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乾喬

梁乾喬，1924年5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一期，次年春畢業後，參加廣東革命政府舉行的二次東征。1926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參加託派(托洛茨基派簡稱)。1929年回國後，繼續從事託派活動。1931年加入國民黨軍統特務組織，曾與戴笠等結成“十人團”，為軍統特務集團最早骨幹，又是籌備組織“復興社”(中華民族復興社的簡稱)，亦稱“藍衣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在特務系統中，歷任黃埔軍校政訓班訓育組長，教通研究院副主任、憲兵政訓處少將處長、軍統局上海區書記、特務處南京總處書記長等職。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軍統鄭州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第三處少將副處長，中將副廳長，第十戰區政治部中將主任，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參謀長，陝西省第二行政督察公署專員兼第五分區指揮官等職。1946年1月在西安病卒，終年43歲。 ^[3] 

梁乾喬, 本名梁昭桂, 1903年9月4日出生在廣東梅縣鬆口鎮大塘村一户殷實人家, 8歲時入本村孝端小學讀書, 12歲升入鬆口公學, 畢業後因家道中落不得不到當地一家鹹魚店做小工, 後進入鄰鄉南新小學做了5年教員。

1924年春, 黃埔軍校創建並開始招生, 得到消息的梁昭桂與幾個同鄉青年趕去投考, 順利考進了黃埔第一期步科, 從此改名梁乾喬。在填寫入學新生調查表中“何以要入本校”一欄時, 他寫道:“為列強帝國主義者所壓迫、本國軍閥所摧殘、宗法社會之忠臣禮教所束縛, 所以決然做一個反攻的先驅”。不久, 梁乾喬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冬, 黃埔一期學生畢業, 梁乾喬被分在黃埔軍校教導第二團二營任見習排長。

梁乾喬先生相關圖冊(2張)

第二年春天, 在討伐陳炯明的東征首役淡水之戰中, 在排長、機槍射手相繼陣亡的情況下, 見習軍官梁乾喬沉着指揮, 並親自用重機槍擊退了敵軍的反擊, 為攻克淡水立下大功。隨後, 梁乾喬被調到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

經過兩次東征, 國民革命軍徹底打垮了陳炯明的反動勢力, 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但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 迫切需要大批經過系統訓練的政治理論骨幹。於是, 蘇聯政府經與國共兩黨商定, 於1925年秋在莫斯科創辦了“中國孫逸仙勞動大學”, 專為中國培養革命骨幹。梁乾喬因此前在部隊中的出色表現得以被選中赴中大學習, 於1926年1月抵達莫斯科, 成為中大的第一期學員。

進入中大後, 梁乾喬開始系統地學習政治理論。他後來自述“去國之前, 我是以一個政治的小學生看待自的”, “嚴格説來, 我底積極的‘黨的生活’, 是在莫斯科留學時代才開始的”。

那時正是蘇聯黨內路線鬥爭異常尖鋭的時候, 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反對派極力反對斯大林的領導, 在黨內形成了被稱為“託派”的小集團 (又稱反對派) 。蘇聯黨內的這種鬥爭, 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中國學員。當時中大校長拉狄克即是著名的託派分子, 學校裏很多活躍的教員也是託派, 他們把託派的思想也帶到了課堂上。在他們的影響下, 梁乾喬和陸淵最先接受了託派思想, 開始在學校中積極活動起來。梁乾喬性情火爆, 愛好辯論, 經常在各種會議上以高亢的聲音發言, 而且言詞很有煽動性, 因而在同學中很快就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當時中大副校長庫秋莫夫還給他取了個綽號, 叫“被壓迫民族的領袖”。經過他們的活動, 中大學員中託派隊伍很快壯大起來。據陸淵回憶:“經過我們兩人的宣傳和煽動, 不數月間, 留俄學生之同情反對派者, 幾佔全數之半。”

中大託派的活動引起了聯共 (布) 領導層的注意, 1927年5月拉狄克被撤職, 兩位託派教員也被開除。但中大的託派活動並沒有停止, 反而製造了影響十分巨大的事件。

這年11月7日, 在紅場舉行紀念十月革命勝利十週年的隆重慶典, 梁乾喬、陸淵等中大託派成員也混跡在遊行的人羣中。當經過列寧墓時, 他們突然亮出早已準備好的“執行列寧遺囑, 罷免斯大林, 擁護托洛茨基”標語, 向着主席台高喊“托洛茨基主義萬歲”、“托洛茨基反對派萬歲”等口號, 與維持秩序人員發生衝突並演變為羣毆, 引起紅場一片混亂。

“紅場事件”使聯共 (布) 和共產國際極為震驚, 責令中大校方徹底清查。時任中大校長的米夫帶着王明等人對梁乾喬進行了訊問, 試圖查清幕後有沒有指使者。梁乾喬回答:“推動我參加示威的主人, 既不是蔣介石, 也不是托洛茨基, 而是中國革命的血的事實。”很快, 中大作出了開除梁乾喬等人黨籍、學籍的決定, 安排遣送他們回國。在離開莫斯科前, 托洛茨基秘密召見了梁乾喬等人, 親自交待了他們回國以後的任務:“你們回國後的工作, 應該站在大革命失敗的經驗上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解釋革命失敗的原因, 利用一切社會事件與剛被擊敗的工人羣眾重新發生聯繫。”還説如果形勢需要可以組建自己的組織。 ^[1] 

1927年底, 梁乾喬等中大被開除人員經海參崴乘船到達上海。當時, 大革命剛失敗不久, 中共黨組織內比較混亂, 也缺乏幹部, 而這批被遣送回國的託派分子在出國前都曾是黨團的骨幹, 所以他們大都被繼續留在黨內工作, 梁乾喬被分配到設在香港的廣東省委工作。這期間, 他使用的是化名“梁大慈”。

1928年2月潮梅特委遭受嚴重破壞後, 梅縣等5縣黨組織與上級的聯繫中斷, 但當地黨組織仍堅持地下鬥爭, 並於6月發動了畲坑起義。廣東省委在國民黨的報紙上了解到起義的情況後, 派梁乾喬前去聯繫。但梁乾喬去後卻以省委代表自居, 對起義橫加指責, 説什麼“盲動”、“血的教訓還不清醒”, 命令他們“趕快放下武裝”。當時敵我鬥爭極其殘酷, 放下武裝就等於送死, 所以當地黨組織負責人都很氣憤, 紛紛與他爭論。梁乾喬又打出省委旗號壓人, 説要報告省委給他們處分。起義領導人古大存説:“革命要我們拿槍桿, 任你去報告誰, 槍是不能放下的!”梁乾喬沒辦法, 住了幾天就回香港了。

當時, 梁乾喬等從蘇聯回來的託派分子雖然又回到中共內部工作, 但卻沒有放棄託派的思想, 私下裏還在繼續保持聯絡, 並按照托洛茨基的要求醖釀成立託派組織。1928年9月, 東江特委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 特委書記彭湃脱險後經香港轉往上海就任中央農委書記, 梁乾喬被廣東省委派往東江接彭湃的工作。但12月初, 他竟擅自離職, 趕往上海蔘加託派組織成立的會議。

等梁乾喬趕到上海的時候, 來自各地的十幾個託派分子已在陸淵家裏開完了會。但鑑於此前梁乾喬的影響力, 於是他們決定重新開會。在陸淵家裏又接連討論了3天, 最後由梁乾喬起草了一份政治綱領, 把組織定名為“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 並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 選舉史唐為總幹事長, 梁乾喬被委派擔任華南方面的負責人。這是在中國產生的第一個託派組織, 梁乾喬等人也成為中國最早的託派。第二年, 他們為了宣傳託派思想, 編印了一份名為《我們的話》的刊物, 所以在黨史上這一組織被稱為“我們的話派”。

“我們的話派”成立之初, 其成員繼續向黨隱瞞自己的託派觀點和活動, “在黨內吸收同情於反對派的份子, 黨外吸收因革命失敗而表示消極或觀望的青年, 和廣大的革命羣眾”, 利用在黨內工作的機會, 伺機擴大託派的組織和影響。梁乾喬回到香港後, 與在太古船廠擔任中共支部書記的“我們的話派”成員區芳一起, 在船廠工人中成立了託派的一個支部和3個小組, 並在工人向廠方爭取權益的鬥爭中大肆活動。結果工人的鬥爭沒有成功, 梁乾喬的託派身份也在黨內暴露了。

1929年7月初, 廣東省委開除了梁乾喬的黨籍, 並向中央彙報了有關決定:“因發現他有反對派的傾向, 並在工作上表現出很多錯誤, 向同志鼓動反對六次大會決議及國際指導等。省委已決定開除黨籍, 請通知各省勿給他混入組織。”一個月後, 區芳也被開除黨籍, 廣東省委又向中央彙報:“梁大慈 (前經開除黨籍) 與區芳有很好關係, 在港進行反對派的活動。現聞梁大慈已赴上海, 請中央注意。”

脱離了中共組織的梁乾喬, 在上海開始積極從事託派組織的活動。當年8月, 他參加了“我們的話派”召開的第二次大會。此時, 託派組織發展很快, 才半年多時間, 出席這次大會的14名代表“所代表的人數在二百以上”。此時閒居上海的陳獨秀, 也接受了託派的觀點, 打算帶領他的追隨者參加“我們的話派”的活動。但梁乾喬等人認為陳獨秀是在進行政治投機, 因此拒絕了他的要求, 並説如果要參加託派必須經過他們的審查。陳獨秀等都是中共早期的領導人, 在黨內時比梁乾喬等人地位要高得多, 沒想到竟會被拒之門外。雖經劉仁靜百般調解, 但“我們的話派”仍然拒絕接受陳獨秀等人。陳獨秀、彭述之等遂自行組織了被稱為“無產者社”的託派組織。此後, 又有託派分子成立了另外兩個組織“十月社”和“戰鬥社”。

這4個託派組織都標榜自己託派正宗的身份, 相互攻擊、爭鬥, 圍繞中國革命性質等問題爭論不休, 還分別請求遠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進行裁決。托洛茨基遂要求這些託派組織統一起來, 並提出了具體的辦法。1931年5月, 4個託派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代表大會”, 正式成立了名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的統一的託派組織。這次會議還選出了託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在選舉中按照名額開票時, 卻出了意外:梁乾喬和彭述之因得票數相同而在末位並列, 於是為他們兩人重新投票, 結果梁乾喬落選了。説來梁乾喬落選的原因很可笑, 竟是因為他在廣東做地下工作時用過的化名“梁大慈”。據同是“我們的話”社的陳亦謀説:“因為香港四個工人不曉得梁乾喬, 只曉得梁大慈, 因此沒有投票。”

梁乾喬參加託派活動數年, 生活上困頓不堪, 加之沒有成為託派的領導人, 頓時感到沒有了出路, 於是糾合陸淵等人索性跑到南京投靠了國民黨當局。對於梁乾喬的離開, 陳獨秀評論道:“梁乾喬正因為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失望, 對於農民也失望, 這才走回到他們的老營寨去。”然而, 梁乾喬的這個表現在託派中還不能算是最壞的, 追隨陳獨秀參加託派、號稱“無產者社”四大金剛的馬玉夫, 就因為沒能當選“中委”而跑到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告密, 致使託派中委9人中被捕了5個、常委5人中被捕了4個。 ^[1] 

梁乾喬投奔國民黨後，寫了一篇名為《回憶與展望》的文章，算是和自己的託派生涯告別，其中寫道：“歷史以最輕薄的態度對待了反對派。反對派在今後中華民族復興的過程中，是沒有它的地位的。”當然，他自己是找到了“地位”，成為了以黃埔系軍人為骨幹的“中華民族復興社”創建時期的十三位核心骨幹之一，即俗稱的復興社十三太保。

梁乾喬之所以能成為復興社最早的成員，是因為蔣介石希望能發揮留蘇學生搞農工運動的特長，所以刻意蒐羅一批留蘇學生。梁乾喬與負責籌建復興社的康澤是黃埔軍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還有在中共和託派組織內長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的經驗，正符合蔣介石的要求。康澤帶梁乾喬等人晉見蔣介石，蔣介石在見過這批人後，對康澤説：“這些人都很平平。”但復興社籌建迫在眉睫，梁乾喬等人終於還是成為第一批覆興社成員（康澤《復興社的緣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37輯，中華書局1963年版）。

復興社是效仿法西斯的組織，其主要活動是維護蔣介石的統治。康澤出任復興社的宣傳處長，追隨他的梁乾喬就擔任了助理。梁乾喬仿造此前的託派刊物《我們的話》創辦了《我們的路》週刊，大造反共輿論，忙得差不多每天到凌晨三四點鐘才能睡覺。當時，蔣介石委派戴笠組建復興社特務處（軍統前身），梁乾喬也參與了特務處的組建，並先後擔任第三科（交通科）科長和特務處書記長，成為軍統開創時期10名骨幹之一，即後來俗稱的軍統“十人團”成員。

梁乾喬工作中的賣力表現，讓他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地位也逐漸上升。1932年10月，他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政訓研究班少將訓育組長，同時兼任軍委會交通研究院副主任；1934年，出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理事；1935年後，又出任復興社幹事，還被蔣介石派到張學良創辦的四維學會擔任理事，在南京憲兵司令部裏也有政訓處長的名義。

這種種社會職務，其實都是梁乾喬特務身份的掩護，他所做更多的還是特務工作。比如他當時招募特務就很有一套。程一鳴是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從蘇聯回國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後來失掉了組織關係，住在南京留俄學生招待所裏。梁乾喬聽説後，就以自己主持交通研究院，需要老同學幫忙為名，把程一鳴拉到了交通研究院工作，以此為名把程一鳴拖下水做了特務（程一鳴：《程一鳴回憶錄》，羣眾出版社1979年版）。

1936年6月，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桂系發動反蔣的“兩廣事變”，梁乾喬被戴笠派去負責瓦解廣東空軍。他首先策反了在廣東空軍擔任電台台長的親戚梁伯倫，使在南京的特務處與廣州方面取得了直接聯繫，並通過鄭介民等人工作，於7月初，策動廣東空軍47架飛機飛到南昌投奔蔣介石。陳濟棠為防止再發生叛逃，下令把剩餘飛機鎖在機庫內，並派憲兵嚴密看守。這時候，梁乾喬又與廣東空軍參謀長陳卓琳拉上關係，唆使陳卓琳以備戰的名義説服陳濟棠，把封存起來的飛機重新開上跑道，結果在7月17日，廣東空軍剩餘的62架飛機全部投奔了蔣介石。次日，陳濟棠即宣佈下野，兩廣事變得到平息。可以説，梁乾喬等人策反廣東空軍，對加速兩廣事變的失敗，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得以為戴笠所重用，政治野心也進一步滋長。

1937年冬，梁乾喬被戴笠派到北方工作，他私下招收了近千名來自各地的流亡青年，又向黃埔同學胡宗南等人要了一批武器，在鄭州彭公祠辦了個訓練班，企圖擴充自己實力。這事被人密告了戴笠，戴笠即派人帶着他的親筆信趕到鄭州，要求梁乾喬把這批學生送到正在湖南籌備的特務訓練班。梁乾喬拿到戴笠信時正在喝酒，讀信當即大怒，把酒杯摔到地上以示拒絕。沒過幾天，戴笠又派人來，還是帶來一封親筆信，不過這次就沒那麼客氣了，直接説如果不交出這批學生，就要給他紀律處分。梁乾喬終究鬥不過戴笠，雖然每天大罵不止，但還是不得不在1938年2月交出了這批學生，他也隨即掛冠而去。

自此以後，梁乾喬與戴笠決裂，後來他對軍統的活動也很少主動參與，除非軍統方面主動來找他，比如在軍統成立十週年的大會上亮個相。抗戰末期他到重慶治病，聽説戴笠在中美合作所大禮堂後邊立了塊“無名英雄碑”，一時興起，也跑去看看。沒想到當他走近碑時，守護的哨兵不曉得他是軍統十人團的元老資格，還按一般人員一樣要求他脱帽、肅靜，他當即惱羞成怒，也是借題發揮，指着碑大罵：“既然無名，就不應該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當婊子，又要起貞節牌坊。可恥！可恥！”這事傳到戴笠耳中，也是無可奈何，只得説：“乾喬是有名的梁神經，神智不清嘍。” ^[1] 

脱離了戴笠特務組織的梁乾喬，再次投奔了康澤，在康澤手下擔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廳副廳長。幹了幾個月，他覺得很是無味，遂打定主意投奔胡宗南，在1938年8月中旬去了西安。

梁乾喬的黃埔一期同學胡宗南，此時坐鎮西安，指揮第十七軍團，是黃埔系中權位最高的人物。梁乾喬向胡宗南陳述了自己希望能得到帶兵的機會，胡宗南也算幫忙，準備為他編一個旅的部隊，但此事還得第八戰區司令官朱紹良同意。梁乾喬又趕往蘭州謁見朱紹良，朱紹良的態度卻不甚積極，與他談了一番政治問題就把他打發了。組建部隊沒有結果，心情低落的梁乾喬返回西安途中還意外遭遇了日軍的轟炸，幸虧身穿的棉軍服抵擋了彈片，僅受輕傷，但他的聽力卻因此而嚴重受損。

經過在重慶一段時間的治療，他傷愈重返西安。胡宗南先後派他擔任戰幹四團游擊戰術教官、中央軍校七分校學生總隊長和第十戰區政治部主任，但他均覺不甚如意，始終想帶兵。1940年8月，國民黨軍委會成立了陝西省軍隊組訓民眾動員總指揮部，梁乾喬也如願被派任邠洛區指揮官。

當時，蔣介石交給胡宗南的主要任務就是封鎖陝甘寧邊區。陝甘寧邊區有一塊狹長的延伸地帶直指國民黨管區的核心，讓胡宗南很是頭疼，稱之為“囊形地帶”。梁乾喬轄下的邠洛區，包括旬邑、淳化、耀縣3個縣，正是從西而南再向東北半包圍囊形地帶的區域，其中的旬邑和淳化縣城還是胡宗南派兵從中共手中搶過來的。梁乾喬出任邠洛區指揮官，自然就成了胡宗南封鎖邊區、從事反共活動的先鋒。

他通過建立武裝、組織民眾，企圖實現強化保甲制度、嚴密封鎖陝甘寧邊區的目的。1942年，他把自己的指揮部遷到淳化，併兼任了陝西省第二區行政督察專員的職務，掌握了轄區內的軍政大權，更進一步加強了反共活動。他沿陝甘寧邊區邊沿建立了碉堡封鎖線，到處書寫反共標語、訂立公約、清查户口，並派警備班不斷襲擾邊區，製造反共摩擦。他還組建了對邊區滲透的特務組織。《新華日報》評論道：“他是胡宗南的得力幹部，一身兼數職……他在任內，無惡不作，人民恨之入骨，稱之為“活閻王”。”

梁乾喬的嚴苛統治引動民怨沸騰，加之國民黨高層內部權力鬥爭，雖有胡宗南庇護，他終於還是被罷免了官職。他在任時，淳化有民謠説：“梁不斷、橋（喬）不倒，淳化百姓不得了。”他倒台後，淳化百姓額手稱慶，又有民謠説：“梁塌啦、橋（喬）斷啦，淳化百姓歡贊啦。”他離任後，原來的部屬發生譁變，引發了國共之間的嚴重軍事衝突，史稱“淳化事件”。事件鬧得很大，輿論譁然，1945年7月晉陝監察使童冠賢以“破壞行政，縱屬殃民”等六條罪狀彈劾梁乾喬。

此前，梁乾喬的身體健康狀況就不佳，經過這一番罷官、彈劾，他精神大受打擊，遂一病不起，1946年1月8日病死於西安。死後，他的故交和親屬把他葬在了西安郊外翠華山的一處公墓。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