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片葉子

《最後一片葉子》描寫的是華盛頓貧民窟的兩個年輕的畫家蘇和瓊西同她們的鄰居貝爾曼之間發生的故事。瓊西在寒冷的十一月患上了嚴重的肺炎，並且其病情越來越重。作為畫家的她，將生命的希望寄託在窗外最後一片藤葉上，以為藤葉落下之時，就是她生命結束之時。於是，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念。作為她的朋友蘇很傷心，便將瓊西的想法告訴了老畫家貝爾曼，這個老畫家是個脾氣火爆，愛取笑人、終日與酒為伴的人。畫了近四十年的畫，一事無成，每天都説要創作出一篇驚世之作，卻始終只是空談。但是他對這兩位年輕的畫家卻是照顧有加。他聽到了此事後，便罵了一通，但仍無計可施。

然而令人驚奇的事發生了：儘管屋外的風颳得那樣厲害，而鋸齒形的葉子邊緣已經枯萎發黃，但它仍然長在高高的藤枝上。瓊西看到最後一片葉子仍然掛在樹上，葉子經過凜冽的寒風依然可以存留下來，自己為什麼不能？於是又重拾生的信念，頑強地活了下來。可是故事並不是到此就結束了，真相才剛剛打開：原來是年過六旬的貝爾曼，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為了畫上最後一片藤葉，因着涼，染上了肺炎。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他終於完成了令人震撼的傑作。 ^[3] 

歐·亨利最多的小説題材是有關美國城市生活的篇目，而其中最負盛名的故事大都發生在紐約的大街小巷，這類題材的小説與西部題材小説相比，大多灰暗、陰鬱，充滿城市生活的無奈與辛酸。歐·亨利對於美國下層的社會生活是非常熟悉的，一生的艱難坎坷，使他深切地感受了底層社會的痛苦與不幸，也看透了美國豺狼社會的罪惡本質。

歐·亨利是個人道主義者，在此類城市題材的作品中，除了對普通小人物的關注和同情之外，也描寫了城市中的上流社會，特別是揭露社會上那些利慾薰心、爾虞我詐、巧取豪奪、坑蒙拐騙的“上流人物”的醜惡行徑，騙子、強盜及資產者的道貌岸然，肆無忌憚地買賣官爵的現象，展現社會生活的不公平、不合理、不正常。

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歐·亨利，一生困頓，只有最後10年才在紐約定居，平時他所接觸的也多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所以，這些小人物也就成為他小説的主體部分，其作品中充滿了各色各樣的小人物形象工人、女店員、商人、小業主、公司或其他機構的小職員、窮藝術家，小官吏、街頭流浪漢等。但正是這千千萬萬個小人物，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基礎。例如，《最後一片葉子》中崇高的老畫家貝爾曼。歐·亨利懷着對“小人物”命運的深切同情，以幽默的筆觸，描寫他們生活的不幸，在社會下層平民的悲劇人生中發掘真善美，捕捉不幸人們靈魂上的亮點，讓人性之花在夾縫中綻放。 ^[2] 

《最後一片葉子》的故事的場景是紐約市的格林尼治藝術家聚居區。百年來，那裏已然從身處窘境的文人聚居區發展為舉世聞名的藝術中心和旅遊勝地。因此，從歐·亨利的創作時代即可獲得主人公的生存狀況，他們是那許許多多不成名藝術家的代表，他們夢想着改變現狀。 ^[4] 

“瓊西”是喬安娜的暱稱，瓊西來自加利福尼亞。女孩瓊西被肺炎襲擊，病卧在牀。瓊西的朋友蘇義無反顧地照料着她。當瓊西聽到醫生的幾近絕望的診斷時，蘇傷心至極。因為醫生説瓊西痊癒的希望就在於她自己求生的慾望。

瓊西的夢想，是能活下來，希望有一天能夠去畫那不勒斯的海灣，這是作為一個畫家的心願。因此，蘇編造了善意的謊言，可是她卻發現瓊西在失望地數着常春藤上為數不多的葉子，並絕望地認為，當最後一片葉子凋零之時，自己也就離開了世間。蘇聽後萬分悲痛，她勸説着使瓊西入睡。繼而忍痛進行創作，賺取瓊西的醫療費及營養費。 ^[5] 

貝爾曼是一位60多歲的老畫家，老貝爾曼一直把自己當做着“蘇”、瓊西兩位姑娘的守護神。他是一個靠着給窮畫家做模特和畫點商業廣告賺取生活費的老頭，雖然酗酒，但卻一直有着一個信念，那就是完成他那還沒開工的傑作，從而成為一個成功的作家。貝爾曼患了肺炎，他頂風冒雨在牆上為瓊西畫上了珍貴的最後一片葉子，他的偉大與執着永遠地濃縮在一片常春藤葉子裏。 ^[5] 

在《最後一片長春藤葉》文本中，身處艱難困苦環境中的小人物，在生活的重壓下，仍能對他人表現出真誠的友愛，做出難能可貴的犧牲。作品描寫一個窮女畫家瓊西得了肺炎，生命危在旦夕，她把生存的希望寄託於窗外一棵常春藤樹的最後一片葉子——“只剩下四片了。‘我’希望在天黑之前看到最後的藤葉飄落下來。那時候‘我’也該去了。”為了幫助瓊西戰勝病魔，打消她因長春藤葉的凋落而想死的“胡思亂想”，老畫家貝爾曼，一個在社會底層掙扎了一輩子的貧困潦倒、落魄失意的小人物，為了挽救瓊西的生命，在一個悽風苦雨的夜晚，爬到磚牆高處畫了一片永不凋零的長春藤葉，給了瓊西“生”的意志，新的生命。而貝爾曼老人卻因着涼而染上嚴重的染肺炎去世了，他用自己的生命創作了一生中最傑出的作品。小説末尾，作家感嘆“親愛的，這片葉子才是貝爾曼的傑作——就是在最後一片葉子掉下來的晚上，他把它畫在那裏的”。最後一片常春藤葉已經不是普通的葉子了，它更像是一面鏡子，從中映照出貝爾曼老人的善良靈魂，及其偉大的精神光芒。 ^[2] 

《最後一片葉子》就是一篇充滿人性之美的文章，瓊西和蘇的友誼、貝爾曼的犧牲精神以及最後一片葉子所藴涵的深遠意義無一不在提醒人們儘管生活如此艱辛，卻有一種力量在支持着人們不斷向前，去改變現狀並追求美好的明天，那就是人性的真、善、美。

文本中對瓊西和蘇的友誼並未很多筆墨，但從作者在細節上生動、細膩的刻畫不難看出兩位姑娘之間的真摯友誼。首先她們志趣相投，對藝術、生活共同的追求使她們走到一起，她們“發現彼此對藝術、食品和時裝的愛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間畫室”；更為重要的是，當瓊西患上肺炎時，蘇對她的關心和照顧。當醫生告訴蘇，瓊西的生存幾率只有十分之一後，她“把一條餐巾哭得一團濕”，而後卻裝作精神抖擻的樣子走進瓊西的屋子，告訴瓊西“醫生説你迅速痊癒的幾率是，讓我想想他是怎麼説的——他説有九成幾率。”蘇自己承受痛苦而不把真相告訴朋友，是為了讓瓊西能以樂觀的態度與病魔作鬥爭。此外，瓊西的飲食起居也完全由蘇照顧。

如果説瓊西和蘇是温暖的火苗，那貝爾曼的自我犧牲就是熊熊燃燒的烈火，令人震撼、熱血沸騰。文本中鮮有對貝爾曼的正面描寫，僅寥寥幾筆，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60多歲、長相不出眾、身材瘦小且藝術生涯不得志的老頭便躍然於眼前。正是這樣一位老人，當聽到瓊西身患肺炎、認為自己的生命如冬天的常春藤葉般搖搖欲墜時，他暗自決定為她畫一片永不凋零的藤葉。於是，在那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老畫家不畏嚴寒，畫出了他的第一幅也是最後一幅傑作。而為了最後的傑作，貝爾曼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但貝爾曼是成功的，因為他的犧牲，年輕的瓊西活了下來。犧牲自己、挽救別人，這是怎樣的一種人性的善。文本並未對貝爾曼畫藤葉進行直接描寫，卻在最後定格為“一盞沒有熄滅的燈籠，一把挪動過地方的梯子，幾隻扔得滿地的畫筆，還有一塊調色板，上面塗抹着綠色和黃色的顏料，”這些物體安靜地擺放着，除了貝爾曼死後給人們留下的悲傷和寂寞，歐·亨利似乎在向人們傳達着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他讓這種犧牲挽救了瓊西的生命。 ^[3] 

敍述的幽默調侃是歐·亨利小説的藝術特點。歐·亨利細緻地勾畫了貝爾曼，對其外貌的描寫充滿了幽默與諷刺。他的絡腮鬍子一直蓄到了胸膛那，這馬上會讓讀者聯繫到風度翩翩、極具有藝術家之氣質。再加上他已經六十多歲，可以想象得到這個人在藝術上肯定是極有造詣的。然而，作者接下來的一句話立刻把讀者從想象中拉到了現實：他只是長得像真正的藝術家外，事實上，他在藝術上一事無成。四十多年了，卻沒有一幅像樣的畫。他僅靠給年輕畫家當模特維持生計。除此之外，他還是個脾氣暴躁、愛酗酒的老頭，還愛攻擊別人的痛處。這樣的一個人，頓時令讀者對他的好感全無。隨後作者偏偏又加了一句“他自認為是住在他樓上這兩位年輕畫家的‘看門狗’”。這很讓人覺得好笑。他自己都這樣了，但是卻對兩位年輕的畫家很和藹，這可能是他所有性格中唯一那麼一點點的優點吧。這一點也與最後他為救瓊西犧牲自己的事蹟打下了伏筆。 ^[3] 

“歐·亨利式的結尾”是在情節的慣常流動中，在人們已經可以預料結局時，頓生偶發性的變化。人物行為、關係、命運，突然走向另外的軌跡，別開生面，另讀者甚感意外。但只要仔細平味這個意外結尾，人們總是不能不承認自身對生活的特殊狀態所知甚少，對情節的紛紜變化好納入常規。

《最後一片葉子》的結尾，作者筆鋒一轉，完全顛覆讀者的假想，原來以為要死的人活了，所有人都認為不可能有絕世之作的老畫家卻畫出了，激發垂死之人強烈求生慾望的神聖作品。作者用這樣出乎意料的結尾來讚美了窮藝術家之間真誠的友誼，突出地刻劃了一個捨己為人，以自己的生命創作出畢生“最後的傑作”的老畫家形象。 ^[3] 

歐·亨利作品，善於使用誇張、諷刺、擬人、對比、反語、雙關語以及意想不到的比喻和毫不相干的聯想等特殊的語言手段來描寫人物，拓展情節，為小説中的人物形象服務，以烘托喜劇的悲劇氣氛，渲染悲劇的喜劇情調，讓讀者在俏皮的描寫中領悟內在的嚴肅的思想，在生動活潑的語言環境裏啓發人們的深思，給讀者帶來“含淚的微笑”，處處體現出作者智慧的光芒。《最後一片藤葉》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到了十一月，一個冷酷無情、肉眼看不見，醫生管他叫作‘肺炎’的不速之客闖入了這一地區，用他冰冷的手指這兒碰碰那兒摸摸”。作者運用了擬人格，形象地把肺炎比作一位殘酷、不留情面的惡魔，殘忍地奪去弱幼者的生命。 ^[1] 

《最後一片葉子》以第三人稱敍述方式為主，客觀性敍事特徵比較明顯。《最後一片葉子》有兩種敍事視角，即全知敍事與限知敍事。全知敍事用於故事情節的先導，交代人物。小説開篇即呈現一種上帝般的視點來進入故事的敍述：

“瓊西”是喬安娜的暱稱。蘇來自緬因州，瓊西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兩人相遇在第八大街的一個咖啡館，發現各自在藝術品味、菊苣色拉，以及燈籠袖等方面趣味相投，於是就有了兩人畫室。

故事的敍述者不僅瞭解蘇和瓊西的來歷和現狀，而且對她們如何相識，又因共同的志趣而相知相守的過程也交代得一清二楚。

全知敍事出現在貝爾曼上場前對他的介紹，其間還出現了敍述者的評論，“貝爾曼看上去挺像藝術家，但在藝術上卻沒有什麼成就”。評論使全知敍述者與故事人物拉開距離，從而“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客觀性”。

但是敍述者並不能等同於作者，而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創造。這裏的評論實際上起着一定的誤導性，目的是烘托出貝爾曼最後的驚人傑作。

此外，在情節發展中，全知敍事在起承轉合的時候也會出現：“瓊西躺在那兒，望着它許久許久。接着她大聲呼喚正在煤氣灶上攪雞湯的蘇。”

情節在此出現轉折，瓊西將要改變自暴自棄的念頭了。瓊西大聲呼喚蘇，顯然此刻兩人不在一個房間，或者説二人的視線彼此並無接觸，而各自的動作卻被交代得清清楚楚。作為敍述者的觀察視點處於零聚焦或無聚焦狀態，即為無固定視角的全知敍事。

在這些敍述中，敍述者的視角大於故事人物的視角，他高高在上，居於故事之外，操縱着整個事件的發展過程，無所不知，無所不在，既能任意透視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內心世界，又可以隨時根據需要在情節中插入自己的詮釋或評論，使讀者在接受故事的同時始終感到有一個講述者的存在。“由於敍述者將這些信息毫無保留地直接傳遞給讀者，這一片段不存在任何造成懸念的因素，讀者只需接收信息，無需推測，無需主動作出判斷，閲讀過程顯得較為被動和乏味。”

歐·亨利在全知敍事中使用了一些幽默、調侃的語言，如傳染病的擬人化，以及對老貝爾曼繪聲繪色的描述等，這種語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閲讀的趣味性。

但是全知敍事“這種超出凡人能力的中介眼光不僅損害作品的逼真性，而且也經常有損於作品的戲劇性”。這種自然與追求出人意料的結局的歐·亨利式小説結構不符。因此，第三人稱限知視角敍事成為《最後一片葉子》的主導性敍事模式。

“大夫走後，蘇去工作室哭了一場。隨後她攜着畫板大步走進約翰西的房間，口裏吹着輕快的口哨。瓊西躺在被子下幾乎一動不動，臉朝着窗。她望着窗外，數着數——倒數着數。‘12，’她數道，過了一會兒‘11’，接着數‘10’和‘9’；再數‘8’和‘7’，幾乎一口氣同時數下來。蘇朝窗外望去。外面有什麼好數的呢？外面只看到一個空蕩蕩的沉悶的院子，還有20英尺開外那磚房的側牆，上面什麼也沒有。一棵古老的長春藤爬到半牆高。蕭瑟秋風吹落了枝葉，藤上幾乎光禿禿的。”

蘇走進約翰西的房間，看到瓊西躺在牀上倒着數數，但數的是什麼並不知道。“外面有什麼好數的呢？”這是蘇的心之所想，窗外的景物描寫是蘇目之所及，直到下文與瓊西的對話中，才得知數數的緣由。在這裏，敍事者的視角受到了限制，他和人物蘇知道的一樣多，他的敍述均出自蘇這一視角主體。文中雖然沒有像“蘇看到”這樣的詞語，敍事視角實際上已經發生了轉換。

實際上，文本中敍事視角的改變在這之前已經發生：“一天上午，忙碌的醫生揚了揚灰白的濃眉，示意蘇來到過道。”醫生的舉動和表情也儘可納入蘇的視線之中。文本中敍述者的眼光為蘇的眼光所替代後，讀者就無法超越蘇的視野了，而只能追隨她的眼光去逐步體驗事件的進展。在該小説結尾之前，讀者是從蘇的視角去感知最後一片葉子的奇蹟，如同兩個女主人公一樣也被矇在鼓裏。到結尾處又是蘇發現了其中的秘密，讀者的觀察角度還是跟着蘇走：從貝爾曼發病被人發現時他那冰冷濕透的鞋子衣服，再到散落的燈籠、梯子、畫具與蘇所聯繫到牆上那風颳不動的常春藤葉子。揭開謎底的過程顯得十分自然，這也是“歐·亨利式結尾”為什麼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一個原因。 ^[4] 

《最後一片葉子》是歐·亨利短篇小説中的代表作，被選入人教版高中一年級課文。 ^[10] 

《最後一片葉子》是按照女主人公瓊西的錯位幻覺來展開敍述的，並在多層次的矛盾中揭示出其深刻的人性美文學主題。同時，通過對極端環境的營造來進一步剖析人性最為隱蔽的層面，進而引入對生命意義的思考上，這些有機因素的組合觸及了人類情感深處，“在短暫的人生路上，人們應如何去面對？”歐·亨利的《最後一片葉子》對其進行了深入探討，有着充滿哲理性質的文學主題與內涵，這也是該作品不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6] 

——李紅梅（華北科技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

歐·亨利（O.Henry）原名威廉·錫德尼·波特（William Sydney Porter），是美國最著名的短篇小説家之一，曾被譽為曼哈頓桂冠散文作家和美國現代短篇小説之父。

1862年歐·亨利出生於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波羅鎮一個醫師家庭。他的一生富於傳奇性，15歲起就在叔父的藥房當學徒，20歲到德克薩斯州一牧場放牛。1884年後，他做過會計員、土地局辦事員、新聞記者、銀行出納員。另外，他還辦過一份名為《滾石》（The Rolling Stone）的幽默週刊。1887年，歐·亨利結婚並生了一個女兒。1899年，他第一次署名“歐·亨利”發表短篇小説。

1901年，在紐約專門從事寫作。1907年，歐·亨利再婚。1910年6月5日在紐約病逝，年僅48歲。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