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温陵集

《李温陵集》一至十三卷為《答書雜述》，亦即《焚書》；十四至十七卷為《讀史》，即摘錄其《藏書》中史論部分；十八、十九兩卷為《道厚錄》，即《説書》；二十卷為詩。是集有明萬曆間海虞顧大韶校刻本。《四庫全書》列入存目。

李贄思想核心是“道”，是人自身的道。他認為“人外無道，道外亦無人”。（《明燈道古錄》）道只在於人本身，而不在於人之外；它就是人的本性，人的自我需要。一切離開人的自我需要，對人的本性加以限制的東西，都不足以為道。本贄認為，道主要應當到人間的“百姓日用”之“邇言”中去尋找，“如好貨，如好色，如勤學，如進取”（《答鄧明府》）等等。

而且不僅市井小民，盡人皆如此，即使大聖大賢，亦不能無勢利之心。究其原因，李贄概括為“人必有私”（《德業儒臣後論》），“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除卻穿衣吃飯，無倫物矣。世間種種，皆衣與飯類耳。故舉衣與飯，而世間種種自然在其中。非衣飯之外，更有所謂種種絕與百姓不相同也。”（《答鄧石陽》）。説人的物質利益、物質生活，是由人的與生俱來的生理需要所決定的，人人皆同的自然屬性，是人的一切其他行為的基礎，因而這就是社會人生的本性和本質。

贄字宏甫，號卓吾，別號温陵居士，泉州晉江人（今屬福建）。回族。年二十六中舉，年五十一官雲南姚安知府，後三年辭官，在湖北麻城等地講學著書。萬曆三十年（1602年）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罪下獄死。《李温陵集》乃李贄作品的選集，收錄了《焚書》、《藏書》等著作中的部分文章。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童心説》等。

由此出發，李贄揭露了幾千年封建統治違背這些本性和本質的荒謬性，揭出了自己的改造社會的政治主張，主要集中在禮的問題上。在《明燈道古錄》中説“好惡從民之慾，而不以己之慾，是之謂禮。”按照此禮，“上焉者又不肯強之使從我，只就其力之所能為與心之所欲為，勢之所必為者以聽之，則千萬其人者各得其千萬人之心，千萬其心者各遂其千萬人之慾，是謂物各副物。……夫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所其所願有，不格心歸化者，未之有也。”（《明燈道古錄》）希望社會能給予每個人通過個人奮鬥追求幸福生活的平等權力。李贄把人世之道歸結為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提出人的情性自由發展的要求，從而形成他的非倫理主義的倫理觀。李贄的倫理觀以是否合乎“民情之所欲”作為他判斷善惡的唯一標準。

《明燈道古錄》説“夫唯以邇言為善，則凡非邇言者必不善。何者？以其非民之中，非民情之所欲，故以為不善，故以為惡耳。”李贄反對以忠、孝、仁、義的倫理教條規定人的善性，他主張“不必矯情，不必違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志心而動，是為真佛。”（《失言三首》）他認為該讓人破除各種傳統道德的束縛，大膽地追求生活的幸福。由此，李贄高度讚賞卓文君傾心於司馬相如，便不顧一切隨其私奔的行為；而且還認為商人並不一定可鄙，富於他人者未必皆靠詐力。此見解至今仍有積極意義。他還主張讓人擺脱一切聖賢之説的桎梏，獨立思考，自作主宰，這是對人的思想和個性的解放。

李贄在《題孔子像於芝佛院》雜文中指出“以孔子為大聖”純粹是一種世代相傳的盲目性，“儒先臆度而言之，父師沿襲而誦之，小子朦而聽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號召人們從民族和歷史的精神枷鎖的學説中解放出來。李贄不僅視聖賢為凡人，而且改變了評價君臣的道德標準，從所謂敬天忠君變成了“安養斯民”，認為君德、臣德在於“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馮道》）。李贄批評假道學説：“天下之人，本與仁者一般，聖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自不容有惡耳。所以有惡者，惡行願之亂德，惡久假之不歸，名為好學而實不好學者耳。”（《復京中朋友》）揭穿假道學的口是心非。而對假道學的學説，即封建禮教，李贄根本不予承認。他認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學也，豈講道學者所能學乎？”（《孔融有自然之性》）由此，他説臣之事君，本為名利，無所謂忠；父子親子，本為寄託，無所謂慈。指出凡篤守禮教者多是名心太重。李贄對傳統的倫理道德進行了一場徹底的盪滌。

李贄提倡積極有為，經世致用，他著書的目的也在於治國平天下，他稱自己的《説書》“有關於治平之大道”，“倘有大賢君子欲講修、齊、治、平之學者，則不可一日不呈於目”（《自刻説書序》）。李贄還認為“天下決無不可為之時”，只存在世人有能無能的問題，根本不存在世事可為不可為的問題。他認為經世致用必須面對現實“因病發藥，因時治病，不得一概。此道之所以為大也。”（《復鄧石陽》）而在《藏書·趙汝愚》裏提出了“治夷適時，學必經世”的觀點，他説“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為人臣子者，觸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為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宗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強。

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不曾聞嘉善猷入告爾後，而直以內侍為言，是為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心誠意之學，直為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也？然自古至今，以能去小人謂為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己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偽學’之禁有以也！”這段話揭露了朱熹道學的誤國無用。在國家危難之際沒有一條轉危為安，使國家強勵的策略，僅以正心誠意之論勸人主去內侍中之小人，可謂治不思適時，學不能經世，實偽學耳。所以李贄提倡“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其觀點是同道學及傳統儒學完全對立的。

李贄把人世之道歸結為人的自然本性的同時，也把人世之道從天上轉向人間，從倫理道德轉向物質生活，使人世之道落到了實處，這是一種由虛而實的傾向，由此出發要求一切學問、事業面向現實，經世致用，就形成了他的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與這種價值觀相對立的，就是“發於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藝思想。李贄在文藝上最著名的觀點是“童心”説，闡述此觀點的文章叫《童心説》。文章提出，“天下之至文，夫有不出於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李贄以“童心”説來做為孔孟之道的對立面，認為“道理聞見”使人的言談舉止不再發自本心，因而言談舉止成為“以假人言假言”、“事假事而文假文”的虛假世界，而他所説的童心是“好察邇言”，“則得本心”（《答鄧名府》）而在當時不掃除“道理聞見”的污染，恢復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文藝創作，所以李贄在《童心説》的最後發出感慨：“吾又安得真正大聖人童心未曾失者，而與之一言文哉！”

李贄極力推崇自然之美，在《讀律膚説》中寫道：“蓋聲色之來，發於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牽合矯強而致乎？故自然發於情性，則自然止乎禮義，非情性之外復有禮義可止也。唯矯強乃失之，故以自然為美耳。”（《焚書》卷三）他所指的自然，是所謂“發於情性，由乎自然”，因此，只要是“自然發於情性”的，那麼各種風格均屬自然，這就等於宣佈了文藝的解放，而一切文法詩格均成贅物，破除了從技法、風格到內容的一切規定，由情性之自然變成情性之自由。李贄自稱為“敢倡亂道”的人，在《雜説》中説道：“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以告語之處”，其心中的悲憤和不平需要宣泄，故情之所致“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也是自然之道。

李贄在“童心”説，“自然”説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提倡大膽創新，肯定一切新興的文藝樣式。他在《焚書》裏説：“苟童心常存，則道理不行，聞見不立，無時不文，無人不文，無一樣創新體格文字而非文者。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時勢先生論也。”其“無人不文”強調發揮作家個人的創造性，翻出窠臼，自我發揮。“無時不文”則強調發揮進代的創造性，以今變古，推陳出新。其肯定的今文主要還是當時盛行的戲曲、小説，李贄是古代重要思想家中對戲曲、小説這些後起俗文學寄予滿腔熱誠的第一人。

李贄的學説是對傳統封建思想的叛逆，他自己在《蜻蛉謠》中説：“古今人情一也，古今天下事勢亦一也。某也從少至老，原情論勢，不見有一人同者。故餘每每驚訝，以為天何生我不祥如此乎？夫人性不相甚遠，而餘獨不同，非不詳而何？餘初仕時，親見南倭北虜之亂矣；最後入滇，又熟聞土官、徭、僮之變矣。大概讀書食祿之家意見皆同，以餘所見質之，不以為狂，則以為可殺也。”他生前受盡磨難，以七十六歲高齡的重病之身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寫了這樣一首詩：“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我今不死更何得，願早一命歸黃泉。”（《獄中八絕》之八）在獄卒為其剃髮時，奪刀自刎，兩天後方才在創傷與血泊中死去。

李贄死後，被罵為“無忌憚”之“小人”，説他“導天下於邪淫，以釀中夏衣冠之禍，豈非愈於洪水、烈於猛獸者乎！”後來又被宣佈“贄書狂悖乖謬，非聖無法”，“至今為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毀。而仍存其目，以明其為名教之罪人。”（《四庫全書總目題要》卷五?、卷一七八）

李廷機《祭李卓吾文》：“心胸廓八肱，識見洞千古。孑然置一身於太虛中，不染一塵，不礙一物，清淨無慾，先生有焉。蓋吾鄉士大夫未有如先生者，即海內如先生者亦少矣”。

池方顯《謁李卓吾墓》：“半生交宇內，緣乃在玄州。閩楚竟難得，佛儒俱不留。世人同喜怒，大道任恩仇。我亦尋知己，依依今未休。”

汪本鈳《續藏書》序：“先生一生無書不讀，無有懷而不吐。其無不讀也，若飢渴之於飲食，不至於飫足不已；其無不吐也，若茹物噎不下，不盡至於嘔出亦不已。以故一點攛自足天下萬世之是非，而一欬唾實關天下萬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罵盡成文章已也。蓋言語真切至到，文辭驚天動地，能令聾者聰，瞶者明，夢者覺，醒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靜，聒者結，腸冰者熱，心炎者冷，柴柵其中者自拔，倔強不降者亦無不意頫而心折焉。”

袁宗道：“不佞讀他人文字覺懣懣，讀翁片言隻語，輒精神百倍，豈因宿世耳根慣熟乎？雲中信使不斷，幸以近日偶筆頻寄，不佞如白家老婢，能讀亦能解也。”

袁宏道：“發揮天真自心，掃蕩酸腐之氣，慨然醒世，勃然通民。”

袁中道《李温陵傳》：“……骨堅金石，氣薄雲天；言有觸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排拓勝己，跌宕王公，孔文舉調魏武若稚子，嵇叔夜視鍾會如奴隸。鳥巢可復，不改其鳳咮，鸞翮可鎩，不馴其龍性，斯所由焚芝鋤蕙，銜刀若盧者也。嗟乎！才太高，氣太豪……”

馮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詩》：“手闢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場。通身是膽通身識，死後名多道益彰。”

許自昌《樗齋漫錄》：“（馮夢龍）酷愛李氏之學，奉為蓍蔡。”

吳虞《李卓吾別傳》：“張問達、王雅量能焚燬卓吾之書於一時，誣陷卓吾之身於一日……卓吾書盛行，咳唾間非卓吾不歡，几案間非卓吾不適，朝廷雖焚燬之，而士大夫則相與重鋟，且流傳於日本”。

顧憲成《束高景逸書》：“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是塗炭，惟有仰屋竊嘆而已！如何如何！”

《四庫全書目錄提要》：“贄非聖無法，敢為異論。雖以妖言逮治，懼而自到，而焦竑等盛相推重，頗榮眾聽，遂使鄉塾陋儒，翕然尊信，至今為人心風俗之害。故其人可誅，其書可毀，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名教之罪人，誣民之邪説。”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存目》：“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惟此書抨擊孔子，另立褒貶，凡千古相傳之善惡，無不顛倒易位，尤以罪不容誅者。其書可毀，其名亦不足以污簡牘，特以贄大言欺世，至今鄉曲陋儒，震其虛名，如置之不論恐貽害人心，故特存其目，以深曝其罪。”

沈瓚在《近事叢殘》中説：（李贄）“好為驚世駭俗之論、務反宋儒道學之説。……懦釋從之者幾千萬人。其學以解脱直截為宗，少年高曠豪舉之士，多樂慕之。後學如狂，不但儒教潰防，即釋宗繩檢，亦多所清棄。”

沈鐵《李卓吾傳》説：“載贄再往白門（南京），而焦竑以翰林家居，尋訪舊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壇説法，傾動大江南北。北通州馬經綸以御史謫籍，延載贄抵舍，焚香執弟子禮、而燕冀人士望風禮拜尤盛。”

李敖在《李敖快意恩仇錄》裏寫道：“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東方朔、像李贄、像金聖嘆、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爾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蕭伯納、像巴頓將軍（Gen.George Patton），我喜歡他們的鋒利和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

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的最後一章專論李贄説：“李贄的悲觀不僅屬於個人，也屬於他所生活的時代。傳統的政治已經凝固 ，類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藝復興的新生命無法在這樣的環境中孕育。社會環境把個人理智上的自由壓縮在極小的限度之內，人的廉潔和誠信，也只能長為灌木，不能形成叢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