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塞培·翁加雷蒂

1912年，剛剛24歲的翁加雷蒂乘船從他出生的埃及亞歷山大城，取道巴黎前往意大利時，在海上第一次遠遠望見了他的祖國：像一隻靴子般伸進地中海的亞平寧半島和西西里島。為此他寫下了《一個人》，古老的意大利文化的血液，突然湧遍他的全身，這種歸屬感強有力地喚醒了他的民族驕傲和自尊。

在回顧北非沙漠、棕櫚樹和與寂寥月夜相伴的迷惘生活後，他哀嘆生命如可憐的海龜摸索着爬行，直至“一陣清新的風的叫喊聲/蜂擁而至”，那面“歸還你古老的鏡子”的海面出現，近鄉情更怯的激動瞬間將他牢牢抓住——

我父輩曾經看到的景象在清澈的風平浪靜中帆船排成一條直線哦，我的故土，你們的每一個時代都在我的血液中醒來

這位父母為修蘇伊士運河而移居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意大利僑民後裔，一定強烈地意識到，這是但丁和彼得拉克、薄伽丘的意大利，是達·芬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的意大利，也是他——年輕詩人翁加雷蒂的意大利。 ^[3] 

1921年翁加雷蒂移居羅馬從事新聞工作。法西斯統治時期，被迫流亡巴西，1936年起在聖保羅大學主持意大利文學講座，1942年回羅馬後，執教於羅馬大學。1962年任歐洲作家聯合會主席。

他的詩歌抒發同代人的災難感；個人的孤寂、憂鬱，同戰爭加於人類的悲劇，在詩中緊密交織。他偏愛富於節奏和刺激的短詩，把意大利古典抒情詩同現代象徵主義詩歌的手法融為一體，刻畫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表達了人和文明面臨巨大災難而產生的憂患。

翁加雷蒂和隱逸派另外兩位詩人蒙塔萊、誇西莫多一樣，也是優秀的翻譯家。他譯的莎士比亞、拉辛、馬拉美等的作品，得到高度評價。

翁加雷蒂的代表作有詩集《覆舟的愉快》（1919）《時代的感情》（1933）、《悲哀》（1947）、《呼喊和風景》（1952）等。 ^[1] 

翁加雷蒂油然生髮對祖國熱烈的情感，與僑民、移民在“他者”土地寄人籬下的疏離感不難理解。我曾見過一幅1494年的意大利地圖，它分屬那不勒斯、西西里王國和佛羅倫薩、威尼斯、米蘭等共和國，中間還夾着一個教皇國，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之中。這種狀況一直到1871年才告結束，撒丁王國以君主立憲的方式重新統一了意大利。 ^[3] 

就在翁加雷蒂深情眺望祖國的那年，巴爾幹戰爭爆發，德奧意三國同盟和英法俄三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插手其中，使之前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巴爾幹同盟瓦解並分化為兩個集團。彼時的歐洲，各個國家民族主義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1914年，翁加雷蒂告別曾塑造他最初美學面貌的巴黎文化藝術圈的朋友——阿波利奈爾、畢加索、莫迪裏阿尼等人，回到意大利，並開始投入支持民族主義的左派運動——意大利社會黨倡導的干涉主義。然而，這一意識形態為未來社會黨極右翼走向法西斯埋下了災難性的禍根。

翌年，翁加雷蒂開始發表詩歌，同時一戰爆發；他應徵入伍，在意大利東北部投入戰鬥。多年前我第一次被翁加雷蒂的詩所震撼，就是1915年12月他創作於戰鬥間隙的《守着死》——整夜守在陣亡的戰友屍體旁，詩人在寫着情書，“我從未如此粗狠地/擁抱生命”（葉維廉譯）。

現在，我手上打開的是詩人凌越、梁嘉瑩夫妻合譯的翁加雷蒂詩選《失樂園暗影》。翁加雷蒂在一戰時寫的大部分作品，都收入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歡樂》之中——可以想象，在每日充斥着死亡陰影的前線戰壕，哪怕一縷温馨的陽光也能給生命帶來強烈的歡樂。當詩人感到“有霧氣將我們抹去//也許這裏誕生了一條河//我聆聽湖中塞壬的歌聲/那湖曾是一座城”；當他意識到“我的悲傷/一如這塊石頭/是看不見的//我們以生/結清了死”；當他朝對面的士兵詢問：“你們來自哪個團？/兄弟們//言語顫抖着/在夜晚……在極度痛苦的空氣中/人下意識地反抗/直面他自己的脆弱/兄弟們”，他知道死神隨時可以把身邊任何一個年輕人的生命擄走，因而“我蹲伏在骯髒的/軍服旁/如同一個貝都因人/躬身迎接太陽”的時刻，便是還能確認自己尚活在人間的時刻，“我感到/這傾瀉而來的光的/熾熱（《歡樂》）”。

如果説戰爭教育了這位年輕詩人珍惜及思索生命的意義，與此同時，戰爭也以鮮血和仇恨激起了更為強烈的民族主義。與翁加雷蒂同年入伍的意大利社會黨政治新星墨索里尼，戰前曾是一個有影響的和平主義者。然而，臨近一戰時他搖身變成了戰爭的鼓動者。他頗具煽動力的演講和文章，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擁護。1915年1月墨索里尼成立了“革命行動法西斯”組織，短短一個月迅速發展了9000多成員，它直接煽動起百姓對戰爭的狂熱，最終將意大利拖入戰爭的泥淖。

28歲的翁加雷蒂在《意大利》一詩中寫道：“你的人民/意大利/發源於同一片土地/我也源自那裏//身着你/士兵的制服/我平靜/一如在我父親的/搖籃中（1916年10月1日）”。但是，第二天他在給好友埃託雷·塞拉的《送別》詩中卻又寫道：“詩歌/是世界的人性/一個人的生命正是/從詞語中開出的花。”顯然，這是複雜的“人性”，詩人信任“生命是詞語開出的花”，但是“士兵的制服”卻阻礙了他的感受力抵達非我族羣的人們。我細細翻閲翁加雷蒂寫於1915至1918年的詩，想尋找他可曾有過疑惑的、自我懷疑的時刻，我找到了——

“我可憐的/生活/始終延伸在/它自身的恐懼之上……（《又一個夜晚》1917年4月18日）”；以及兩天後寫的：

在這黑暗中用凍僵的雙手我辨認出我的臉我看見自己被遺棄在無垠中——《另一夜》

1918年5月，翁加雷蒂在梅利營地時寫下了《漂泊者》一詩，劈頭就是：“在大地上/我沒有/可以定居下來的/地方。”他那如“父親的搖籃”般的意大利似乎變得開始遙遠，而見慣了硝煙的詩人在此刻看到士兵，也只能哀嘆“我們如同/秋天樹上的/葉子”。也正是這場戰爭，讓幾乎不信神的翁加雷蒂開始思考“上帝”，並想象自己在脱胎換骨之時發出籲請：

當我的體重對我來説變輕時主啊，請准許我的船傾覆在那年輕人發出第一聲呼喊的時日——《祈禱一》

有意思的是，1916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詩集《被埋葬的港口》，直至到1931年之後的四次再版，每一次他都做了大量的修訂和改寫，連書名最後也改為《覆舟的愉悦》。有論者認為他對這批詩作修改程度之大，簡直可視作新作。為什麼會這樣？意大利批評家鮑爾迪納裏認為是“為了刪減一些過於前衞或‘非詩’的表達”，這讓我想到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編輯自己的詩全集時，曾經把第一本詩集《存活的理由》全部摒棄，一首都未收入。 ^[3] 

終於，一戰結束了。1919年，翁加雷蒂作為《意大利人民報》的記者留在巴黎。這份報紙正是墨索里尼1914年親手創辦，也是墨索里尼最重要的思想宣傳陣地，正如他自己所説：“我成為了一名政治家、一名記者、一名倡導者和一名法西斯黨領袖，所有這些都與本報有關。”憑藉這份報紙的輿論造勢，他成立了意大利法西斯黨，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他公開號召法西斯黨支持者們去推翻當時的法克達政府，增強軍力，保護工農的正當權益。

這些宣傳獲得了多數民眾的擁護，也獲得了新生一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支持——包括其他國家的知識分子。如果説大多數詩人天生是同情底層百姓的左派，那麼墨索里尼那些蠱惑人心的口號很容易獲得他們的好感。關於翁加雷蒂在贊同墨索里尼主張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遠，不得而知。另一位翁加雷蒂詩歌的譯者劉國鵬先生也曾告知筆者：確有此事，然具體情況有待他再去細查資料。

詩集《失樂園暗影》附錄翁加雷蒂年表中，1947年的註釋是“在清算法西斯時期，經過長期爭論，保住大學教職”的字樣，相當能説明問題。然而，翁加雷蒂並沒有像狂熱吹噓墨索里尼的民族主義詩人鄧南遮那樣，也沒有如官方意識形態“文學工廠”所提倡的，在成為歌頌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宣傳工具這條路上走遠。事實上，身在巴黎的翁加雷蒂作為海外記者，在《意大利人民報》只待了不到兩年的時間，便於1921年回到意大利另找了工作。細讀一戰後翁加雷蒂的詩，可以發現他的筆觸逐漸回到了海灣、岩石、薔薇果和夜晚的寂靜之中，回到了月光、黎明和眼睫的低語。他感到點燃了愛的不安的靈魂，“那個我也許始終在返回的公海”而非私有的“祖國”——

你用另一個夢誘捕我正如大海，躁動又輕柔在遙遠處顯露又隱蔽……

此時，整個意大利主流文學和所謂“未來主義”，充斥的是對墨索里尼的讚美崇拜和“把所有的大洋變成我們的內海”的分行口號。我有理由相信，相對於僵死而概念化的空洞詞彙，隱藏於翁加雷蒂一切感知層面的知覺，都在將他拉回與世界、與事物觸碰時那嶄新的聯繫。這一聯繫是言説最初的動力和觸發點，是言説慾望未滿足所帶來的前去與萬事萬物融合的新衝動。正如他自己所言，“文字的藝術具有激烈的隱喻”，隱喻恰是此物與彼物的融合與交換，是在詩人感受與聯想碰撞時產生新語義的無限可能。

在他的筆下，各種事物都能彼此聯結，無論它們是具象還是抽象：“跟我説話，青春/在這吞噬一切的時刻……”；“疲憊的樹叢/抓牢腳下的斜坡//從枝椏間/我再次看見鳥羣飛起（《一陣微風》）”。為了躲避意識形態的控制，詩人勢必會發明更隱晦的表達。一戰後的強人政治並沒有在這位詩人的心靈戰場上最後獲勝，翁加雷蒂掉轉方向，在關鍵時刻守住了藝術的底線。他的詩與鄧南遮浮誇的“唯美主義”趣味相悖，並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概念化主流文學的瓦解力量——人們將他這類巴洛克式充滿複雜隱喻的詩稱作“隱逸派詩歌”，它是意大利歷史、社會和特定文化條件下的產物，是那個時代令人窒息語境的一個隱秘的通風口。 ^[3] 

自1925年到30年代，他的詩作充滿了悲傷、不安和焦慮，乃至對青春期的懊悔。《七月》《八月》《雕像》和《上尉》，處處是死亡和毀滅的凶兆；《憐憫》一詩中則向上帝不停地發出求告和詢問，僅僅第一節就有8個問句，分別涉及上帝、死亡、生命、悔恨、純潔、罪惡、嘲諷、律法和正義。這批詩延續了法國象徵主義的特點，詩人又將其雜糅轉化到意大利詩歌傳統之中，充滿暗示、隱喻、意象的繁複和晦澀。

值得一提的是，曾經相信激進革命的翁加雷蒂在1928年皈依了天主教。那個時候，墨索里尼對外正忙着軍事擴張，對內施行專制獨裁統治，意大利文壇喧囂着讚美暴力、超人、戰爭的聲音。然而，緊隨翁加雷蒂之後，詩人蒙塔萊和誇西莫多也創作出大量以象徵和隱喻表達個人感受、注重個體價值、遠離法西斯政治的詩篇。三位詩人都排斥抽象概念和空洞説教，常以自然場景、事物作為抒發情感的中介，傳達內心細膩複雜的主觀感受以及現實的重壓下孤獨的精神狀態，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多達半個世紀之久。

繼佔領科孚島、出兵埃塞俄比亞之後，1936年墨索里尼又成立了武裝干涉西班牙的委員會。在意識形態高壓統治下，早有不祥預感的翁加雷蒂在這一年離開意大利，遠走巴西，在聖保羅大學教授意大利文學，直到1942年回國。其間，他經歷了哥哥去世、小兒子不幸夭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結集名為《悲痛》，於1947年出版。他曾説：“《悲痛》是我最喜愛的詩集，是我在最可怕的年代，扼着喉嚨完成的。”

這部詩集的核心部分，是他為早夭的小兒所寫的17節日記體詩《一天又一天》。這組詩如一場漫長的抽泣，每一節之間的停頓都被哽噎充滿。整首詩抒寫深情的回憶，飽含悔恨自責，死亡可怖利斧對生命無情殺伐的虛無感和絕望瀰漫其中。但是，這些詩句因其情感的強度、通過複雜的句法構造精準的表達，獲得了穿透人心的奇異力量與美感——這是我讀到過的最感人、最令人心碎的詩篇之一。而在《時間的靜默》《苦澀的平靜》這些詩中，可以看到詩人遭受滅頂之災的時候，是如何將喪失視為解脱，因為時間“在記憶的邊緣徒然延伸/它的跌落或許是一種憐憫”，而大地吞噬生命，“已經開始用無恥的牙齒/小口小口地食用他”，令人毛骨悚然。

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後，翁加雷蒂相繼出版了重要的詩集《應許之地》《吶喊與風景》《老人日記》等。這些詩延續了他對人類命運的思考和焦慮，同時也因為宗教意識帶來的安慰而呈現出某種修復的力量，這一話題將會使讀者和研究者進入另一個重要維度的分析思考。

理所當然，這些作品為翁加雷蒂帶來了更多榮譽和讀者的尊敬。但是，意大利隱逸派三傑中，最年輕的誇西莫多於1959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比翁加雷蒂小8歲的蒙塔萊也於197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蓋因蒙塔萊和誇西莫多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反對法西斯主義，蒙塔萊因此失去了佛羅倫薩市圖書館館長職位，誇西莫多也被威爾第音樂學院解除了他意大利文學教授的聘任，並遭到官方刊物的攻訐。但作為隱逸派的奠基者，促成意大利詩歌在20世紀初從格律詩到自由體的最初轉向、被視為現代意大利詩歌革新第一人的翁加雷蒂，卻因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政治傾向錯失了諾貝爾文學獎。這與阿根廷的博爾赫斯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略有相似。後者雖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經是蜚聲世界的文學大師，但因公開表示支持阿根廷的軍事力量，並接受了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授予的大十字勳章，博爾赫斯的名字就徹底從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名單上消失了。而波蘭詩人辛波絲卡，在刪除所有令她感到蒙羞的“少作”之後很多年，終以“在詩歌藝術中警闢精妙的反諷，挖掘出了人類一點一滴的現實生活背後歷史更迭與生物演化的深意”而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從這些實例上看，諾貝爾文學獎雖非文學的唯一評判標準，但它的評獎章程表達得十分清楚——獎給在文學領域創作出具有理想主義傾向的最優秀作品的人。錯失此獎的確是一件憾事，但翁加雷蒂30年代之後的創作，顯示了他對抗法西斯文學的立場，其爐火純青的藝術技藝和對意大利詩歌開拓性的創造，為隱逸派詩歌贏得世界性影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代法國著名詩人博納富瓦毫不猶豫地稱翁加雷蒂是他心目中“20世紀意大利最偉大的詩人”，而這本由詩人翻譯的《失樂園暗影》，也為漢語讀者深入瞭解這位文學巨擘奇崛的創造力提供了嶄新的譯本。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