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北伐

法國曆史學家勒內·格魯塞的《草原帝國》：“明朝偉大的永樂皇帝所貫徹的政策，即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輕的發展中的衞拉特勢力，是在他死後才見效的。”但明宣宗放棄戰略機遇，脱歡以脱脱不花汗的名義統一安樂王、賢義王及和寧王所部，並聯姻忠順王，逐漸侵蝕明朝邊界，明英宗君臣志在重新振興。

參見：亦集乃之戰

正統三年（1438年）春，王驥與諸將一同出塞，以蔣貴為前鋒，而他自己與任禮率大軍隨後前進，與蔣貴相約説：“不勝不見。”蔣貴在石城進攻敵軍，敵軍逃至兀魯乃。蔣貴率輕騎二千五百人從鎮夷出發，抄近道兼程前進，三晝夜後追上了敵人，擒獲敵軍左丞脱歡，斬首三百餘級，繳獲金印和銀印各一枚，駱駝馬匹和兵甲以千計。王驥與任禮從梧桐林到達亦集乃，擒獲敵軍樞密、同知、僉院等官員十五人、萬户二人，降服了他們的部落，窮進到黑泉。而趙安等人從昌寧出發，到刁力溝，也擒獲了敵軍右丞、達魯花赤等三十人。他們分道夾擊，轉戰千餘里，大創敵軍，迫使朵兒只伯遠逃野狐，而朵兒只伯也因部眾大減被脱脱不花所殺。僅此一役甘肅邊防壓力大減，甘肅開始裁冗兵 ^[2]  。

《白塔題記第五一五條》:“正統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名（楊）大王到此記。”顯示明朝從正統二年依然在巡邏沙淨州，至正統三年石亨欲藉助亦集乃之戰的軍威再置東勝衞,並於官山口哨處設明蒙界碑，便於搜查間諜。但界碑一事被楊輔臣駁回，明英宗只得以哨備謹嚴何用界碑來調和文武。周諒、陳懷、王禎等人心有不甘奏報發現延綏境外東勝緣山有煙火。楊洪追蹤發現兀良哈及瓦剌脱歡人馬獵於沙淨州，明庭逐決定整軍殄滅以肅邊境。《白塔題記第六零二條》：“正統六年五月初十日，大同右衞千户梁智、高榮等根(跟)隨總兵官大人石（總）兵，領兵五萬三千來豐州追捉（叛）（虜）。”此戰主將及具體過程不知，查實錄相關只得一條。《英宗睿皇帝實錄》：“正統七年 二月 十九日 大同參將都指揮石亨奏：臣奉勑分守西路兼督屯種，然大同右衞屯堡皆臨極邊，耕種之時軍士散處莫為保障。看得忙牛嶺外有玉林故城，相去右衞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相接。其地有險可據，又水草便利。乞撥官軍築立烽墩、哨瞭仍於故城，擇取一隅修為營壘，以駐往來哨馬。既得以保障邊方，亦可以防護，屯種。從之。”由此判斷此戰主將或為石亨但因其犯忌諱而削其事 ^[3]  。

正統九年（1444年）春，兀良哈再犯延綏，楊洪與韓政等出大同境外黑山以北截殺兀良哈，從獨石追襲敗敵於應昌的別兒克。敵盡棄所掠人畜器械，遁去。楊洪覆追至朵顏穩都兒，又追至以克列蘇。敵得險，欲拒戰，楊洪躬督兵進攻，大敗敵軍，斬獲首級，並者赤王部屬，生擒其首打剌孩等。以功進左都督，其部下軍士蒙賞者九千九百餘人 ^[4]  。

正統十四年，明英宗北伐蒙軍參戰人數：第一路，也先帶兵九萬餘進犯大同。第二路，脱脱不花帶兵三萬餘寇遼東。第三路，阿剌知院帶兵三萬餘寇宣府。第四路，驍將阿樂出帶兵兩千餘進犯甘肅。

明英宗北伐明軍參戰人數：也先南下大同，是日，大同總督軍務西寧侯宋瑛、總兵官武進伯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等與虜寇戰於陽和後口。時太監郭敬監軍，諸將悉為所制，師無紀律，全軍覆敗。瑛、冕俱死，敬伏草中得免，亨奔還大同城。夜不收把陽和口戰敗的情報傳遞迴京師，明英宗集團開始準備出動。當時正統年間整個京師所能容納的常規兵力上限是18萬，景泰元年于謙因為把援軍留在京城，總兵力24萬，結果操練場都不夠用。按照北京保衞戰容納極限24萬，減去京營留守京師剩餘不滿十萬的羸馬疲卒，減去被矢石砸死的皇親吳克忠、吳克勤率領的1萬5000人，再減去中伏被殲滅的朱能、薛綬率領的4萬5000名先遣騎兵，經過一系列分兵減員，朱祁鎮至土木堡時約剩八萬人左右，這個數字恰好和《李朝實錄》中李朝在明朝內部的情報網所捕獲的情報記載：“七月十七日, 皇帝領兵八萬親征” 相吻合。

明英宗北伐瓦軍行進路線：西路軍曉將阿樂出率兵入侵，抵達肅州馬場。任禮派裨將抵禦，兩戰兩敗，損失士馬以萬計。東路軍脱脱不花在鎮靜堡對遼東兵力的反應進行彈壓測試後便率領軍隊謀劃進攻海西。中路軍的也先寇大同、阿剌知院寇宣府，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聯合軍事行動，阿樂出和脱脱不花則是為二人打掩護的疑兵。明英宗率軍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戰，[51]説明英宗以為瓦剌軍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實當時瓦剌的遊牧區域，西達東勝，東至陽和，北逾陰山，南抵長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東一帶。[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於偏東一帶。[53]正統十四年夏瓦剌剛剛東征女真歸來，[54]所居應更偏東。土木之變前瓦剌從陽和、獨石兩個方向入侵，就説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東北、宣府西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戌條：“車駕東還。……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時當中秋時節，地處塞北的蔚州會有“禾稼”，值得懷疑。紫荊關在大同東南，遠離邊塞，而沿線守禦遠較宣府、居庸一線薄弱。議者所慮，非瓦剌軍尾追，而是擔心遭到宣府邊外的側擊，可能意識到瓦剌主力已東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陽和的敗報，而獨石兵潰之事則被隱瞞了，所以明軍才會直趨大同。退兵時雖意識到遭側面進攻的危險，卻似乎仍未得到東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動撤退，集中於宣府塞外，置楊洪重兵於不顧，趁宣府東北明軍防禦體系崩潰之際，先據要津以切斷明軍水源，再一舉伏擊明軍成功。

明英宗北伐明軍回軍策略：明英宗北伐時土木之戰前宣府以東的戰況，瓦剌首領阿剌知院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36]他“傷”的小邊城”《實錄》卷一八零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條載：“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奏：‘達賊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土木之變後十天，“總督獨石等處備禦都督僉事孫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揮趙玫守備獨石，楊俊守備馬營，夏忠守備龍門衞，署都指揮魯宣守備龍門千户所，臣同少監陳公總督。今賊勢甚多，軍力甚少，若分守恐難禦敵。’王令陳公、孫安、趙玫、楊俊率所領官軍來居庸關外駐紮，為京師外援。”[37]似乎是明守軍主動撤退。但七天後，“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堡指揮鄭謙、徐福，鵰鶚堡指揮姚宣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衞亦行仿效。”[38]顯然，楊洪上報，無非是為其子楊俊南逃尋找藉口，估計其兵潰就在此時。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鵰鶚（今赤城南鵰鶚村）、龍門衞（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39]佔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明英宗北伐明軍情報功能：明英宗北伐時阿剌知院部伏馬從獨石口長城破口南下，在懷來（今官廳水庫處）設伏等候親征軍，而且實踐長達二十多天，京師竟然毫無反應，錦衣衞與夜不收完全未向親征軍提供這個情報。親征軍收到了脱脱不花汗攻擊遼東，和大將阿勒楚攻擊陝西的情報，但是情報傳遞和補給運輸的必經要道上阿剌知院部蹲在那裏無人理會，這是最奇異的地方。由於“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經過明宣宗巡邏的罷邊主和的政策施行，導致了明軍異域情報功能的失靈。明軍從此沒有了洪武永樂兩朝捕獲精準的有源頭的異域情報數據的能力，在只有垃圾信息的情況中卻要強行分析時勢，結果只能是雙方接戰時戰敗。當時明英宗集團按照收到的情報分析推演，理論上明朝軍隊前方的預定水源地作為長城以內的地區是不應該存在敵人的騎兵。整個部隊是一個倒梯形陣形，目的是防備後面的9萬瓦剌軍追上來攻擊背後，明英宗集團誰能想到，錦衣衞及夜不收竟然沒有捕捉到前面（也就是歸途的大門口上）居然有3萬瓦剌軍已經按口袋陣蹲守伏擊了至少半個月了。搞明白瓦剌軍不是背後一支，而是前後兩隻，土木堡之變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長期史書上都不提伏擊的那3萬瓦剌伏馬。

明英宗北伐明朝邊鎮作用：瓦剌軍可能就是兵分兩路，沿永樂中“擊虜”舊道南進的。西路軍由野狐嶺入境，發現明英宗後報知也先，並殲滅明後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七月已佔領懷來、永寧，扼守要津，以逸待勞，直至也先率主力趕到。[45]明軍之所以在土木堡覆滅，與它的交通樞紐地位有直接關係 ^[5]  。

明英宗北伐時明代對於國防邊務，事事必由廟堂籌決，所以甚為重視邊報。傳統軍政決策建立在邊緣墩台、夜不收、通事、封貢藩屬、降夷、中外使臣、被擄逃回者所提供的情報信息。但此種信息傳達，既屬間接，兼有虛報、傳聞，益以傳達緩慢，決策過程建立在這種消極信息系統之上，其效率當不如理想，此亦明代邊防所以屢受敵人由不虞之道入掠而不覺之故。即使獲得情報，亦多不能及時行動，益以因放棄北民遊牧化及縮邊致軍力分散，臨急無應戰準備，前線營守者多束手無策，雖然後方指揮的督撫鎮召集分散各信地和標下龜速兵趕來塘御。可惜時間上的限制，往往由敵人突破入犯而來的入口從容飽掠而去，大軍只能尾隨出口望放逃逸而興嘆。敵人來去自如，除縮邊方略致使長城以北缺乏險地、放棄北民遊牧化及軍制有缺點外，情報傳統系統因襲傳統、欠缺宏觀視野、不能通變革新而用，致不健全也是一個主要因素。因為籌邊和應變決策的制訂，首要要對完整而又準確的情報進行仔細的研究和分析、倘若所獲信息不確，後果便不堪設想。就土木之變而言，其失敗主因也是如此。土木之役，明英宗親征，太監煽惑應為史實。但放棄朱元璋的北民遊牧化、縮邊失策致使長城以北無險可守、軍隊腐敗亦為主要因素。情報失實，致使其護駕之十五萬大軍失去有機性的戰鬥能力，王振亦因所獲情報不確而制訂錯誤的決策，指揮大軍自困於土木堡。按俗人莫不先為自身生命計，何況貴為一國之君的明英宗。即使他不懂如何重視情報，但其閣部文武豈有知而不奏，而王振焉有不曉情報重要之理，而白白將不易獲得之權勢和自己寶貴生命雙手舉送敵人，因此明軍戰敗於土術堡，原因固多，而其首要主因應是因情報傳通系統不健全所致。上述除以常理推論外，從史料上看明英宗到大同後，才知前線慘敗的實況而撒退宣府，竟不知瓦剌大軍尾隨其後和部署擊敗其殿後軍隊。到了“諜報虜眾襲我軍後”，才魯莽派皇親吳克忠率精兵往後拒敵，結果吳軍被飛矢石砸死，主將也戰死。隨後又遣朱勇、薛綬“領官軍四萬五千”馳援至鷂兒嶺，也是“遇虜伏發亦陷”。王振遂急退土木堡，該堡之南十五里處有河為瓦剌軍所據，堡旁麻谷口附近又有瓦剌伏軍，但均不獲情報，遂有土木之敗，明英宗被俘之恥。此數例已可證明其情報傳通系統不健全，致對敵情不能洞若觀火而敗，景帝繼位，君臣有鑑於此，故景泰年間在對抗瓦剌和防守方面，中央便不斷的申令防邊文臣武將注重情報信息，務求正確；並令探知即遞中央以便能制訂出最佳防禦策略。雖雲中央重視情報傳通系統，可是並不加以改革，故所得還是屬於消極性的情報，將《明實錄》中有關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邊防所傳瓦剌信息作一統計表。在景泰期八八條中，屬守望信息僅三六條，其中只有一條為主動出邊哨探者。而屬缺乏主動守望信息即發戰事者競達四五條之多，屬其他者六條。從上各條可見當時面對有明以來最大強敵時的情報來源，多非由邊將主動部署哨探偵得，而是消極被動的信息而已。明英宗復辟，對此種情報糸統仍不知通變改革，就天順朝而言有關防範瓦剌情報僅得消極二條，缺乏獲得守望信息既發生戰事者五條，其他三條,共十條。憲宗期僅得十八條，其中也乏主動出哨所見情報所報全屬消極情報信息，綜上可概見三朝對防範瓦剌情報信息記載以景泰朝較多，從統計表中可知各邊防文臣守將領情報傳通功能認識不深，致在情報運作上缺積極性，故在防守和作戰、抗禦策略土少先用哨探等積極活動以獲取情報信息以供決策參考之用。此從附表一可知。即使稍重視,其所得亦非主動動的和非直接探獲的，情報信息不能及時而準確性也不高。按正確的決策方案必須有明確的目標、準準和完整的情報以供研究、分析和勘核。勘核是為了考查情報與決策目標間的距離，從而尋求最佳的防禦方案。方案是整個防禦網的功能發動力，是軍隊機動靈活運用的必要條件，因為“知已知彼”才能進可攻，退可守，於敵動我先動的變化莫測之機動運用中，達到孫子所謂“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是也"的境界" 也就完成防邊任務。換言之，情報就是“知己知彼”方法的實際運用，決策方案就是軍隊功能的發動力，有了精確和及時情報，對敵情自能瞭如指掌而制訂因利乘便，制敵機先的上策。然而傳統的情報傳通系統從附表一可知多不能達到上述所言以發揮情報傳通國防信息的功能，致瓦剌和蒙古力量恢復後屢次入掠，邊將每每不能事先獲得情報信息，然而明在國力寢弱中有自保的需要。於是搪報運作遂產生。搪報系統是將戰場騎馬傳令兵、營中操備常哨和外探夜不收，混合傳統信息和刻期百户所，及調軍中有馬健兵、勇健步壯兵、與明英宗以降迅速崛起的家丁，組成一個新的情報功能組織。搪報發展積極，主動的發出情報網彌補沿分言而守的缺點。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