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陽之戰

春秋以來長期延綿不斷的爭霸兼併鬥爭，嚴重地消耗了各大國的實力；而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發展，又使各大國內部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鋭，各大國都感到難以為繼。而各小國久苦於大國爭霸戰爭帶來的災難，更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喘息間歇。在這種形勢下，弭兵之議隨之而起。宋國大夫向戌發起的“弭兵”標誌着大國爭霸戰爭從此接近尾聲，各國內部的傾軋鬥爭上升為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

春秋晚期，這一時期社會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是諸侯國中卿大夫強宗的崛起和國君公室的衰微。當時各大國的諸侯，均被連綿不斷的兼併、爭霸戰爭拖得筋疲力竭，這樣就給各國內部的卿大夫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得以榨取民眾的剩餘勞動積累財富和“損公室、利民眾”的方式收買人心。這種情況的長期發展，使得一部分卿大夫逐漸強大起來，西周時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在春秋前中期一變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這時乃再變為“自大夫出”了。

強大起來的卿大夫之間，也不可避免地互相兼併，進行激烈的鬥爭。這在晉國表現得最為典型。在那裏，首先是十多個卿大夫的宗族的財富和勢力一天天擴展，而其互相兼併的結果，則只剩下韓、魏、趙、智、中行、範六大宗族，是為“六卿”。這時，晉君的權力已基本被剝奪，國內政治全由“六卿”主宰。爾後，“六卿”之間又因瓜分權益產生矛盾而進行火拼，火拼導致範、中行兩氏的覆滅。

在這次六卿火拼之前，六卿當中，以範氏最為強大。而在這次六卿火拼之後，範、中行兩氏覆滅，晉國於是隻剩智、趙、韓、魏四大貴族集團。此時，以智氏最為強大。

“四卿”之間也不能相容，互相內鬥，嚴重削弱晉國的實力。越國滅掉吳國後，稱霸中原，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位霸主。這一現實對於晉國而言，從心理上很難認可，卻又無能為力。勾踐率軍北上舉行諸侯會盟，成為春秋時期最後一位霸主。而傳統霸主晉國因為卿大夫相互爭權內耗，大權旁落，無力對外爭雄。 ^[2] 

公元前458年（周貞定王十一年），智氏、趙氏、韓氏、魏氏四卿在內部兼併之戰中消滅中行氏和範氏，掌握了晉國大權。其中智氏勢力最大，其主智伯（即智瑤）在朝擔任執政。而此時越國已率軍北上，稱霸中原，這對於傳統霸主晉國而言，是一個莫大的恥辱。作為晉國的執政，智伯心裏很清楚，晉國大權旁落，政出私門，若要恢復晉國霸業，必須先增強晉國國君實力。為此，智伯率先將智氏一個萬户城邑先給晉公，韓康子、魏桓子也迫於智伯的壓力，也先後向晉公獻出一萬户之邑。

趙氏的宗主趙襄子拒絕獻出城邑，晉公命智伯聯合韓、魏兩家，組成聯軍攻趙。趙襄子居耿（今山西河津南），因城簡陋不能禦敵，令延陵生率車，騎部隊先行，自率大軍隨後，到人心向趙的大城晉陽防守。晉陽城牆完整，府庫器用充足，倉廩糧草實備；而且，宮殿四周茂密環生可用來造箭桿的“ 荻蒿”、“楮楚”，高十餘丈。趙襄子下令大造弓箭，積極備戰。

智伯率聯軍到晉陽後，即發動強攻。趙軍依託城牆工事，堅守三月，聯軍始終未能攻克。智伯見強攻無效，便改用圍困及水攻的戰術，切斷所有出入通道；決開汾水灌淹晉陽城。大水淹沒城內“三版”（六尺），時間長達一年多。城內生活非常困難，糧食即將斷絕。人們懸釜（炊具）做飯，搭棚居住，士兵體力下降，羣臣中投降、外逃的思想也與日俱增；晉陽形勢極為嚴峻。

公元前453年（周貞定王十六年），趙襄子在危機之時，決定採取分化瓦解聯軍，策反還擊的對策；他派丞相張孟談暗地去見韓康子、魏桓子，用“唇亡則齒寒”的道理説服他們與趙聯合，共同對付智伯。智伯叔父智果遇張孟談，發覺韓、魏兩氏可能倒戈，馬上報告智伯，建議速殺韓康子及魏桓子，或者以重賄收買二人身邊謀臣。但智伯並不重視，未採納智果的建議。趙襄子擔心事情有變，連忙通知韓、魏當即行動。三月丙午日夜，趙襄子派人殺掉智軍守堤官吏，突然決堤放水反灌智軍。智軍因忙於救水而陷於混亂。韓、魏軍急從兩翼進攻。趙襄子則親率精鋭從正面出城反擊，大敗智軍，擒獲智伯。最恨智伯的趙襄子還將智伯的頭顱雕刻上漆，當飲酒之首爵。為了免除後患，韓趙魏三家聯手屠殺智伯家族兩百餘人，瓜分智氏封邑，天下震驚！

晉陽之戰是發生在晉國四大卿族智氏、趙氏、韓氏、魏氏之間的一場兼併戰，最終導致晉國的執政大臣智伯兵敗身亡，智氏領地也被韓趙魏三家瓜分。

智氏敗亡後，晉國再也沒有可以與韓趙魏相抗衡的力量，三卿便毫無顧慮的瓜分晉國領土，而晉國國君成了一個傀儡，最終走向“三家分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