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吾先生遺言

春來多病，急欲辭世。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此最難事，此餘最幸事，爾等不可不知重也^⑵。

倘一旦死，急擇城外高阜^⑶，向南開作一坑；長一丈，闊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闊，如是長矣，然後就中復掘二尺五寸深土，長不過六尺有半，闊不過二尺五寸，以安予魄^⑷。既掘深了二尺五寸，則用蘆蓆五張填平其下，而安我其上，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為樂土。勿太俗氣，搖動人言，急於好看，以傷我之本心也。雖馬誠老能為厚終之具^⑸，然終不如安餘心之為愈矣。此是餘第一要緊言語。我氣已散，即當穿此安魄之坑。

未入坑時，且閣我魄於板上^⑹，用餘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換新衣等，使我體魄不安。但面上加一掩面，頭照舊安枕，而加一白布中單總蓋上下，用裹腳布廿字交纏其上。以得力四人平平扶出，待五更初開門時寂寂抬出，到於壙所^⑺，即可裝置蘆蓆之上，而板復抬回以還主人矣。既安了體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橫閣其上。閣了，仍用蘆蓆五張鋪於椽子之上，即起放下原土，築實使平，更加浮土，使可望而知其為卓吾子之魄也。周圍栽以樹木，墓前立一石碑，題曰：“李卓吾先生之墓。”字四尺大，可託焦漪園書之^⑻，想彼亦必無吝。

爾等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果是實心要守，馬爺決有以處爾等^⑼，不必爾等驚疑。若實與餘不相干，可聽其自去。我生時不着親人相隨，沒後亦不待親人看守，此理易明。

幸勿移易我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日，卓吾遺言。幸聽之！幸聽之！ ^[1] 

⑴李卓吾：卓吾是李贄的號。

⑵爾等：你們這些人。

⑶城外：指通州（今屬北京）城外，當時李卓吾寓居通州。高阜：即高地。

⑷魄：原指依附形體而存在的精神，此指身體。

⑸馬誠老：馬經綸字誠所，官至御史，《續焚書》中多稱為“馬侍御”，因觸怒神宗，被貶斥為民，回通州家居。厚終之具：指厚葬的用品。

⑹閣：通“擱”，放置。

⑺壙（kuàng）：墓穴。

⑻焦漪（yī）園：即焦竑。竑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江寧（今江蘇南京）人，明代學者，李贄的好朋友。

⑼馬爺：即馬經倫。 ^{[1]  [2]} 

春天以來多病痛，很快就要去世了，慶幸能寫下這個遺言，落在好朋友的手裏，這是最難的事，也是我最幸運的事，你們不可不知道這事的重要。

假如一旦去世，馬上選擇城外的高坡，朝南挖一個坑，長一丈，寬五尺，深到六尺就可以了。已經這樣深，這樣寬，這樣長了，再在這個坑中挖二尺五寸深土，長不超過六尺半，寬不超過二尺五寸，以安放我的身體。已經挖了二尺五寸深，就用蘆蓆五張在下面填平，把我的身體放在蘆蓆上面，這難道有一絲一毫不清淨嗎！我放心了，既是安樂的地方，就不要太俗氣了，不要為別人的話所動搖，急於求好看，來傷害我本來的願望。即使馬經綸能給我準備豐厚的葬具，也終究不如順着我的心意來辦為好。這是我最最要緊的話。我人一死，就應當馬上挖這個安放我身體的坑。

還沒有入坑時，把我的身體放在板子上，用我當時穿的衣服就可以了，不要再換新的衣服，使我的身體不安。但臉上要加一個遮蓋的東西，頭照舊放在枕上，用白布中單把我的全身蓋住，再用裹腳布成廿字狀纏在上面，派得力的四個人平着扶出，等到五更初開門的時候輕輕地抬出去，到了墳墓，就可把我的身體放在蘆蓆之上，板子再抬回去還給主人。已經放好了我的身體，上面加二三十根椽子橫擱在我的身體上。擱好了，仍用蘆蓆五張鋪在櫞子上，再放進原來挖出的土，搗土使它結實、平整，又加上一點浮土，使別人一看就可以知道這裏放了我李卓吾的身體。周圍栽上樹木，在墳墓前立一塊石碑，上面寫明是“李卓吾先生之墓”。字要四尺大，可請焦竑來寫，想必他是不會推辭的。

你們想要守墓，必須是突心實意要守。果真是實心實意要守，馬經綸一定會安排你們的，你們不必驚疑。假如實在與我不相干，可聽憑他自己離開。我活着的時候沒有親人相隨，死了以後也不需要親人看守，這道理是最容易明白的。

希望不要改變我這一字一句。二月初五，李卓吾遺言。希望一定聽從！希望一定聽從！ ^[1] 

晚年的李贄，因身體多病，常想到死。他在《與周友三》中説：“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禍。然禍來又不即來，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嘆塵世苦海之難逃也，可如何！但等死之人身心俱滅，筋骨已冷，雖未死，即同死人矣。”在《與友人書》中又説：“多一日在世，則多沉苦海一日，誠不見其好也。……所喜多一日則近死一日。”（均見《續焚書》卷一）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春天，七十六歲的李贄病勢沉重，有旦暮辭世之感，於是草擬了《遺言》，對後事做了安排。 ^[2] 

作為哲人鉅子的李卓吾是不怕死的，他曾提出過有名的“三不”，即“不畏死”“不怕人”“不靠勢”（《續焚書》卷一《與耿克念》），面對死亡，泰然處之，視死如歸，這隻要看一下他對後事的安排竟是如此有條不紊，連拾他遺體的門板要及時歸還主人都想得到並且寫在《遺言》之中，就可以知道他在死亡面前是如何地鎮定自若了。透過這種鎮定，人們看到了李卓吾那種對於生死已大徹大悟的哲人形象。

《遺言》中最感人者，是李卓吾的那片真情。他一生做人強調“真”，真情，真心，真話至其將死，作為《遺言》，言語真切至到，盡是天然純真的真性情。其“真”有三點。一是對於“幸於此辭，落在好朋友之手“非常滿意，所以他一再説“此最難事，此餘最幸事”。對“好朋友的真誠信任，友情的至深至篤，皆深含在最難”最幸”幾字之中。這開頭的幾句話，實在不容易得，它是李卓吾在經歷了一生艱難的生活鬥爭和飽嘗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之後才寫出來的，決非一般生活平庸之輩所能道及。李卓吾是儒教的叛逆者，他因此受到封建衞道者們的種種迫害。就拿他在湖北黃安、麻城時來説，大罵其“大壞風化”者有之，陰謀將其“遞解回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陽解陰毒”者有之，動手“拆毀芝佛院”者有之，恨不得“一棒打殺李卓吾”者亦有之（上引均見《續焚書》卷一）。李卓吾的生命，就捏在這些衞道者的手裏。當然，在最困難的時候，李卓吾也得到了好朋友們的無私援助。患難識友情。在病體不支，“急欲辭世”的時候，他處在敵人圍剿之中，卻沒有“落在”敵人之手，而是“落在好朋友之手”，能由“好朋友”來給他安葬：這對飄泊危難中的李卓吾來説，確實是難得的結局。李卓吾的寬慰激動之情從“此最難事，此餘最幸事”的表白中可想而知。當時李卓吾住在通州馬經綸家，馬經綸是李卓吾生死與共的朋友，此文中的“好朋友”當指馬經綸等人。其二，對後事的安排，也完全出於至誠。本來，李卓吾是想老死在麻城芝佛院的，他預先造好了一座用來安放其骨灰的塔。不料麻城的衞道者們容不得這位“異端”，終於拆除了芝佛院，焚燬了他的塔，使他無處安身。及至通州馬家，“春來多病，急欲辭世”，而且能“落在好朋友之手”，他對後事才作了這樣的安排。他從選地、開坑、坑的大小尺寸以至如何掩埋、如何立碑等等都作了詳細布置。他的這種埋葬法，至儉，至潔，確如他自己所説：“此豈有一毫不清淨者哉！我心安焉，即為樂土。”在他看來，“死有所藏，安其身於地下”（《續焚書》卷四《書遺言後》），也就可以了。所以他反對厚葬，反對俗氣，認為一切“厚終之具”“終不如安餘心之為愈”，並説”此是餘第一要緊言語”。其三，李卓吾的這番主張，既是對封建衞道者厚葬主張的挑戰，更是他一生追求適性、率真的最後實踐。於是，他以坦蕩真誠的情懷要求他的弟子“欲守者，須是實心要守”，“若實與餘不相干，可聽其自去”。李卓吾一生教人真誠，不要做“言假言”，“事假事”的“假人”，以至在《遺言》中還要加上這一條，關於對其墳墓守與不守的問題，李卓吾沒有絲毫的假排場，他首先不要求親人看守：“我生時不着親人相隨，沒後亦不待親人看守。對於弟子，也同樣不要求他們看守，但若“實心要守”，也不拂其意，這仍是李卓吾一生所恪守的適性、率真的人生宗旨。

事實上，李卓吾最終並沒能在好朋友手裏安安穩穩地了此一生。在他病情很重的情況下，當時的封建官吏仍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九）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獄，他終於在三月中旬某日被迫在獄中自殺。他的好朋友馬經倫按照他的《遺言》，把他安葬在通州的北門外。

這篇《遺言》，一切發於至誠，而文字樸實，語意沉穩，雖大限將至，卻如對友促膝抵掌而談，無一悲慼之語，無一苛求之事。誰能想到，一個在封建社會里驚天動地的人物，對自己後事的安排，竟是如此地簡單！他不愧是一位大徹大悟的哲人。 ^[2] 

明史研究專家朱永嘉《李贄〈遺言〉中的生死觀》：這一份遺言，是李贄關於自己身後土葬的安排，説得很具體，不用棺木，連一塊板材也不用，貼身只有十張蘆蓆，幾根木椽，隨身日常穿的衣服和一塊白布，那是非常簡樸的一種土葬方式。李贄原來是準備在龍湖塔葬以安置自己的遺體，因龍湖寺塔被毀，他被迫離開龍湖，在自己病時不得不如此先作安置了。（《論李贄》） ^[3] 

李贄（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原姓林，名載贄，後改姓李，名贄，號卓吾，又號宏甫，別號温陵居士。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舉人，不應會試。歷任共城知縣、國子監博士，萬曆中為姚安知府。旋棄官，寄寓黃安、麻城。在麻城講學時，從者數千人，中雜婦女，晚年往來南北兩京等地，被誣，下獄，死在獄中。著有《李氏焚書》《續焚書》《藏書》《李温陵集》等。 ^[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