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曾侯乙編鐘

曾侯乙編鐘的甬鍾正面、鉦部有“曾侯乙乍持用終”錯金銘文，表明鐘的製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鎛鐘上的31字銘文記載了楚惠王得知曾侯乙去世的消息之後，於在位第56年（前433年）特製鎛鍾用作祭祀。這為編鐘鑄造和該墓下葬年代提供了可考的依據。 ^[6-7] 

1977年9月，一支部隊在湖北隨縣（今隨州）擂鼓墩平整山頭、興建廠房時，偶然發現一座戰國早期大型墓葬——曾侯乙墓。

1978年3月，以湖北省博物館譚維四為隊長的考古隊開始實地勘察；同年5月，考古挖掘工作正式開始。 ^[8] 

曾侯乙編鐘歷史圖片(5張)

1978年5月11日，發掘組開始分步驟發掘；5月22日午夜，水位下降到距槨牆頂50釐米時，曾侯乙墓中室內靠西壁不遠、與之平行的2個長約2米的木架隱約可見。隨後，靠南壁同樣一個木架也隱約露了出來；5月24日午夜，由上而下又露出了一層橫樑，長短兩根曲尺相交，梁體粗大，緊靠西壁的長達7米多，緊靠南壁的3米多，其下由3個佩劍銅人及一根圓形銅柱頂託，梁下懸掛的甬鍾比上層的鈕鍾大，而且花紋精美，都有錯金銘文；隨着水位的下降，5月25日，又露出了一層橫樑，與上橫樑結構形體相近，梁下由三個更大的佩劍銅人及1根銅圓柱頂託，有12個大型甬鍾及一個鎛鍾，或懸於梁下或掉在樑架旁槨底板上；6月15日，65件編鐘連同掛鐘構件、整副鍾架以及豎在鍾架旁的2根撞鐘木棒、置於懸樑上的6個T字形敲鐘槌，悉數安全出槨。 ^[7] 

1978年6月，戰國曾侯乙編鐘出土後，文化部文藝研究院音樂研究所音樂史學家李純一、黃翔鵬、王湘、吳釗等，先後從北京到達隨縣，對出土的樂器及全部編鐘進行了考察與測音，繼而與古文字學家、北京大學教授裘錫圭、李家浩等合作，對編鐘銘文進行全面的考釋研究。 ^{[7]  [9]} 

當時隨縣沒有博物館，無法保存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也無科技力量進行研究。最終，時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電令隨縣縣委協助考古隊將編鐘等出土文物運往武漢的湖北省博物館集中保存。 ^[10] 

自1979年5月開始，在國家文物局主持下，由湖北省博物館、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武漢機械工藝研究所等7家單位聯合成立了曾侯乙編鐘複製廠研究組，經過4年反覆試驗、試製，終於在1984年7月成功地複製出形似聲似的全套曾侯乙編鐘。 ^[10] 

戰國曾侯乙編鐘原件現收藏於武漢東湖之濱的湖北省博物館。 ^[10] 

2023年4月13日，在經歷轉運、拆卸、組裝等程序後，伴隨最後一個鈕鍾懸掛到位，銅綠山古銅礦遺址新館內的曾侯乙編鐘複製件成功安裝。 ^[19] 

曾侯乙編鐘高273釐米、寬335釐米，架長748釐米，最大者通高153.4釐米，重203.6千克，最小者通高20.4釐米，重2.4千克。鐘體總重2567公斤，加上鍾架（含掛鈎）銅質部分，合計4421.48千克。 ^{[1]  [6]} 

曾侯乙編鐘的鐘架高大，由長短不同的兩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繪木樑兩端以蟠龍紋銅套加固，由6個佩劍武士形銅柱和8根圓柱承託，構成上、中、下三層。鍾架及掛鈎（含可以拆裝的構件）達246個。 ^[6] 

此套編鐘共計六十五件，分三層八組懸掛在鍾架上：上層3組為鈕鍾，19件，立柱是圓木；中層3組為甬鍾，33件，分短枚、無枚、長枚三式；下層為兩組大型長枚甬鍾，12件，另有大鎛鍾1件。中、下兩層的立柱，每層都為三個銅質佩劍武士。鍾架可以拆裝。鍾筍、鍾鈎、鐘體共有銘文三千七百五十五字，內容有編號、銘記、標音及樂律。 ^{[1]  [6]} 

編鐘出土時，在近旁還有六個丁字形彩繪木槌和兩根彩繪木棒，是用來敲鐘和撞鐘的。 ^[1] 

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隨縣（今隨州）擂鼓墩進行曾侯乙墓發掘期間，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把填土清除完，把墓葬打開時，地面水與地下水都混在一起，看到的幾乎是一個200平方米的大游泳池。考古隊長譚維四決定慢慢將墓中的水抽完，隨着水面的下降仔細觀察水中的遺存，有一天看到黑乎乎的一根木柱浮出水面，接着是3層橫樑一樣的柱子，梁下懸掛着一件件古鐘，這便是曾侯乙編鐘。 ^[11] 

曾侯乙編鐘之所以能成為樂鍾，關鍵在於它恰當地運用了合金材料，在科學配比的基礎上，採用了“複合陶範”鑄造技術、鉛錫為模料的熔模法，加上鐘壁厚度的合理設計、鼓部鍾腔內的音脊設置和爐火純青的熱處理技術，使鑄件形成“合瓦形”，產生雙音區，構成“共振腔”，實現編鐘的浮雕花飾，從而對其所在的振動區起到負載作用，達到加速高頻的衰減，有助於編鐘進入穩態振動。 ^[12] 

通過對曾侯乙編鐘全部幾何尺寸的測試和整理分析發現，各鐘的幾何尺寸嚴格遵循着某種數學邏輯關係。就某一鍾而言，只要確定其中一個主要尺寸，即可計算出其餘的尺寸，而且鐘體的尺寸與編鐘的聲學性質密切相關。例如，將編鐘第一基頻與其銑長聯繫起來分析，可以看到，基頻隨銑長的變化，明顯地分成低頻、中頻和高頻三個區。鐘體厚度與銑長也存在內在聯繫，某兩鍾銑長相同時，可通過對鐘體厚度的調整，改變鐘的振動頻率；在固定的頻率下，限定鐘的厚度，也可變化銑長。 ^[12] 

經測定，曾侯乙編鐘合金成分的範圍是，含錫量12.49%—14.46%，含鉛量1%—3%，餘為銅及少量雜質。鑄造專家經過試驗和比較後認為，這一合金成分與其聲學特性有着科學、合理的關係。當含錫量低於13%，音色單調、尖刻；當含錫量在13%—16%時，音色豐滿、悦耳。但含錫量愈高，青銅愈脆，鍾愈易被擊破。是否含鉛及含鉛多少也很重要，鉛對鐘聲的傳遞能起到阻止作用，可以加快鐘聲的衰減，有利演奏效果。而不加鉛，鐘聲衰減速度緩慢，樂音會受到干擾。曾侯乙編鐘含鉛，既能阻止鐘聲的傳遞，又不至於影響編鐘的音色。 ^[12] 

曾侯乙墓反映的冶金鑄造技術，是公元前5世紀科學發展的一個高峯。編鐘的鑄制集中反映了中國先秦時期範鑄技術的水平。它用渾鑄、分鑄法鑄成，採用了銅焊、鑄鑲、錯金等工藝技術，以及圓雕、浮雕、陰刻、髹漆彩繪等裝飾技法。 ^[12] 

組成全套曾侯乙編鐘的有鈕鍾、甬鍾。鈕鍾製作比較簡單，為雙面範鑄。甬鐘的製作則要求較高，用的是分範合鑄工藝。據華覺民等學者的研究，一件甬鐘的鑄型，要經過如下工序：按設計意圖塑制鐘樣，用陶土依樣製成半合瓦形鐘模，在模上劃線和刻出文字；鐘體各部分的紋飾，須分別使用範盒翻制花紋分範，再組合成形，局部花紋還須用印模成形；斡部分範須單獨製成後插入甬範中；鐘體和甬部泥芯都用芯盒翻制，再加修削、澆口及排氣孔在芯上開設。這樣，一件甬鐘的鑄型，以中層第三組第一鍾為例，便須用範、芯共126塊組成。如此複雜的工藝，若非工匠對分範合鑄技術的嫺熟掌握和應用，是絕對達不到理想效果的。曾侯乙編鐘的鑄制過程，顯示了科學的、系統的理性知識。遺憾的是，這種知識始終未能跳出禮樂制度而獨立發展。 ^[12] 

曾侯乙編鐘音樂性能良好，音域寬廣，音調準確，音色優美，具有“一鍾雙音”的特點，即一個鐘能夠演奏兩種不同的樂音，因此一套完整的編鐘就可以演奏很多不同的樂曲。 ^{[1]  [13]} 

除了“一鍾雙音”，曾侯乙編鐘七音齊備，並且具有12個半音，這跟12平均律是一個概念。鋼琴有七個八度，曾侯乙編鐘有五個半八度，音律很寬廣。 ^[13] 

另外，編鐘分為三層懸掛，上面是鈕鍾，中層是甬鍾，下層也是甬鍾。三層的鐘大小不一樣，因而編鐘發出的聲音是有區別的。 ^[13] 

全套曾侯乙編鐘的裝飾有人、獸、龍、花和幾何形紋，採用了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赤、黑、黃色與青銅本色相映襯，顯得莊重肅穆，精美壯觀。 ^[14] 

曾侯乙編鐘是至今世界上已發現的最雄偉、最龐大的樂器，被譽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蹟”。有關部門曾對曾侯乙墓出土的成套編鐘進行調音，結果表明戰國時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樂音體系，打破了過去認為十二律是古希臘傳來的説法。 ^[1] 

曾侯乙編鐘擁有迄今所知最為完整的周代樂音系列及其樂律稱謂體系，同時，作為禮樂之器它還藴含着豐富的禮樂文化思想，是公元前5世紀中國文明的一個璀璨的縮影，是中國先秦社會的文化符號，是中國青銅時代巔峯的藝術精品，是人類歷史文化寶庫中的珍貴遺產。 ^[15] 

在曾侯乙編鐘的鐘體、鍾架和掛鐘構件上，共有3700多字銘文。這些銘文不僅標註了各鐘的發音律調階名，還清楚地表明瞭這些階名與楚、周、齊、申等各國律調的對應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文獻資料。 ^{[8]  [13]} 

曾侯乙編鐘的出土，證明中國歷史上已成功解決了一鍾雙音在物理學、音樂學、鑄造學上的一系列難題。它代表了中國先秦禮樂文明與青銅器鑄造技術的最高成就。 ^[12] 

曾侯乙編鐘在樂律學上的成就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七聲音階的使用。由於過去所知的先秦史料中並沒有發現“變宮”一詞，以致人們長期以來認為我國後世之七聲音階是隨着佛教的傳入從國外傳來的。曾侯乙編鐘銘文中“變宮”、“變徵”的音名及其實際演奏，使人們確知中國當時已採用七聲音階了。

第二，“曾三度生律法”的創立。結合曾侯乙編鐘銘文記載與編鐘實際演奏效果，可以證明曾侯乙編鐘生律法是以中國傳統的“管子五度相生法”，即“三分損益法”為基礎，兼採用“純律三度生律法”。也就是説，以五度為框架，採用五度相生律；以三度為樞紐，採用純律，以三度相生法作為五度相生法的補充的一種前所未知的生律法。

第三，十二律的形成。曾侯乙編鐘銘文及湖北江陵雨台山出土楚國律管銘文證實，楚國有自己的十二律律名體系，它以新鍾、獸鍾、穆鍾、呂鍾（姑洗）、坪皇和文王為六律（陽律），而以比這六律各低一律（半音）的濁律為六呂（陰律）。曾侯乙編鐘揭示的曾國十二律名中的六個陽律，全部沿用了宗周的傳統名稱。六呂（陰律）的名稱除濁姑洗一律的命名顯然仿自楚律外，其餘五個濁律直接取用楚律名。它把周律的六律與楚律的六呂融為一體，構成了曾律十二律名體系。從中可以看出，此時中國已經有了陽聲六律和陰聲六呂的陰陽概念。

第四，“以弦定律”的確認。先秦時期，定律法到底是“以弦定律”還是“以管定律”，一直未有定論。此前，學界大多認為是“以管定律”，而曾侯乙編鐘銘文則為“以弦定律”提供了證據。

第五，十二階名體系與旋宮轉調能力。曾侯乙編鐘階名是以傳統五音中除角以外的宮、商、徵、羽四個階名為主，加上變化音名的宮角、商角、徵角、羽角及宮曾、商曾、徵曾、羽曾所組成。這是一種具有獨特形態的階名體系，它以傳統的五音為主體，以三度關係為紐帶，構成十二音位體系。該體系包含了完整的半音階，從而可以在不少律上比較靈活地進行旋宮轉調。 ^[12] 

六十五件曾侯乙編鐘裏有一件與眾不同、自成一體的鎛鍾佔據最重要的位置，鎛鍾鎮部鐫刻有31字的銘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於西陽，其永時用享”，其意思是説，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年），楚王熊章從西陽回來，專門為曾侯乙做了這件鎛鍾，送到西陽，讓曾侯永世用享。銘文的內容與其他鈕鍾、甬鐘的銘文內容完全不同，沒有一字涉及樂律方面，説明鎛鍾與曾侯乙編鐘無關，原本就不是一套，可能是下葬時臨時加進去。經研究，學者們發現，鎛鍾把下層最大的一件編鐘擠掉了，將其懸掛在最顯眼的位置，表示對楚國的尊重。楚國給曾國送如此厚重的禮品，説明曾楚兩國的友好關係非同一般。 ^{[10]  [13]} 

自1978年出土以來，曾侯乙編鐘原件一共只奏響了3次。 ^[16] 

1978年7月26日，經過保護處理後的編鐘及鍾架陸續運往武漢軍區71師禮堂，並連夜進行復原組裝。並對部分已損的編鐘掛鈎做了修理，缺損的臨時用鋼筋打造了幾件代用。 ^[16] 

8月1日下午2時，曾侯乙編鐘原件演奏音樂會以《東方紅》為開篇，整場音樂會經歷了兩個多小時。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華社的工作人員在現場進行了錄音錄像，隨後，這場音樂會的影像資料由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為傳播。 ^{[11]  [16]} 

1979年，新中國成立30週年國慶期間，湖北省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在京聯合舉辦“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曾侯乙編鐘原件展出並現場演奏。

這是曾侯乙編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離開湖北、離開湖北省博物館。 ^[8] 

1997年，為迎接香港迴歸，著名作曲家譚盾創作大型交響樂《1997：天·地·人》，經中央特批，破例使用編鐘原件採音錄製。當年3月的一個晚上，湖北省博物館編鐘廳內，來自湖北省博物館、武漢音樂學院、湖北省歌舞劇院的6名演奏家，在譚盾的指揮下，用曾侯乙編鐘原件完成了交響樂《1997：天·地·人》編鐘部分的演奏。 ^[16] 

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到湖北省博物館考察曾侯乙編鐘，在參觀過程中，葉老詢問曾侯乙編鐘能不能做複製品。湖北省博物館馬上向上級報告。國家文物局批准立項後，湖北省博物館開始對曾侯乙編鐘進行復制。 ^[13] 

2018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武漢會見來華進行非正式會晤的印度總理莫迪，並共同參觀湖北省博物館精品文物展。曾侯乙編鐘見證了中印兩國的攜手。 ^{[8]  [17]} 

2002年1月18日，國家文物局印發《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目錄》，規定64件（組）一級文物為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當中包括曾侯乙編鐘。 ^[5] 

2023年1月，國家檔案局公佈第五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隨州曾侯乙編鐘等55件（組）檔案文獻入選。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