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大會

武俠小説普遍有這樣一個特點，即它的個體性，敍述單一英雄人物的成長過程，讀者作為個體的閲讀，追求個體的心靈滿足，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越濃，個體的形象就越突出，讀者就越能接受。

這也是武俠小説之所以長期火爆的原因之一。

然而，金庸先生從第一部小説《書劍恩仇錄》開始，就已然在試圖突出武俠羣體----團隊的力量了。有評論説，陳家洛是個失敗的藝術形象。老趙以為，如果從「羣戲」的角度來理解，陳家洛其實不「失敗」。《書劍》是「羣戲」，主角是紅花會，而不是一個人或兩個人。紅花會一共有十四個「當家」，金庸先生為了渲染羣體合作，每個人都着墨濃郁，必然會弱化主角的感染力。

隨後的《碧血劍》，羣體力量的描寫變得重要起來。比如袁承志在武林大會上被推選為七省武林盟主，率領羣豪抗擊清軍，並大獲全勝，就是武林各派合作的成果。也正是有了這兩部小説的創作嘗試，金庸先生才最終完成了郭靖和張無忌這兩個尤其注重羣體合作的藝術形象的塑造。

常識告訴我們，世界存在很多問題，但歸結到一點還是合作問題。為什麼要合作，如何去合作、去發揮合作的效能，如何規避解決合作中的不利因素，等等，這些問題都可以從金庸先生虛構的「武林大會」中找到答案。

武林大會場地(9張)

武俠世界裏的武林大會，説到底還算不上一個具有完全意義的組織，充其量是個鬆散型的協作機構，選舉出一個武林盟主來行使發號施令的職能。袁承志、郭靖、張無忌等人都曾通過武林大會當選過盟主。

任何組織的存在，不外乎三種結構：競爭性結構，成員間的關係互相對立。日月神教的任我行比較偏好這種模式，讓手下人互相競爭，互相制衡，以實現駕馭之目的；個別化結構，成員間關係互相獨立。如五嶽劍派，在未合併前，各個山頭就是互相獨立的；協作結構，成員間協同工作並共同分享成果。全真教是例子，雖然王重陽之後，再無傑出人物，但羣體力量依然不可小覷。

從大勝關英雄會開始，郭靖舉辦過兩次武林大會，兩次都超乎尋常的成功。原因在於，首先，大會宗旨很明確----發揚武林同道的羣體力量，守衞襄陽，保境安民。在這面旗幟的號召下，着實聚集了不少英雄豪傑。其次，黃蓉是丐幫領袖、東邪繼承人，郭靖自己與全真教的淵源等等，都使得江湖各派在合作中的不利因素被儘可能忽略，合作效能也得以充分彰顯。

試想一下，如果僅憑郭靖夫婦，又怎能對抗蒙古數十萬大軍。

實踐證明，合作共贏才是一個組織的最佳存在形式。

合作共贏的道理其實人人都明白，但實施的結果卻往往大相徑庭。這是因為，影響合作效率的內在和外在因素實在太多：

主體因素----合作態度、習慣、心理傾向，個人參與合作必需的自身素質、能力和知識水平等。主導因素----合作的觀念、組織合作的能力、調控合作的進程，及有效評價合作情況等。最主要的一點則來自於技術層面的因素，如合作小組的搭配、合作問題的設計、小組內成員的分工及溝通技巧等。

我們從少林派舉辦的屠獅英雄會來分析。

合作主體成昆和參會各派，初衷並非是出於羣體合作，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是來搶奪屠龍刀的。這次大會的組織形式，正是第一種的「對立」模式，以至於許多豪傑血濺當場。當蒙古兩個萬人隊圍攻少林寺時，屠獅英雄會的合作主導因素髮生了戲劇性變化，羣雄之間從互相對立與仇視轉而開始同仇敵愾地合作，張無忌曾經無數次努力卻無法實現的合作局面，瞬間就實現了。

從技術層面來看，張無忌得到了《武穆遺書》，設計全殲蒙古一個萬人隊，使得武俠羣體力量的爆發力在此次大會中得以充分顯現。

張無忌之後，比較像樣的武林大會再未出現過，《鹿鼎記》中的「殺龜大會」，原本也還可以説説，只是被鄭克爽那小子一顯擺，整個兒掉價了。

按照韋小寶的想法，用時髦話來形容，那就是「不要太前，我不想追隨；不要太后，我不想超越；結伴而行，永遠做朋友。」

不做雞頭，不為牛後，風雨同行，合作為友。

愚以為，韋小寶的這種合作理想，更符合如今商道的現實，使員工之間、企業之間的合作變得更加有「法」可依----人們普遍渴望建立的夥伴友誼。

根據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分析，當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得到滿足後，人們渴望得到歸屬與愛。武俠小説中的羣體力量，正是俠客們尋覓歸宿與愛的最後場所，也就是邊緣社會提倡的「抱團取暖」。

金庸先生在他的許多小説裏均試圖告訴讀者，每個人在每個層次上都需要別人，都具有強烈的人際之間的心理要求。體現這種心理要求的唯 一途徑，只有合作，變成夥伴。

《論武俠小説：讓夥伴多一點》文/新浪讀書專欄作者 趙炎（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新浪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