步形成和準備黨的後備力量。該黨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項目還有11所人民藥物中心和2個進步法律事務所為人們提供的免費的基礎衞生保健和法律服務。2010年以來，《團結》雜誌和《人民藥物》雜誌每年都組織一次隆重的節日聚會，這是該黨世界性的以“團結”為核心的節日活動。這些活動增強了比利時工人黨的吸引力，推進了比利時的社會主義運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