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羣

1937年七七事變，當時年方19歲的樂羣正好從上海愛羣女中高中畢業，回到家鄉小港度假，參加了由一批小港青年組成的抗日救亡宣傳隊。

宣傳隊在小港、江南道頭、長山橋、黃梅堰、李隘，後來還到五鄉碶、莫枝堰等地演出。樂羣在《放下你的鞭子》街頭劇中成功地扮演了一個由關外逃亡來的香姑娘。在當時的鄉下，女孩子拋頭露面演戲的還很少，這件事被樂羣在上海的爸爸知道後，她爸爸坐着自備小汽車趕到東錢湖的陶公山，在一個祠堂裏找到了樂羣。他一看祠堂裏地上鋪的稻草，緊蹙雙眉説：“你在上海買了許多共產黨的書，我怕你在上海闖禍，心想到鄉下來也好，誰知你又拋頭露面在街上演戲，過的是這樣苦的生活。我們家已搬到法租界，你這次就跟我回到上海去，你應該去考大學。”樂羣回答：“爹，現在大半個中國被日本鬼子佔領了，中國有滅亡的危險，我要抗日救國。”父親又説：“抗日救國？你大學畢業後也好救國啊！”樂羣舉出李善祥例子：“爹，小港李家李善祥先生德高望重，家財萬貫，他的幾個子女一樣參加抗日救亡宣傳，我想你也應該向他學習，不要阻擋我的愛國行動。”做爹的被女兒説得啞口無言，他拿出一迭錢交給女兒：“你生活太清苦了，這些錢留給你用吧。”

1938年初，樂羣他們輾轉到了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周恩來告訴這批小青年：“現在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而且去延安的人太多，糧食供應很緊張，你們又都是南方人，現在八省紅軍的游擊隊在皖南集中，成立了新四軍，還是到新四軍去，我可以打電報給葉挺軍長。”

於是這一行人到了南昌，直接去了涇縣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新四軍領導人胡明找樂羣談話，直截了當地問她：“想不想參加共產黨？”樂羣説：“我找新四軍就是為了找共產黨，但是我出身資產階級，我能不能參加呢？”胡明説：“家庭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關鍵是表現，我們黨許多先烈先輩也是出身剝削階級的，但他們為了信仰，為了理想，自覺地為革命獻身，有的就是光榮的共產黨員。”於是，樂羣加入了共產黨。1938年9月，樂羣調到軍部教導總隊女生隊擔任指導員，帶領女生隊做羣眾工作，並在日機轟炸後搶救傷員。

一天，教導總隊政治處主任餘立金找樂羣説：“李部長找你，要你去一次。”在軍部，很多人都知道，經過長征又受過高等教育的新四軍組織部長李子芳已經和樂羣戀愛，但當時很少見面。樂羣踏進李子芳的房間，李子芳開門見山地説：“樂羣同志，你在上海不是有些社會關係嗎？組織上決定叫你到上海去，馬上走，在上海建立一個聯絡點，有些年老體弱的同志，準備化裝後經上海到蘇北去。”樂羣深情地望着戀人問：“你不是也害着病嗎？你何時撤出去？”李子芳説：“我是組織部長，我怎麼能走？”樂羣想不到這竟是與李子芳見的最後一面，皖南事變中，李子芳因為重病纏身，不幸被捕，後犧牲在集中營。

樂羣回到上海先説服父親和伯父，由樂羣家接待了三四十名陸續從皖南撤退來上海中轉的新四軍幹部，她專門請了裁縫，為同志們量體裁衣化裝北上。樂羣家人原來認為共產黨人沒有多少文化，但看到這些幹部個個文質彬彬，待人接物很有教養，而且大都很有學問，為抗日赴湯蹈火，使他們改變了對共產黨人的認識。1942年春節，樂羣到蘇北軍部去彙報工作，仍有在皖南事變中脱險的幹部到了樂家，樂羣的伯父不但熱情接待，還主動打電話給地下黨員楊秉藻，請他前來接應。1943年，新四軍在浙東建立了敵後根據地，軍部派樂羣經上海到寧波建立一個交通站，樂羣於是又回到故鄉，她的身份是樂家大小姐，老闆的千金，沒有人懷疑她。

1944年10月，為了加強城市工作，浙東區黨委成立了城工委，譚啓龍指示城工委王文祥、丁公量要加強埋伏在寧波日軍憲兵司令部裏“四○○小組”的領導，決定派樂羣去加強領導。

樂羣接手領導四○○小組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審查每個成員的情況。她找的第一個人是四○四王福林，她是以王福林表姐妹身份找上門的，正在談話間，憲兵隊的人找上門來了，樂羣淡然應付，一點也沒有露出破綻。接着她又找四○三馮樂青，再找四○二週斯明，最後才找四○一週迪道，還有和四○一扮假夫妻的四○六莫奇。經過考察，樂羣掌握了全面情況，四○○小組的成員也看到區黨委派來的這位“女政委”態度誠懇，水平很高，相互間建立了信任。

四○○小組為解救被捕同志、提供情報做了許多工作。

有一天，憲兵隊思想科科長鈴木政一來到周迪道家寶奎巷13號找他的乾媽章翠。章翠是房東，其丈夫辛亥前在日本做生意時參加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回到寧波，日軍佔領寧波後鈴木政一找房子時認識了章翠，她會一口流利的日語，在日本時與鈴木是鄰居，所以鈴木認下了這個乾媽。鈴木當時對乾媽説：“看來，支那戰爭我們打不贏了，我回不到日本去了。”鈴木説在日本有一個未婚妻，準備把在寧波的財物變賣，把現金寄回去，要未婚妻領養一個孩子。

鈴木説這話時，有一個跑單幫的商人阿比也在場，周迪道的“假妻子”莫奇也聽到了，她立即向四○四王福林彙報，王福林把這一情況告知了城工委。城工委一個新的工作人員缺乏保密紀律觀念，他竟把這一情況寫成了新聞，説日軍憲兵隊頭目思想很亂，刊登在《新浙東報》上，鈴木政一看到後大為惱火，要查是誰泄的密。樂羣得悉這一情況後認為：阿比在場是個可以利用的掩護，馬上通知阿比不要來寧波，一邊又通過章翠告訴鈴木“可能是阿比説出去的”，一邊又做好撤出的準備，但她認為只要有可能，四○○小組還是要埋伏下去。

由於章翠在關鍵時刻起了作用，鈴木相信了她乾媽的話，而且阿比也找不到了，這事才安然過關。四○○小組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樂羣根據城工委指示，領導四○○小組策反了密探隊六七十人攜帶大批武器反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9月新四軍浙東縱隊奉命北撤，樂羣負責掩護已是肺病晚期的城工委書記王文祥撤到上海，讓他住進醫院，但不久王文祥因病重去世。

1948年，樂羣又被派到上海做秘密交通工作。樂羣大哥有個叫竺禹襄的好朋友，原是中紡紗廠高級職員，後來開起了航運公司，運輸南北貨物，蘇北解放區負責貿易工作的馮昌伯同志找樂羣聯繫，請她動員竺家船隻為新四軍從上海到蘇北、浙東運輸軍用物資。竺禹襄等人為新四軍開闢了一條海上運輸線。由於工作關係，樂羣與竺禹襄產生了感情，後結婚。

海上運輸風險很大，有時貨物被扣留，樂羣就調動社會關係疏通。可是危險還是發生了，竺禹襄的哥哥在一次運輸中，被國民黨巡邏艇追擊時，中彈身亡，後來竺禹襄被國民黨水上稽查大隊扣留，關入監獄。由於他的公開身份是運輸公司老闆，只要花錢是可以保出來的，華東局曾山同志指示：“不管花多少錢，也要設法把竺保出來。”樂羣賣掉了全部家產，黨組織也支援了一些錢，她親自到南京去活動，終於把丈夫保了出來。解放後，竺禹襄加入了共產黨，在上海海關任科長。

解放後，樂羣先在華東軍政大學女生隊任黨委書記，後在上海市監察局工作，1958年3月調入上海市民政局，歷任局黨組成員、組織處長等職。1996年4月11日，樂羣在上海華東醫院病逝。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