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天擎

《湖北通志》載：順治十年（1653）冬，林天擎任湖廣巡撫，一年餘（1655），“適有事釋奠，庠生楊如杞等庭見而請曰”：武昌府學是鄂省鄉學之冠，但“茲芃芃荊棘……且明倫之所，欲就傾覆，司鐸者皆僦居民間。”並尖鋭地指出：這種狀況“似非新朝文治之盛”。當時鄂西仍為大順軍佔據，“軍需浩煩，誠知公帑不給”，但諸生能體諒國家經濟困難，“曷忍以諮”，願盡捐膏火，並請林天擎號召募捐，籌集資金，以修復學宮館舍。林天擎很感動，當即應諾“二百金為鳩工助”，而後“復請於太保祖公，捐俸相若，以及藩臬諸大夫等無不斥貲有差，飭材集匠，凡榱桷朽蠹者以易；瓦石騫穿者以更；丹堊 味者以飾。……簣土尺木，悉由創建。”修葺工程始於順治十二年（1655）秋，落成於十四年（1657）春。

俟新府學落成，林天擎實際已不在湖廣巡撫任上，但“諸生因先期謁餘，而請記之”，他作重修府學記，文中回憶了兩年前諸生謁見一事，遂發感嘆：“餘思惟楚有材，自昔豔羨。況我清賓興疊詔，已多聯翩而登為之前茅者矣。後之龍攄鵬奮，何可數量？”這件事在武昌府學的歷史上有深遠的影響，康熙十六年（1677）湖廣學政蔣永修，曾回憶20年前瞻仰林天擎所修新府學時的感受説：“見其風流都雅，詞章鬱勃……足為百邑宗”。道光十五年（1835），此事還見於提學朱蘭的記錄中：“順治初中丞林公益拓其規，嗣是代有修葺”。

清初，振興兩湖教育，開發楚地人才的由衷之願，是地方官吏的共識，非林天擎一人僅有。例如，還是宜興蔣永修，參觀新府學後，亦深懷楚才“龍攄鵬奮，何可數量”之希望，謂：“餘意三四十年後，當必有遠如費禕、孟宗、李太和、馮當世，近如郭明龍、吳磊石、賀對揚、熊芝岡者張楚軍也”。但是，將這種共識凝結成“惟楚有材”四字，則系自林天擎。

自林天擎後，呼喚“楚材”成了兩湖地區知識分子的心願和官吏的職責，其文字屢見於鄉邦文獻。

據雍正《湖廣通志》載巡撫王士俊記重修武昌府學記：“雍正九年冬，餘奉命撫楚……乃詢於眾曰：楚才號天下久矣，而學制缺如，可乎？”等到學宮修葺一新，他又説：“慨然想江漢秋陽之遺意，從此楚材輩出，如馮宋科名、張李相業，其上焉者為周程儒術，則教學之道，且將擴前言而大之。”

《再續漢口叢談》載王士俊對武昌府參加鄉試所取成績的評價，可見其重視“楚材”的培養和選拔之事實：“先是王中丞觀風湖北，拔武昌生童至四十四人，因語提學曰：‘惟楚有材，武昌尤其最者矣’”。

“惟楚有材”影響深廣，其觀念沁入楚地士人之心，以至光緒年間武昌有《惟楚有材賦》之美文。

“惟楚有材”是對明季兩湖人才狀況的總結也是中國文化重心南移的表徵。

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非一時即興之語。首先，它是歷史的總結，不僅反映了明代以來楚地人才輩出的實際狀況以及士人對這種狀況的高度讚譽，還是宋元以來，中國文化重心南移在文教方面的表徵。一如李東陽説：“湖廣大藩，武昌首郡，國家漸涵教育之澤餘百斯年，軌文章紱之盛，不待北學於中國，而孔子之道明矣”。王夫之也曾指出明季楚地文教之盛的事實，説：“洪（武）永（樂）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荊揚之產”

明季“楚材甲一時，早播大雅之口”，其溢美之辭不絕於書，如《續漢口叢談》所錄：

“……當時人才甚盛之説，則王元美、朱竹垞氏亦曾言之。其為《吳明卿集序》雲：‘楚於德、靖間最多才子，以夢澤為之嚆矢……’”；“葉向高序雲夢鄒太僕《觀光孚如集》雲：‘當世論才必曰楚，京山、齊安、下雉皆翹然者，至近日而云杜、江夏二三君子，始張楚矣，亦可證也。’”

“嘉靖朝，吾楚人才最 ，因之發皇盛大，並記載楚故之書，乘之迭出，爭勝一時……”

其次，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是清王室治國方略改變的曲折反映。

清前期，順、康、雍、乾諸朝多有釐革時政的志向，開始由武力轉向教化，在容納漢族知識分子和振興文教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清建元前夕，詔封了孔子六十五代孫襲衍聖公和五經博士的官爵；鼎定燕京後，立即恢復科舉制度，並修繕明北監故址，立為太學；順治三年（1646）修葺盛京孔廟；八年（1651）遣官祭祀孔子闕里；九年（1652）清世祖親倖太學祭孔。並且，就在這年頒行《卧碑文》，要求學生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順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明確公佈了治國宗旨：“自明末擾亂，日尋干戈，學問之道闕焉弗講。今天下漸定，朕將興文教、崇儒術，以開太平”。

第三，林天擎“惟楚有材”之感嘆，是對清朝首次殿試湖廣所取優秀成績的表彰。

順治六年（1649），清朝第一次開科取士，湖北黃岡劉子壯中狀元，漢陽熊伯龍中榜眼。八年後，其影響在林天擎那裏並沒消失，作為明代人才狀況的餘緒，林大人站在清朝統治者的立場上，遂有“自昔豔羨”的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