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帕本

shupaben

書帕本

版本類型。中國明代官員上任或奉旨歸京，例以一書一帕相饋贈。 當時稱這種書為書帕本。 清代顧炎武《日知錄》引證《 金台紀聞 》，評論元、明刻書優劣，説元時州縣皆有學田， 所入謂之學租， 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程浩大者，則數處合力為之，讎校刻畫頗有精者。明代洪武初年，將此項學租皆收歸國子學，故縣學、書院缺乏餘資，刻書已不精審。 隆慶、 萬曆間，承嘉靖餘風，皆喜刻書。但大多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刪削，以之饋遺當道官員，附之一帕, 故有一書一帕之稱。可見書帕本是明代官樣例行禮品,多數只注意表面裝潢，不注重文字內容。

清人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指出明代書帕本的弊端，在於校勘不夠細緻精到，導致書中的錯誤很多，以至於以訛傳訛，在重視版本和書籍質量的讀書人和藏家那裏，評價並不高。葉氏原文為：

《明時書帕本之謬》：

明時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書，以一書一帕相饋贈，世即謂之“書帕本”。語詳顧炎武《日知錄》。王士禎《居易錄》雲：“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權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宋王琪守蘇州，假庫錢數千緡，大修設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每部值千錢。士人爭買之，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此又大裨帑費，不但文雅也。”按：明時官出俸錢刻書，本緣宋漕司郡齋好事之習，然校勘不善，訛謬滋多，至今藏書家，均視當時書帕本比之經廠坊肆，名低價賤，殆有過之。然則昔人所謂刻一書而書亡者。明人固不得辭其咎矣。 ^[1] 

王士稹《居易錄》：“明時，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書籍送署中書庫，後無復此制矣。又如御史巡鹽茶、學政、部郎榷關等差，率出俸錢刊書，今亦罕見。。由於這個關係，明代外省官司掀起了刻書的高潮，其書目見於周弘祖《古今書刻·上編》的，已不下數千種。其中盡有訪求善本，精心校勘的，自然也不免有草率從事，敷衍塞責的，全視刻書者的學術水平來分別。對於後者的刻書，顧炎武《日知錄》曾作公正的批評：“今學既無田，不復刻書，而有司間或刻之，然只以供饋贐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數見也。昔時人覲之官，其饋遺，一書一帕而已，謂之書帕。自萬曆以後，改用白金。”這樣的刻書，反造成浪費，貽誤學子。所以書帕本在明刻中為質量最下的一種。但這還算是附庸風雅，後來乾脆改用白金，賄賂公行，明末封建士大夫的寡廉鮮恥，竟落到如此地步。 ^[2] 

據曹之先生《中國古籍版本學》書中統計，《四庫全書總目》中共著錄有明代書帕本約20種，其中《四庫全書》所收僅有元王好古《醫壘元戎》、宋潘自牧《記纂淵海》、明楊慎《丹鉛錄》、元張養浩《三事忠告》共4種，其他16種皆貶入存目。這16種書是：不知撰人之《素王紀事》和《歷代小史》、明車璽《治河總考》、明周詔《石鼓書院志》、元許衡《魯齋心法》、明楊道會《性理抄》、明黃瑜《書學會編》、明楊星《牧鑑》、明王國賓《羣書摘草》、明朱東光《中都四子集》、明魯點《黃樓集》、佚名《羣公小簡》、明賀泰《唐文鑑》、明傅振商《四家詩選》、明項夢原《宋史偶識》和明郭惟賢《三忠集》。

由以上所述看來，書帕本乃是因多與絹帕、綢緞等物一起作為禮物饋送於人而得名。《金瓶梅》在一些描寫達官貴人、士紳秀才與西門慶交往的情節中，也多次提到饋送“書、帕二事”的事情。説明饋送“書、帕二事”，在明代是官宦、文人、士紳等社會中上層人物相互交往時的一種慣常禮儀，而不僅僅侷限於下級官僚晉見上司時的情況。只是因地方官握有實權，用作饋贈之書多由所在衙門為之刻印，各項開支也由其開銷，才構成書帕本的一些特點。即書帕本之產生主要是用於饋贈，而送人以書不過是一種形式，受書之人未必看，刻書之人也不是為了傳播好書或營利賺錢而認真刻。於是，除了佔有特殊尊隆地位的經部外，書帕本的內容遍及史、子、集三部，沒有一定的規律和特點。至於書的體例之亂、刻印質量之差，當可想而知。這就難怪歷來人們都對書帕本貶斥有加，甚至較書坊劣本也謂之不如了。總之，明代書帕本多為官刻，也有少量自刻，一般來説，刻印質量都比較差，不為世人所重。

贈人以書、帕，作為一種雅尚在萬曆以前甚為風行；萬曆以後，世風日下，重金而輕書，此種風尚逐漸歸於消亡。而在這種風尚影響下產生的相當數量的所謂“書帕本”因沒有獨自的特點，構不成一種版本類型，從版本學的角度來看，現今已沒有什麼必要去特別區分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