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偉

李國偉榮慕藴在武漢(3張)

李國偉（1893－1978），原名忠樞，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出生於江蘇無錫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李皋秀早亡， 自幼依靠母親扶養長大。祖父是一位學識比較淵博的塾師，李國偉從6歲起，便跟隨祖父讀四書、五經，學習算術、歷史、 天文、地理等知識。在祖父的栽培下，養成了好學上進的習慣。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李國偉考入上海澄衷中學。同年秋季入震旦大學。1910年讀完預科，因家裏繳不出學費被迫退學。他在家自學英語，半中後適逢唐山路礦學堂（即後來的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招收學膳免費生，李國偉赴考被錄取，攻讀土木工程科。

1915年，李國偉畢業後，經同班同學託人介紹至柳江煤礦，擔任該礦建造輕便鐵路測量員的臨時工作。次年3月，全線測量工作完成後，他到北京另謀職業，請同學轉託在隴海鐵路任局長的哥哥介紹至東路第一分段(開封景家樓)擔任副工程師。

1917年，李國偉28歲，經堂姑丈華藝三(時任無錫商會會長)介紹，與榮德生長女榮慕藴結婚。榮德生曾在《樂農自訂行年紀事》中寫道： “知為大器，不論家況也。”

1918中初，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隴海鐵路原來的工程計劃緊縮，李國偉被調至隴海鐵路工程總局任繪圖員。這時他回無錫迎接母親和妻子到鄭州安家。不久他又調至徐州鐵路分局任繪圖員，全家亦隨遷徐州。同年秋，榮慕藴回無錫探親，榮宗敬要她勸説李國偉改行，從事實業，到漢口去負責籌建福新麪粉公司第五面粉廠，同時，榮宗敬也請華藝三致函敦促李國偉能走“實業救國”之路。李國偉在親友們的勸説下，終於辭去徐州鐵路分局工作。於1819中冬，全家遷至漢口，從此李國偉便與榮家企業結下了不解之緣。開始負責“福五”的籌建和設備安裝工程，首先，他選定了緊臨漢水又靠京漢鐵路橋口終點處的地方為廠址，這樣既可利用鐵道線直達廠內，又可兼收漢水船運之便，為今後發展生產，減少運費，降低成本創造了條件。這一點深得榮氏兄弟的讚許。籌建過程中，除了工廠設計依靠行家外，其餘李國偉均親自動手。1919年10月“福五”竣工投產，當時擁有美製麪粉機22台，600匹馬力蒸汽機l台等主要設備，能日產牡丹牌面粉6400包。投產後，榮家任命李國偉為協理兼工程師。從此李國偉開始致力於鑽研製粉工藝。他針對當地小麥含雜質較多面影響粉質的情況，認真組織工人篩選。同時還通過改進制粉機的性能，提高了麪粉的質量。不久，牡丹脾麪粉就暢銷湖北、湖南、江西一帶，並通過美商洋行，遠銷英、荷等國，因此開工8個月就獲利20餘萬元。“福五”在產銷兩旺，盈利優厚的條件下，又不斷增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至1925中增建了第二車間，增添了能日產麪粉6000包的美製最新制粉機一套。至中底竣工後，連同第一車間，而粉日產量增加到1．2萬包，投資也增加到150萬元，為開辦時的5倍，已雄居華中麪粉廠之首，在榮家12個麪粉廠中也躍居第4位。為了就地解決“福五”所需的麪粉袋布，一年半之後，經榮家同意，李國偉又着手在漢口創辦第二個工廠——申新紡織公司第四紡織廠。1922年2月投產，李國偉兼任“申四”副經理和工程師。該廠在創辦初期， 由於連續3年虧蝕達36．9萬元，因而引起福新系統一些股東和少數高級職員的憂慮，他們以“申四”會把“福五”拖垮為理由，向上海總公司提出了出賣“申四”專辦“福五”的建議；風聲傳出，漢口的日商安泰紗廠也四出活動，妄圖吞併“申四”。李國偉在全廠職工的支持下，毅然派代表到上海向榮宗敬陳説利害，最終才避免了一場被日商吞併的危機。

隨後“申四”不斷更新設備擴大生產規模，產量和品種均有較大的增長。從1929年底起除生產麪粉袋布外，又增產了斜紋、嗶吸、直貢呢布等應時產品，因而生產有了轉機。後來經理榮月泉退休，由李國偉接任“申四”、“福五”兩廠經理。

1930年春，李國偉赴日本進行考察，他特別重視學習現代企業的管理經驗，回國後，在廠內進行推廣，如革除封建的工頭制，使用專科畢業生負責車間管理等，從而提高了生產率，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力。

1933年3月，“申四”在停工維修時，不慎起火，除棧房和公事房外，廠房、設備全被燒燬。李國偉被漢口警備司令部以火頭罪拘留1天，後經律師辯護才獲釋。李國偉為此心情十分沉重，但榮家並未責怪他，榮宗敬隨即召開股東會議，決定將股金增至92萬元重建“申四”。李國偉即利用追加股金、保險賠款和銀行的抵押貨款着手重建，並添置了當時最先進的英制紗錠2萬枚，修復了被毀紗錠5萬枚餘，添置了3000千瓦發電機一台和全套鍋爐設備等，至1935年春，終於建成了當中國內第一流的大型紡織廠。在該廠投產前後，李國偉採取了三項較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毅然決定招收大批青年女工。開設短期養成工訓練班，在10個月中，先後培訓出能夠熟練掌握各項標準工作法的新工人千餘人，取代了工廠遭災後離去的老工人。二是為了適應美製紗機的性能斷然改變總公司規定的混紡工藝，採用長纖維細絨棉花專紡16支紗，使產量大增，成本降低，產品拉力增強，因而獲得了市場信譽。三是針對“申四”所產12磅細布產質量低於當時漢口同類產品的水平，將原來每方英寸的經緯紗各減少10根，織出一種產量高、成本低，售價僅及同類產品80%的，名聞一時的“綠雙喜牌”輕質細布。1935年起，李國偉又通過買舊機、添購新機，把原來的布廠擴充成擁有800枱布機的大廠。因此重建後的“申四”開始進入了生產蒸蒸日上的發展時期。

1937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華北、華東等工業較集中的地區相繼淪陷，使武漢地區的經濟出現了暫時繁榮的局面。李國偉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全力組織“申四”、“福五”增加生產，因而在抗戰初期，兩廠都獲得了豐厚的利潤，如“申四”1937中的盈利高達185萬元，為1936中的3．8倍；在1938年8月工廠內遷之前， “申四”、 “福五”所積欠的約700萬元債已全部還清。

但是好景不長，國民政府於1938年1月下令武漢的所有工廠企業必須全部內遷至川、陝、湘、滇等地。這時榮家內部對企業的內遷問題，卻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即以榮德生為代表的大股東們，因看到當時國民黨軍隊一再潰退，認為“漢口守不佳，內遷也沒有辦法”，主張將“申四”、“福五”的生產設備全部寄存於漢口沙遜洋行的棧房，或全部出租給美商經營，為此他們還派專人去國民政府疏通，企圖達到不內遷的目的。而李國偉、章劍慧等一批中青年資本家和廣大職工都主張內遷，李國偉一面多方勸説榮家支持內遷，一面於同年4月即親至重慶視察並選購土地，8月底，李國偉又親赴陝西寶雞踏勘，並至西安拜見省主席蔣鼎文，蔣面允給予特別協助，同意在寶雞購地400畝 ，借給50噸鋼筋和一千筒水泥以支持其建廠，李國偉通過重慶和寶雞兩地考察。把寶雞與重慶相比，決定把大部分設備遷往寶雞。榮德生等人只好同意內遷，並函囑李國偉要努力“報效國家社會，在荒僻創造事業”。李國偉全力投入緊張的內遷搶運工作，兩廠設備從1938年8月底起，經水陸兩路先後運至重慶和寶雞。

1938年10月，在內遷工作基本完成後，李國偉即去上海蔘加“申四”臨時股東會議，彙報遷廠經過。股東們因怕內遷企業虧本受累，會上決定內遷企業都不準用“申新”、“福新”的牌號，而另行成立慶新股份有限公司，下設慶新紗廠和慶新麪粉廠，以“申四”、 “福五”的設備出租給慶新收取租金。

李國偉回到重慶後，決心發奮創業，因陋就簡，先建造生產車間和職工食堂，因而慶新紗廠即於1939年1月率先建成開工，不久全部設備開足生產，每月產紗220件。接着慶新麪粉廠亦於1939年5月建成投產，日產麪粉500包。由於戰時重慶一度經濟繁榮，投產較早的企業，都能獲得厚利。在滬股東們見有利可圖，就主動提出恢復“申四”、 “福五”牌號。

1939中4月起， “申四”寶雞廠在李國偉親自主持下，在荒僻的土地上進行籌建工作，同年8月建成投產，因受動力限制僅開2000紗錠。1940年8月又兩次遭日機轟炸，受到了一些損失。為了抵禦日機轟炸，李國偉組織工人在工廠附近山頭開挖山洞，建造窯洞車間55．4萬立方米，裝有2萬紗錠，至1941年春建成投產。由於原料、勞動力均十分低廉，所產棉紗可近銷關中，遠銷渝、蓉，在資金上又能得到重慶廠的支持，故“申四”寶雞廠的發展較快。

在內遷企業獲得初步發展後，李國偉便把歷年盈利繼續投資於原有企業的擴充和創建新企業上。1940年初，擴建了“申四”重慶廠的第二工場，使紗錠增至1萬枚；1941年在成都創建擁有4200枚紗錠的“申四”成都廠和日產麪粉500包的建成麪粉廠。同時，從1941起，通過修舊利廢創設了日產麪粉2000包的“福五”寶雞廠和日產麪粉1000包的“福五”天水廠。當時後方難以獲得進口設備，李國偉等人決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創辦機器鐵工廠來製造所需設備。他從194l年起先後在寶雞創辦了寶雞鐵工廠，在重慶創辦了公益麪粉紡織機器廣。兩廠除製造出120台機牀等工作母機外， 還自制了一批制粉機、細紗粗紗機、梳棉機和打包機。又自制成全套小型造紙設備，於1944年4月創建了以廢棉為原料的雞宏文造紙廠，日產新聞紙一噸半。為了緩解工廠用煤的困難，李國偉於1941年集資3000萬元，在陝西自水縣創辦了寶興煤礦公司，先後採得上等半煙煤3000餘噸，後因交通困難問題，李國偉在寶雞還設立了運輸大隊，購置卡車40餘輛，以裝運各廠的原物料和產品往來於川陝、川黔、渝蓉等公路上。又自備木船多艘利用嘉陵江等水道運輸物資，成為當時內遷企業組織最完善的企業之一。

1941年6月，李國偉在寶雞宣佈成立了申四、福五、建成、公益、寶興五公司總管理處，自成系統，由他總攬榮家內遷和新建企業的經營管理權。

1942年，國民政府對棉紡織和麪粉工業實行產銷統制和苛徵高税政策之後，使內遷企業逐步陷入困境，不得不靠接受政府的加工來維持生產。此時，李國偉被迫採取了三項對策，來保存內遷企業的經濟實力。第一，通過賄賂和拉攏地方官員的辦法，操縱原料市場。他到處設莊，壓價收購棉、麥等工業原料，囤積居奇以攫取厚利。第二，各企業通過設立暗帳，隱匿鉅額利潤，以逃避和抗拒高税政策，如“申四”各廠從1939一1945年的暗帳盈利為934萬元， 盈利率高達161%，而明帳盈利僅325萬元，盈利率為70%。第三，抽調資金，大量購儲外匯和黃金，來保持幣值。據1945年的帳面統計，“申四”、“福五”系統共積儲外折匯合美金達300多萬元。

在抗戰勝利前夕，李國偉草擬了一個以“申四”為發展重心的《申新紡織公司戰後復興計劃》，該計劃除了保留原設在上海、無錫的申新二、三、五、九廠外， 擬在鄭州、常州、漢口、濟南新設申新一、六、七、八廠，計劃尤其注重發展“申四”。

抗戰勝利後，李國偉即着手建立以武漢為中心，以川、陝和上海為兩翼的企業體系。他先致力於漢口“福五”、“申四”的恢復工作。為了加強對戰後企業發展的領導，李國偉於1946中9月，把五公司總管理處遷到漢口。並增設了上海辦事處，以加強同總公司和海外的業務聯繫。他還大力標買敵產。

1946年秋，標買上海紙器廠擴建成宏文造紙公司上海廠；同年11月，標買日資三興第五面粉廠改為建成麪粉公司上海廠；1948年1月，標買重慶軍政部紡織廠(擁有2萬紗錠)改為渝新紡織廠；1947中春，又租用蕪湖益新麪粉廠，改為“福五”蕪湖廠，可日產麪粉1800包，後因經營不善，於1948年11月退租。此外，李國偉還購進敵產上海美華肥皂廠，漢口漢瑩冰廠等。1947年李國偉將“福五”日產麪粉3000包的制粉機拆遷至廣州，建立“福五”廣州廠；1948年又把國外到貨的2萬紗錠改運至香港，創建了九龍紗廠，接着五公司總管理處亦遷至廣州，繼而該管理處又和李國偉一同遷往香港。

1950中元旦，李國偉響應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召喚，毅然迴歸，繼續主持領導總管理處所屬各企業。1951年，李國偉首先向陝西省人民政府提出申請，—並獲准將寶雞各廠和“福五”天水廠改為公私合營新秦企業公司，成為解放後第一批公私合營企業之一。1954年，他又將漢口“申四”、“福五” 上海宏文造紙廠，上海和成都的建成麪粉廠，渝新紡織廠(包括已併入的 “申四”重慶廠)，成都“申四”“福五”和廣州“福五”等廠一併申請公私合營， 1956年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來時，“福五”重慶廠亦實行了公私合營。至此，李國偉興奮地對人説： “我一生所經營的工廠，都已還之於人民，這實在是我最愉快的一件大事！”

回國後，李國偉先後擔任了武漢市人民代表，湖北省政府副主席，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四、五屆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務委員；湖北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任委員；武漢市民建常務委員。1956年，他還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蘇聯、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國。1978年10月1日李國偉病逝於北京。他的家屬遵照李國偉生前的遺願，把他歷年購買的公債28萬元如數捐獻給了國家，並把發還在“文革”中被扣的30萬元個人存款，充作教育基金，捐獻給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以支援兩會發展教育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