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心

朱天心(2張)

朱天心一度參與過政治活動，1992年曾經參與朱高正所創之中華社會民主黨並參選第二屆“國大代表”，並且曾於1995年代表新黨於苗栗縣參選第三屆“立法委員”；2004年又參與民主行動聯盟。

祖籍山東臨朐的朱天心，1958年出生於台灣高雄縣鳳山市。父親朱西寧是隨國民黨軍隊來台的軍人，也是出色的小説家﹔母親劉慕沙是苗栗客家人，是台灣著名的日本文學翻譯家﹔姐姐朱天文亦是著名作家、侯孝賢導演“御用編劇”。

年少成名的朱天心，在繁重的功課壓力下何時寫作呢？朱天心説：“在不喜歡的課上，例如數學課，我是數字白痴。”至於《擊壤歌》的誕生，緣起於一個“壞的建議”：“當時有人寫了一本《拒絕聯考的小子》，很暢銷，於是有出版商建議我寫一本《接受聯考的學生》之類的。我對商業的東西很排斥，拒絕了。但壞的建議並不代表不會在心裏生根，後來，為了紀念高中時代同學們16個小時生活在一起的友情，寫了《擊壤歌》。”

朱家姐妹早期的創作通常被歸類為“閨秀文學”派，被認為頗有張愛玲之風。説到張愛玲，似乎不可不提胡蘭成。而朱家姐妹與胡蘭成也頗有淵源。 1974年，旅居日本的胡蘭成應台灣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之邀到了台灣。但胡當年效力於汪偽政府的往事，不能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朱天心的父親朱西寧其時正籌備撰寫張愛玲傳，遂邀請胡蘭成移居朱家隔壁，教授朱天心、朱天文中國文學。朱家姐妹都是張迷，見到胡蘭成也算是得償所願，“因為愛屋及烏，覺得見不到張愛玲，見見胡蘭成也好。”

對於爭議頗大的胡蘭成，朱天心怎麼看？ “見到胡蘭成時已是他的晚年，以小孩子的眼光，仍覺得他象大觀園裏的賈寶玉，很有女人緣，有一堆女粉絲簇擁在周圍。我親眼目睹一些知名的女作家爭相取悦胡，取悦的方式是大段背誦張愛玲的作品。而胡蘭成的獨到之處，是讓每一個女人都覺得他對自己是最好的、唯一的。他最大的特點是真實，真實地曝露自己，無論失意還是得意。”

他對於我們的意義？朱天心沉吟半晌：“我想是他提起了我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興趣。當時台灣流行的是翻譯的西方作品。中國歷史、文化都是教科書上的東西，在小孩子眼中，是非常乏味的。胡蘭成用自己的方式，讓小孩子們對這些有了興趣。”

作品被評説有張愛玲的痕跡，你介意嗎？ “當然不介意。對於喜歡的人，自然會想去學習。我是想偷學而不能，是一個笨拙的模仿者。”

對於偶像的“新作”《小團圓》，朱天心又如何看待呢：“鼓起勇氣快快翻過。我比天文有勇氣，她不敢看。看完的感覺是鍊金沒煉成，打開爐子連煙和灰都出來了。她往日構建的七寶玲瓏塔倒塌了，她的人肉炸彈把胡蘭成炸了，也把自己炸了。當然更多是心疼的感覺，覺得這個神一樣的人，怎麼也會和一般人一樣？”

有人説，“她後期的小説相當用心地勾勒出夾縫中的族羣，充分顯現族羣認同的焦慮感，而她作品前後期題材的巨大改變，使她成為文學評論者絕佳的討論對象。”這種轉變的代表作，不能不提1992年問世的《想我眷村的兄弟們》， 朱天心因此獲獎無數，被稱為“台灣眷村文學第一人”。 17年後的當下，“眷村熱”再度在台灣興起，《寶島一村》《光陰的故事》等話劇、影視劇票房飄紅，

作品的深度與社會影響卻無法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相提並論，朱天心的先知先覺與超強洞察能力可見一斑。

對此，朱天心坦陳：“我的認同問題來得非常早。我母親是苗栗客家人，外公是小鎮醫生。兩歲時，母親生妹妹，我被送到客家莊外公家養育。家裏的傭人帶着我串門子時，鄰里間一個經常的消遣就是問我：你是哪裏人？少不更事的我總是堅定地説：我是唐山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台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其實沒有所謂的族羣問題，是李登輝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説到這裏，朱天心的語調由温婉轉為犀利。以她自己的生命經驗來説，當年外省人和本省人是有些差異，但這種差異並未妨害到人們的生活，外省人和本省人正常地交朋友、結婚、生活，並不象美國當年的種族問題一樣壁壘分明。李登輝主政後，不斷操弄族羣議題，以族羣為工具打擊政敵、解決黨內紛爭，再援引民進黨的力量加入……政治鬥爭本身並沒有道德可言，但是這種操弄逐漸瀰漫到了社會上，讓差異變成了鴻溝。原來是玩假的，後來弄假成真了。社會上逐漸有一種聲音，把所有跟着那個政權一起來的外省人，打成加害者、有權勢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們把得到的一切還回去。但真正在眷村生活的，是國民黨的中下層軍人，並非既得利益者。 “想當年，他們有些人可能正在下田，就被抓兵的拉到台灣來了，從此半生命運被改寫。冥冥中誰還欠他們一個道歉呢，如今卻被認為是既得利益者。我替他們委屈。與其他們讓別人誤會，不如自己來解剖吧。我必須説，很不幸，他們的國仇家恨，或者他的鄉愁，正好是跟那個政權是一致的，但這跟説你是他的幫兇是兩回事。 ”

先知先覺、大聲疾呼……然而收效甚微。儘管朱天心不願看到，台灣的族羣認同問題還是愈演愈烈。 2004年台灣“大選“前夕，預見到政治人物一定會把族羣當作選舉工具操弄，朱天心和一幫文化界、社運界的朋友聯合發起“族羣平等行動聯盟”（族盟），由著名電影導演侯孝賢擔任名譽召集人，不定期發表監督報告，針對政治人物撕裂族羣的言論進行批判。 “沒錯，這個理念很先進，因為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這個階段，政治人物又要開始玩弄這個東西了，又要開始貼標籤了。不如我們跳出來，扮演一個吹哨者的角色。但收效還是甚微。 ”

在族羣認同的問題上，朱天心的心態也起起伏伏過好一場。曾經，因為害怕被標籤，朱天心在父親在世時只陪他回過老家一次。 “早年回去比較辛苦，帶很多東西，因此我們三姐妹輪流陪父親回去。後來我不再去，是為了當被人家説“你們外省人都心向中國，整天回大陸”時，我可以説，我只回過一次而已。明知父親年紀越來越大，越來越需要人陪，我卻只為了這樣一個負氣的理由，橫下心來不陪他回去。”1998年父親不在了，她每每想起， 總為自己那些年的決定感到難過。“其實，我們只是要爭取不被貼標籤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認同的時候，我們有不認同的自由。”朱天心不止一次被問過“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嗎？”“當時我真是眼淚都快出來了。對這塊土地的感情，象空氣象家人，平時沒事誰會去描述它。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沒有到海外留學的經歷，離開台灣的時間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月。可是，原來你説你屬於哪裏是無效的，你自己説認同是無效的，要看別人接不接受。在寫《古都》的時候，我就想傳達一種聲音：難道只有認同的人才能在這裏生活嗎？我交税、從來不違法，我就可以生活在這裏，你管我心裏想什麼，多愛或多不愛。容忍各式各樣的人、各種語彙、各種追求幸福的方式，這才是我真正認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種口號，説同一種聲音。 ” 所以，朱天心敢於撰文闡述“不愛台灣的理由”，回答“愛不愛台灣”的問題：“這是我出生、成長、盛年、初老之地，我沒逃過税、沒犯過法，除了旅遊，沒有須臾離開過（因此不要叫我回哪裏哪裏，就如同那些老愛把這話掛在嘴上的海外週末革命家們確有另一個國另一個家可歸返），這是我在這個星球上唯一的落腳容身之地，這樣的“愛”法，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

出身文學世家，朱天心如何看待天賦對其寫作的意義？朱天心想了想：“天賦可以讓你在開跑時贏過別人100米，但如果賽程是一輩子的話，開頭贏人家的幾百公尺是不重要的。”

那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呢？朱天心答：“持續的用功。比如閲讀。這是最省事的。閲讀可以瞭解上下五千年，體驗不同人生，一個人的人生再精彩，肉身也是有限的。閲讀還可以偷學，我的偷學名單很長的，不是隻有張愛玲。更重要的是，閲讀是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特性，可以瞭解什麼是別人已經寫過、寫透的。比如説情慾，20世紀初已經寫到那個地步，可有的人不知道，還在那説不敢寫，有些字眼不敢用。有的人明明在寫很主流的題材，還以為是在做突破。 ”

朱天心説：“寫熟悉的會比較有熱情，不熟悉的，不是不能，但準備工作要充分。要問自己幹嗎要寫，最重要的是要有動機和熱情。有些人寫作是功匠式的，想象一下，如果一個功匠每個星期要交一張椅子，他怎麼會有熱情。但我比較羨慕功匠性質的寫作。產量高啊。”

朱天心和先生唐諾都很“羨慕”那些產量高的朋友，但也笑稱自己做不到，好在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一個月幾千台幣的開銷也就夠了，可以“坐吃山空”。夫妻倆信奉：“把生活的需要壓得很低，自由度才會出現。”

作為成功的作家，還需要把生活需要壓得很低嗎？朱天心説：“當然。對我來説，不能指望靠賣書過奢侈生活。書賣得好，算是意外，基本上等同於中了頭彩。做事情的時候考慮市場，在我看來好累。比如侯孝賢導演，準備一個電影時，考慮到日本市場，就要選擇日本演員，寫劇本時也要添加日本元素，要遷就很多東西。這一切，在我看來好不自由。還有一些朋友，在寫書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這書起碼要賣兩萬本，才能交房貸、才能出國旅遊， 才能換車子……。我是倒過來，把生活過得很簡單，寫作的時候不用去想出版商和市場。 ”

擊壤歌 （閨秀文學）

小團圓時移事往

未了

台大學生關琳的日記

當我年輕時

我記得

方舟上的日子

當代作家兒童文學之旅第四卷

想我眷村的兄弟們（1992年作品）

漫遊者

二十二歲之前

小説家的政治週記

朱天心作品集

古都古都（清水賢一郎譯本）

獵人們 (09/28/2005 印刻出版)

《初夏荷花時期的愛情》

下午茶話題（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三姊妹（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

學飛的盟盟（朱天心、謝海盟）

七月流火（馬叔禮、謝材俊、朱天文、朱天心主編）

三三集刊

文學評論家們這樣評論她：作家身份背後，是一個更熱烈的公民朱天心，憤怒是她的寫作動力，以文學做赤子之心的吶喊。

好朋友阿城則説，“與姐姐朱天文不同，朱天心是陽氣的”，她對這個世界是深情的，熱烈的。但又因為與生俱來的“深情”，而生出“孤意”來，正如阿城在給天心的小説《古都》的序言裏寫到的：有眼裏揉不得沙子的氣質，這造成她有一種強悍的敏感。

她為許多事情生氣。“我看到了，別人都沒看到。有些不是很嚴重的事情，可有些我覺得很嚴重，為什麼大家都約好了不看呢，是看不到還是看到了故意不説？”她內心裏不是沒有答案的，禁忌就像皇帝的新衣，要大聲喊出來，除了敏感，還有勇敢，“我絕對不是唯一看到的，可是我會有那樣的個性和衝動去説出來”，她知道説出來會很掃興，但依然要説。

連朱天心度蜜月也要跟着的多年好友、台灣電影學者盧非易，這樣形容朱天心：“越活越憤怒，越活越熱情，對社會有很多的聲音要發出來。”朱天心卻很害怕自己因為年齡增長而變得越來越不憤怒，真到了心如止水那一天，也會是停筆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