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維廉

* 《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運用》(1974)

* 《比較詩學》 (1983)

“北風/我還能忍受這一年嗎/冷街上、牆上，煩憂搖窗而至/帶來邊城的故事；呵氣無常的大地/草木的耐性，山岩的沉沒，投下了/胡馬的長嘶……”這是葉維廉21歲左右時寫的詩，焦慮而孤獨。葉維廉説，事實上，他就是在那種“龐大匆匆遊魂似的羣眾中的焦慮與孤獨裏”，被逐向“生存意義”的求索而萌芽為詩人的。

葉維廉是1937年呱呱墜地的，在後來的漫長歲月裏，他關於童年的記憶就是“戰爭的碎片和飢餓中無法打發的漫長的白日和望不盡的廣東中山南方的天藍”。那個時候，他始終無法嚐到每天下午經過他們村屋茅棚邊叫賣的泥黑的甜餅，他説：“媽媽，才五毛錢，給我一塊錢好嗎？”而媽媽只能在一天的小買賣後的疲倦裏用淚水來支撐着笑來安慰他。

12歲那年，葉維廉一家流亡香港寄居在舅舅家，由於父親殘廢，母親一個人的微薄薪水又無法支持一家人的生計，所以葉維廉的兩個哥哥小小年紀就得出去工作，一個在監獄當守衞，一個在水族館打工，但一家人依然收入拮据，甚至備受舅母和表哥表嫂的冷眼和酸言酸語。葉維廉説，那些“沒有表情的臉，猜疑的眼睛，漠不關心，社交的孤立斷裂，徹底的冷淡無情”，如同箭鏃在他心中刻下了無形的傷痕，“就是從那個時候起，葉維廉開始了自己的詩歌生涯，他希望通過碎片重新組織一個理想的藝術王國。

後來的葉維廉，以多重身份和成就蜚聲國際：他是著名的翻譯家，台灣最早的艾略特《荒原》中譯本就是他翻譯的；他曾任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幾十年之久，並協助香港中文大學、台灣大學、北京大學等建立發展了比較文學，但這些身份之外，葉維廉始終覺得自己首先是個詩人，詩對他而言是最重要的。“詩在我心裏是第一位的，我一直未忘保留詩人的本能。”

作為詩人的葉維廉，被認為是“一個真正的詩人”，而作為學者的葉維廉，取得的成就更加顯赫，他“以一個文化邊緣人的身份對自己本土的文化傳統進行了新的評估”、“堪稱比較詩學領域的翹楚”。

在葉維廉的詩學理論中，談得最多的是“沒有框限的道家美學”，在他看來，作為中國美學的根系，道家美學是一脈源遠流長的活水，它滋潤着中國詩學的美感經驗，並使得這種美感經驗在歷史的長河中得以彰顯。他説，“中國語法有中國語法的意境，西方漢學家不大瞭解中國詩的意境，不懂得中國美學裏的東西，甚至歪曲了中國美學的理念。”葉維廉認為，中國詩讓人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把原真的狀態呈現了出來。比如説“雞聲茅店月”中，“雞聲”、“茅店”、“月”，運用電影蒙太奇的手法，有遠有近、層次錯落，不像英文詩歌那樣經常出現“我”，中國詩歌語法靈活，“我”是隱藏着的，三個名詞組合在一起，就呈現出了一個未受規範和約束的本真世界，萬物渾然一體，“我”已經融入這個世界當中；山水畫也是如此，它不定下透視的方向、規定給人看的角度，講究浮動透視、山水空靈，不論看哪個方向、哪個層次，都是獨立的藝術空間。

葉維廉認為，西方的目的論很清楚，看到樹就想到可以做木材，而道家美學可以培養開闊的胸懷，在生活上讓人得到很多調整。“西方文化中存在諸多弱點，我們的藝術家和詩人不應該做出文化的棄權，應該抗拒西方工具理性對人性的切割。我們能夠容忍一個民族獨有的文化消融淡化嗎？我們可以容忍全球化的消費文化橫掃一切嗎？”

在葉維廉的寫作年表中，葉維廉曾經填下了這樣一條：“1961年，和慈美結婚，結婚是一種定力”。葉維廉自己對“定力”的解釋是，“從慈美柔弱的身體裏發散出一股靜而堅強的無限展張的力量，構成一把防禦傘，敵住了我們愛與生命崎嶇的行程中數不盡的無情的箭鏃。”

葉維廉與慈美的愛情行程開始於1958年。在後來的年月裏，這個叫做慈美的女人，為葉維廉營造和維持了一個得體的家，她不但深受經常遷離之苦，而且做了不少的自我犧牲，包括學業推遲了十年。葉維廉説，“她看着我，怕我陷入生命的種種陷阱。我的創作思維雖然看似複雜，但在生命嚴厲的現實裏，我常常太過天真，太容易信任他人，好幾次，如果沒有她提醒，幾乎破壞了我們悉心建築起來的一切。”

葉維廉覺得，慈美喚醒了自己感悟事物的敏感度，彷彿讓他童年記憶中的山水得以復活。葉維廉説，“我後來寫的幾本散文，包括《歐羅巴的蘆笛》、《紅葉的追尋》、《幽悠細味普羅旺斯》和《細聽湖山的話語》，都有慈美的感悟抒情的印記，因為我們從那時開始共遊已經快四十五年了，大體有共同的感受，看看她在瑞士少女峯拍的雲山雪景，就可以看出相似的心音心印。”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