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瑞

1895年，李家瑞出生在雲南劍川縣，這是一個白族之鄉，民族民間文藝非常發達。1910年，李家瑞考入劍川小學讀書。1916年升入到大理第二中學繼續學習，次年，他考取了昆明成德中學，以後，又轉入昆明二部師範學習，以優異的成績爭取 了當時為數極少的公費待遇。1920年夏，李家瑞從温暖二部師範畢業後，為自謀生計，去嵩明高等小學讀了半年書，爾後又回到昆明參加高考，被南京東南大學所錄取。入學後，他因不滿該校的文科教學，決定再次報考，以入他校。1922年秋，二十七歲的李家瑞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在這個“五四”運動的發源地，他耳目目染，接受到不少新鮮的知識和思想。不久，北大的《歌謠》週刊創刊問世了，這張“小小的報紙”喚起了他對童年生活的回顧，同時，也使他慢慢懂得了流傳在民間的文藝和風格，也有那麼高深的學問可作。兩年以後，李家瑞升入高校中國文學系攻讀。隨着專業知識的增長，他對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興趣也逐步加強。1925年秋，劉半農從法國留學歸來後，擔任了李家瑞的老師。從此，李家瑞就在這位著名的民間文藝學先驅者的指導下，刻苦學習，博覽羣書，為日後從事民間文藝學和民俗學的研究，做着系統的準備工作。

1928年秋，李家瑞以優異的成績從北京大學畢業後,經劉半農先生介紹，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做了練習助理員，後又轉為正式助理員。並在劉半農先生的指導下，專刊從事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的資料搜整和研究工作。1929年，李家瑞在協同劉半農編寫學術專著的同時，發表了《中國傀儡戲考略》等研究論文。1930年2月，李家瑞與劉半農合作《宋元以來俗家譜》一書，由歷史語言研究所作為專刊印行於世。此後，他又積極幫助劉半農搜整《中國俗曲總目稿》〈1931年5月刊行〉，為此書的編校和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勞動，同時，也使自己在實際的鍛鍊中走向成熟。1931年秋開始，李家瑞將其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對北京俗曲的搜索中，他把自己多年來積累的大量材料彙集起來，進行系統地分類和研究，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寫出了專著《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該書於1933年出版後，得到了當時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同一時期，他還寫了《乾隆以來北京兒歌嬗變舉例》等與民間文藝有關的重要論文，1934年，李家瑞又遵循劉半農先生生前的囑咐，將學術探尋的注意力，轉回到兩年前就已開始的另一個課題上，即從浩如煙海的古代史書、方誌、筆記、民間俗曲等書籍中，去查尋有關涉筆到北平風俗民情的材料，並將它們系統地抄整和編排出來。1935年，李家瑞結合自己的研究課題，撰寫和發展了《打花鼓》、《説大鼓書的起源》、《劈破玉》等專題文章，並開始進行元明兩代戲曲裏的方言俗語的研究。1936年，是李家瑞學術撰述生涯中最為高產的時期。在這一年中，他除繼續積極抄錄和整理北平地區的風俗材料外,還撰寫和發表了《唱本詞》、《説彈詞》、《兩處碼頭調之比較》、《關於妓家供種的傳説》、《談嫁娶喜歌》等近二十篇研究民間文藝和民間風俗的文章。1937年5月，李家瑞推出了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北平風俗類徵》上、下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他繼《北平俗曲略》一書之後，奉獻給當時學術界的又一部重要著作。與此同時，他還發表了《説新編彈詞考證》、《十杯酒》等論文。

“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李家瑞為避寇亂，攜眷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輾轉遷徙由北平至上海，爾後又由上海至南京，淞滬戰事後，他親眼目睹到了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倉惶潰逃，國土破碎，百姓落難的種種劣跡，從而失去了對國民黨的信任和希望。回到劍川后不久，李家瑞接到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電邀（1938年初該所亦遷至昆明），立即趕回該所繼續從事於1935年就開始的元明兩代戲曲裏的方言俗語的研究。與此同時，他還曾打算編撰一部《北曲方言俗證》並對《北平俗曲略》一書作一些修補。但無奈一些原有的主要資料，已在避難中散失，許多工作都得從頭做起。加之當時昆明又常遭日寇飛機轟炸，幾個藏書較多的圖書館都無法正常開館，這樣就大大減慢了李家瑞學術研究的進程。1940年，亞當李家瑞開始全力投入撰述時，又不幸患上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不得不離所回鄉休養，以致使《北曲方言議證》成了未能完成的書稿，《北平俗曲略》也未能修訂再版，這對中國現代的民間文藝學研究來説，是一個不小的損失。

1941年，李家瑞的病勢稍有好轉，即應大理中學之聘，擔任了該校高中部的國文教師。他一面授課，一面進行學術研究。但由於他當時所處的環境和條件所限，李家瑞不得不中斷自己所喜愛的民間文藝研究，轉而從事對雲南地方的民族文物和考古的探索。他曾多次深入劍川縣石鐘山窟等古文化遺址，進行實地考查，並在自己經濟較為拮据的情況下，花錢請相館的師傅去古文化遺址拍攝昭片，採集到了許多珍貴的文物資料。1943年秋,李家瑞離開大理中學，到麗江中學任教。在此之後的六年多時間裏，他一直工作在中學教育戰線上，並繼續從事一些學術活動，曾利用假期去滇西地區作考古調查，並撰寫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等一些研究雲南地方的民族古蹟和風俗的文章，

1949年12月，李寧瑞在自己的家多，迎來了三南省的解放。1950年春，他受雲南省文教廳的委派，到鶴慶中學高中部任教，不久，又調至雲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工作。在此之後，他曾先後擔任過雲南省文物保管委員會顧問、省博物館副館長兼研究員、省史學會理事、雲南省第三屆人大代表，省政協第二屆委員會委員等職。同時，兼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和中國作家協會雲南分會的會員。

1951年至1953年，李家端除隨中央和地方的文物機構，多次赴劍川縣石鐘山石窟作科學工作考查外，還織極參加了雲南省博物館的籌建工作。1955年，李家瑞參與了雲南少數民族歷史文物展覽會的組織和領導工作，又多次帶領考古工作人員赴晉寧、劍川等縣的古文化遺址調查，發掘出不少重要的文物。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從事雲南的民族歷史和文物古蹟的研究工作，先後發表了《劍川縣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發掘情況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雲南用貝幣的大概情況》、《用文物補正南詔及大理國的紀年》等近二十篇論文，並與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編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歷史文物調查資料》〈雲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書。六十年代初，李家瑞在擔任雲南省博物館領導工作的同時，還參與組織雲南地區文獻史料講座等學術教學活動，並親自講授了南詔、大理國時期的有關文獻，為促進雲南的民族文化研究作出了積極的努力。“十年內亂"期間，李家瑞雖已年近古稀，但仍不能免於其難。在“史無前例"的衝擊下，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學術研究，以後又被“疏散"回鄉,生活上遇到了諸多困難，精神上也頗受壓抑，因而成病，加之他年老體衰，所以未能等到“嚴冬"散盡，就於1975年11月在雲南逝世，享年八十歲。

在中國現代民間文藝學史上，李家瑞是一位頗有影響的研究家。他較早地闖入了民間説唱文藝的園地，為系統蒐集、整理和研究流傳於北京地區的民間曲藝和民俗材料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北平俗曲略》，是中國第一部系統介紹和研究多類民間曲藝的專著。在這部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對説唱鼓書、大鼓書、竹板書、快書；蹦蹦戲，傀儡戲，濟南調、湖廣調、福建調、馬頭調、四川歌；打花鼓、跑旱船，兒歌、秧歌、夯歌等六十二種民間説唱文藝，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一方面，他從“微觀”的角度出發，一一介紹了各類民間説唱的特點，並對其淵源和流變作了必要的考證，同時還修正了一些為前人所弄錯了的問題〈如指出別人在大鼓書研究中的某些錯誤等等〉。另一方面，他又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北平俗曲"的“來源"、“材料"、“分類"、“特點”、“唱者"和“歌唱"地方等問題，作出了初步的探索。他指出：北平俗曲“中間保存了許多史料"，研究者們“可以由此看一點人民對於各種事件的見解和態度”。由於李家瑞的這部《北平俗曲略》材料豐富，涉面甚寬〈其研究對象雖是在

“北平唱過的俗曲"，但所涉及的民間曲藝種類卻廣及大半個中國〉，加之有介紹，有考訂，有實例，所以它作為一部帶有某些工縣書性質的學術著作問世後，不僅為人們提供了許多民間説唱方面的專門知識和材料，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中國民間説唱藝術研究的發展和深入。也正因為如此，劉半農先生才稱《北平俗曲略》“是中國人研究民間文藝以來，第一部比較有系統的敍述"。

1937年出版的《北平風俗類徵》〈上、下兩冊〉，是李家瑞繼《北平俗曲略》之後又部頗有影響的著作，同時，也是中國現代第一部較為詳細而系統地蒐集北平民間風俗的類書。在這部言近四十萬字的資料輯本中，李家瑞不僅收錄了許多珍貴的民俗材料〈其中包括一些主要的民間文藝材料〉，而且把它們分成了“歲時"、“婚喪"、“飲食”……、等十三個類別〈每一類別下面又分若干小類〉”並按各類材料的時間順序將其編排了起來,李家瑞所做的這項工作。不但為搜整和保存古代書籍中關於北平地區的民俗記載，幫助人們廣泛瞭解北京地區傳統的生活習俗，進而深入進行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研究提供了豐富、詳實、可靠的直接或間接材料，而且，也為後人進一步蒐集和整理民俗材料，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借鑑。因此，這部書於1937年出版以後，頗受民俗、民間文藝學界的重視和歡迎，直到198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還應讀者的要求，將這部書原版付印出版，足見它在中國民俗、民間文藝學史上的價值和影響。

1931，《北京俗曲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

1935年，撰寫和發展了《打花鼓》、《説大鼓書的起源》、《劈破玉》等專題文章

1943年撰寫了《滇西白族火葬墓初探》

1955年先後發表了《劍川縣海門口新石器時代遺址和發掘情況及我的一些看法》、《古代雲南用貝幣的大概情況》、《用文物補正南詔及大理國的紀年》等近二十篇論文，並與周泳先等同志合作，編著了《大理白族自治州歷史文物調查資料》〈雲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書。

1937年出版的《北平風俗類徵》〈上、下兩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