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三太子案

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晨，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在煤山壽皇亭旁自縊而死，時年33歲。前夜周皇后在坤寧宮懸樑自盡，崇禎揮劍殺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長女長平公主右手被斬斷昏死過去。袁貴妃自縊的時候繩索斷裂，崇禎衝上去補了三劍。隨後崇禎命心腹太監將三位皇子喬裝改扮送出宮去。 ^{[1]  [5]} 

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順軍進入紫禁城，圍繞崇禎帝的下落，城內謠言紛起，直到二十二日，才在煤山發現了崇禎的屍體。權將軍劉宗敏命人把崇禎夫婦的屍體一起陳放在東華門外，強令京師百姓觀看，以正視聽。

崇禎的屍身以發覆面，一隻腳赤足，衣衫零亂，屍臭四溢，狀況慘不忍睹。陳列三日後，明朝兵部主事劉養貞將二人葬於昌平銀泉山田貴妃的墓中。雖是亡國之君，卻少不得有一番蓋棺定論，大順政權在《永昌元年詔書》中評價道“君非甚暗”。四月三十日，大順軍退出，五月初二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率軍佔領了無人管理的北京。 ^{[1]  [5]} 

清朝在北京定都後，明朝皇室後裔和遺民相繼建立了弘光、隆武、魯監國、紹武、永曆等割據政權。明朝有這些抗清的旗幟，自然不必再去尋找遁跡民間的皇子。直到1662年南明永曆帝被吳三桂殺死，南明最後一個割據政權滅亡，清朝也進入了康熙時代，思念明朝的人才打出“朱三太子”的旗幟，所謂朱三太子僅是清康熙年間的人懷念明朝後代的一種通稱，不一定確指是誰，稱朱三太子乃是因為崇禎末年見存的皇子有太子、定王、永王三人。根據《清實錄》、《東華錄》等書記載，康熙朝破獲和朱三太子有關的案件就有多次。

例如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楊起隆以“朱三太子”名義在京城糾眾反清，並建廣德年號，但旋即失敗。失敗後，楊潛逃。直到康熙十九年在陝西漢中、興安一帶又有一個自稱朱三太子的人，秘密進行反清活動。但清廷並未能將該人捕獲。

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夜，漳州人蔡寅打着“朱三太子”的旗號，率“白頭軍”數萬人起事，然後活動於南靖、長泰、同安等縣山谷間。

康熙十六年六月河南柘城有人詐稱明皇子起事。

康熙十八年八月受命平定三藩的定遠平寇大將軍、安親王嶽樂在湖南武岡州楓木嶺俘獲了傳説中的明太子，十二月嶽樂奉旨將明太子解送京師，加以殺害。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從杭州歸途經過南京謁明孝陵後，諭大學士等：“訪察明代後裔，授以職銜，俾其世守祀事。”這是公開物色明後裔，授一官職的開始。順治年間，清兵全力對付明朝殘餘勢力，無暇顧及逃匿民間的皇子，康熙年間，部分明朝遺民以及部分別有用心者不斷以“朱三太子”名義起事，清廷也開始加緊物色。所以當時康熙這樣的上諭，無非是使海內聞風，或有自投羅網的明裔，誘之以利翦除。因此諸臣奉諭後，隔五個月才復奏：“明亡已久，子孫湮沒無聞，今雖查訪，亦難得實。”後來康熙三次南巡，皆祭明孝陵，但再也不提訪察和授職一事了。

康熙四十四年前後，江蘇太倉一念和尚和浙江大嵐山張念一、張念二等又以“朱三太子”名義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起事，分別活動於江蘇太倉

康熙十八年（1678），陝西漢中、興安一帶有人自稱“朱三太子”起兵抗清，後被撫遠大將軍圖海擊敗逮捕。此人自稱楊起隆，經楊起隆家人及其同夥辨認，得知此人曾是楊起隆部下，知道事情原由，因此借“朱三太子”之名謀劃造反。康熙十九年(1690)，假楊起隆被押往北京處死。

康熙三十八年（1698），江南金和尚擁立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為“朱三太子”，聚眾太湖，密謀在康熙南巡時將其劫持，關鍵時刻由於發炮不鳴，最後雙雙被捕伏誅。

康熙四十六年（1707）十一月，江蘇太倉州與浙江四明山幾乎同時暴動，且首領都以“朱三太子”為號召，因此引起了康熙的特別重視。他一邊親自批閲奏摺，部署追捕方案；一邊派人喬裝打扮，細訪賊人老巢；並特別強調一定要立即緝捕所有涉案人員，與現獲賊犯一併審結。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二月與黃吉、陳益聯絡北京附近一些反清義士密謀反清復明，組織“中興官兵”，自稱“朱慈炯”，為明朝“朱三太子”，改年號為“廣德”。後遭納蘭明珠、圖海等率兵鎮壓，失敗逃走，黃吉與陳益被殺。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在陝西鳳翔被圖海逮捕，送回北京處死。 ^[3] 

張先生者，初不知其何許人也。康熙癸亥春，蓬萊李力遠晤之於路氏筵次，見其丰標秀整，議論風生，因私詢其從來，主人曰：“先生姓張，字潛齋，浙中名士也。學淵博，且工手談，精音律，今為張氏西席，特邀之與會飲春酒耳。”是日賓朋雜沓，張與李情意殷殷，若素相識。越二日，投刺謁李，以綾質詩扇為贈，自是為文字之交者半載餘。一日，張忽過李，言欲附舟南行，來告別，家有數口，米薪悉出自居停，但月須錢千文為蔬菜資。李唯唯，乃按月遣送，如是者又半載餘。乙丑，李赴春闈，旋歸，知張已攜眷南旋矣，自此不相問者十餘年。丙子，李任饒陽縣令，兼署平山，會噶爾丹叛，李措辦軍需，日無寧晷。張至饒訪李，李無暇與談，匆匆贐之。 ^[2] 

丙戌季冬，李解任家居，張偕二子至，曰：“江左連歲水荒，不得已，就食山左弟子張岱霖家，今請求薦一館以餬口。”李曰：“歲暮矣，他家來歲之館，久已聘定。予有孫數人，皆童蒙，幸為不屑之教可乎？”張曰：“善。”因留居焉。亦時至岱霖家，旬日即旋。戊子初夏，四月初三日，李方與張弈，忽有營兵官役捕張之父子及李去。解至省城，撫軍坐後堂，藩臬列左右，旁無一役。先問李曰：“爾讀書為官，當知理法，何窩藏朱某為不軌事？”李曰：“予僅知讀書，門外之事，亦不與聞，不知誰為朱某，予從不敢作犯法事。”撫軍曰：“汝家塾師為誰？”李曰：“塾師為張用觀，南方人，二十年前，在東平州張家設帳，曾識之。前年十二月，其父子來吾家，諄言尋館度日，予有孫數人，乃令從之讀書。朱之不法事，實不知也。”撫軍曰：“彼在南方姓王，山東姓張，汝不知乎？”李曰：“不知。”又喚張父子至，問曰：“汝何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煥，原封定王，事至今日，不得不説實情。”又問曰：“汝何以在浙？”曰：“崇禎末年，流賊圍京城，先皇將吾交王內官，匿民間。城破，王獻之闖賊，闖又交杜將軍。未幾，吳三桂與大兵殺敗流賊，各自奔逸，賊中有一毛將軍，攜吾至河南，棄馬買牛，種地年餘。當道查捕流賊甚急，彼遂拋吾而逃。時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鳳陽，遇老鄉紳王某者曾為先朝御史，執手悲泣，留於其家，遂改姓王，偕其子同學讀書。又數年而王病故，吾年十八九，乃渡江而南，投寺削髮。後遊浙，止一古剎，有餘姚人胡姓，亦宦裔，偶來寺，與我談經論文，大詫曰：『子才學如此，何為流於空門？』乃延至其家，改易衣帽，勸蓄髮。其室旁有小園半畝，茅屋數間，俾吾居其中，後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為浙人而曰王某也。”撫軍曰：“今有江南兩處叛案，皆稱扶爾為君，恢復明朝，爾往浙中質之。”時四月初六日也。 ^[2] 

當日，撫軍將口供繕寫題疏，即將張與李起解南行，騾轎四乘，解官數員，為東兗道蕭某、撫標中軍陳某、都司張某及守備千把等，率領馬步兵數百，及沿途接者，日有千人。十四日至淮安，易舟。二十二日至杭州，在貢院質審，上坐者欽差少宰穆旦，次鎮杭將軍，次兩江督，次浙閩督，次蘇撫於，次浙撫王。問張曰：“汝是王士元乎？”張曰：“吾本姓朱，名慈煥，改名王士元，是實。”又問曰：“汝既為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為謀反？”曰：吾數十年來改易姓名，冀避禍耳。今上有三大恩於前朝，感戴不忘，何嘗謀反？”又問曰：“三大恩為何？”曰：“流賊亂我國家，今上誅滅流賊，與我家報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孫，從不殺害，二也；我家祖宗墳塋，今上躬行祭奠，命人灑掃，三也。況吾今年七十五歲，血氣已衰，鬚髮皆白，乃不反於三晉變亂之時，而反於清寧無事之日乎？且所謂謀反者，必佔據城池，積草屯糧，招軍買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於此乎？吾因年荒米貴，在山東教讀度日，居近通衢，密邇京師，尚敢有謀反之事乎？”問官曰：“今有大嵐山叛賊張某，口稱保汝，何得強辨？”遂帶張至。時李與張同在案前，問曰：“汝認誰是朱某？”張熟視之，曰：“不認。”又問曰：“汝前供扶助朱某，今日何又不認？”張曰：“第假其名義以煽動人，實不相識。”又問李曰：“彼在汝家教讀時，亦知其姓朱乎？”李曰：“知其姓張，且不知其姓王。”又問曰：“張在汝家將二年，汝豈不知？可實言。”李曰：“彼在我家，亦西賓耳，我曾為命官，先人曾受誥封，朋友重乎，君父重乎？我縱不知輕重，也知利害。我若知情，豈不藏之深山幽谷，而乃令居我家，在官道之旁，與城市親知，飲酒作詩，人雖至愚，不至於此。”又問李曰：“汝言飲酒作詩，都是何類人？”李曰：“我尚不知，何況他人？東平汶上之士人，求其寫冊頁及扇者不止一人，大人體皇上好生之心，亦不肯波及無辜之士。況山東至浙江，隔二三千里，南方之事，何從得知？今在台下，如對天顏，不敢一字虛偽。” ^[2] 

至是，上坐者諭臬司曰：“朱某、李某均非強盜，可將獄神廟收拾潔淨，茶飯留心照管，委官看守。”是晚即宿獄廟。時有委員二人，一靳一陳，又有千夫長魯姓者，豪爽人也，見朱、李而深敬之，朝夕談笑，或對楸枰，或觀雜傳，聚飲歡歌，忘其身在囹圄中矣。月餘，將東平州張某解到，遂提張、李同至後堂。張已先在，審官仍六人，問李曰：“張某供稱朱某在汝署主稿，汝與朱深交，張僅有一面之識，然乎？”李曰：“凡州縣官主稿者，非刑名即錢穀，朱某隻能作詩下棋，我請其主棋稿乎，主詩稿乎？彼時皇上親征噶爾丹，我又代理平山兩縣，晝夜措辦軍需，朱某過饒，次日即行，送贐則有之，實無主稿之事。二十年前，彼曾在張家教讀，眷亦在張家，彼時我方識之。張某，汝今在公堂上，須實言，天地鬼神，庸可欺乎！”張語塞。又問朱曰：“汝識張否？”朱曰：“彼從我讀書數年，是我之學生，豈不識之？”問官遂大怒，嚴刑究訊張某。既而江南解一和尚至，太倉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鑄假印，偽造定王札符給與愚民，煽惑作亂。及提朱對證，又云不相識，惟與賊黨葉某為異姓兄弟，而又締姻盟，事犯於江寧，既被緝獲，遂解杭。 ^[2] 

迨部覆至，見判語云：“朱某雖無謀反之事，未嘗無謀反之心，應擬大辟以息亂階。細詢李某，堅供不知情，然在伊家捉獲，且住有年餘，説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至是，遂以簽發寧古塔定案矣。旨雲：“着穆旦多加兵丁，沿途防護，將朱某帶至京中，問明正法。”時七月十一日，將大嵐山眾犯處決，十二日登舟起解，十五日至蘇，因尚未發落太倉奸僧，又住月餘，分羈兩處。至八月二十三日，復登舟北行，至淮安，易騾轎。九月十七日入都，朱送刑部獄，李在户圈。越數日，即將牽連人百餘名，分三起充發，一寧古塔，一齊齊哈爾，李發伯都訥，朱即棄市。時朱家在餘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聞事發被捕，皆投綬，六命俱盡。朱某，初曰張潛齋，亦曰王士元，即世所傳朱三太子是也。 ^[2] 

或曰，朱三太子乃楊起隆所託名，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聖祖密遣捕獲株等二百餘人誅之，謹言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 ^[2] 

《清聖祖實錄》的“朱三太子案”原文：

先是、奉差查審大嵐山賊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賊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會審。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系崇禎第四子。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七年前身故。又遵旨傳喚明代老年太監、俱不認識。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應凌遲處死。得旨、朱三即王士元、着凌遲處死伊子朱𡋰、朱?、朱壬朱在朱坤、俱着立斬。 ^[4] 

一起案件發生在南方的太湖，有一和尚詐稱擁立朱三太子，企圖將康熙帝玄燁遮殺在南巡中。因準備疏忽，發炮不鳴，結果悉數被捕，逮至京城，交由吏部侍郎穆丹會同九卿科道反覆審訊，查明所謂朱三太子實屬假冒，真名王士元。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十月初五日，按照皇帝旨意，將王士元凌遲，其五個兒子處斬，其餘人等發配寧古塔永遠充軍。《清朝野史大觀》卷三和《清聖祖實錄》均有介紹。 ^[6] 

又一起案件發生在山東汶上縣，有一老者長期在李來朋家裏充當私塾，循規蹈矩，卻沒能逃過清廷鷹犬的魔爪。在嚴刑拷問下，老者供認自己就是明末的定王，李自成退出北京時，將他裏脅到河南，乘虛逃亡安徽，輾轉到浙江，最後流落山東，隱姓埋名。他有六個兒子，字輩為“和”，末一字均為“土”部，正好與朱元璋《祖訓》中所規定的字輩完全吻合。其孫名鈺寶，含有“臨御寶座”之意。康熙帝審閲了全部案卷，明知此人確係崇禎帝的兒子，但殺之無名，於是硬説他是假朱三太子，重演攝政王在順治初年殺明太子的故伎。這位一生顛沛流離，沒有絲毫反清言行的75歲老翁連同其家人全部抄斬。孟森先生《明烈主殉國記》對這一起朱三太子案件作過多方位考證，確信此朱三太子為真。該文收入商鴻逵先生為孟氏編輯的《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有關此案的詳細調查材料，可參考《史料旬刊》第二期收錄的康熙四十七年直隸巡撫趙燮的奏摺。此朱三太子即定王朱慈炯。 ^[6] 

在《清聖祖實錄》（康熙四十七年丁未條）裏，九卿向玄燁覆奏朱三太子案時説：“查崇禎第四子已於崇禎十七年前身故。”意即在明朝滅亡前永王已死。這一結論完全沒有依據。後世的史學研究者經多方考證，已弄清太子和定王的結局。明太子在1644年冬被殺，還是個剛滿15歲的少年（“北都太子案”所殺太子）；定王在1708年被殺，已是個75歲的衰翁。 ^[6] 

關於永王的下落，據李連昌先生的研究，在遵義紅花崗區發現的《鄒氏家譜》（兩冊）載：“甲申三月，流賊陷京師，天子之寶器竟行焚燬，悲傷我崇禎帝祖以帛自縊于山亭”，“鄒元標子鄒之麟（江西吉安府泰和縣玉河街一里三銅橋人氏），保護永王潛逃來四川遵義府馬桑窩梧桐街，又，西鄉里又一甲苦竹椏學堂堡為永王避難之地。”鄒之麟保護永王下到遵義，為避難朱慈炤改姓鄒，取名鄒啓貴，鄒之鱗後返回江西原籍。從鄒啓貴（朱慈炤）已傳13代，現鄒氏分為6支，100餘户，300多人。在鄒氏內嚴格規定：鄒姓與朱姓不準通婚。鄒啓貴從京師逃出，帶有信物，其中朱慈炤玉印一枚，按長門長子相傳，後傳於遵義縣三岔河一房中，民國中期猶在，第10代鄒萬福親眼所見，並告之其子鄒代林。以上敍述基本上可以説，崇禎皇帝的後人在遵義。 ^[7] 

又據貴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蘭東興先生的考證：“崇禎皇帝后代在遵義”。今凡先生在“崇禎皇帝后代流落遵義考”中説：“既然永王朱慈炤在明末清初沒有死於他人之手，那麼鄒之麟護送他來到貴州就有可能。既然鄒之麟返回原籍江西，留在貴州的就只能是朱慈炤。既然鄒啓貴被其後代尊稱為入黔始祖，那麼朱慈炤和鄒啓貴就是同一個人。”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