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之變

明軍1368年攻克大都，標誌着元廷在中原統治的結束，元朝廷向北遷徙。明朝與北元多有對峙。永樂時期，蒙古部族分為東西兩個政治勢力，東部為韃靼，西部為瓦剌。而韃靼勢力最強者為阿魯台，瓦剌則由諸部落首領統領。永樂大帝率軍三次征討阿魯台部，沉重打擊了東部韃靼的力量，但是西部蒙古勢力瓦剌的力量卻逐漸壯大，瓦剌馬哈木之子脱歡勢力崛起，統一了漠北諸部族。正統四年（1439年）也先成為瓦剌部族首領，勢力日盛，並聯合元朝後裔進行東西擴張，對明朝形成了嚴重的威脅。 ^[3] 

也先嗣位後，兼併蒙古諸部，並挾蒙古大汗脱脱不花利用軍事征伐、封官設治、聯姻結盟等手段，拉攏和征服周圍諸族，致使“漠北東西萬里，無敢與之抗者”。並以兀良哈三衞和沙州等衞為左右翼，在北方形成了與明廷相抗爭的強勁政權。 ^[4]  也先表面上對明朝稱臣納貢，藉此得到了明朝的鉅額賞賜。另外，他還通過民間貿易和朝貢貿易用馬匹換得了大量的金銀、絹帛、鐵器等，不斷壯大自己的實力。最初，明朝規定瓦剌部進貢人員不得超過50人，到了正統年間，卻增至到2000人，並且常常攜蒙古部其他人同行，以獲得更多更貴重的賞賜。他們常常還在途中向當地人索要財物，甚至搶劫、走私兵器。明朝廷多次下敕書禁止，但是他們都置之不理。 ^[1] 

明朝初建，針對元廷北逃的形勢，朱元璋提出不進行深遠追擊，固守邊疆的方針，採取對蒙古通好、積極進行防禦的政策。首先沿着舊長城，先後建立了九個邊防重鎮，在長城之北建立了三個外圍的軍事重鎮。其次就是重修長城，對舊長城不斷進行修繕和鞏固，雖然長城的工程連年不斷，但在“土木之變”前都沒有形成一定規模。除了加強軍事防備之外，朱元璋還多次從山西、浙江等地大規模移民至北平一帶開墾荒地，恢復地方經濟，充實邊防。 ^[1] 

靖難之役後，朱棣成為明朝的皇帝，是為永樂大帝。因北平是其主要的發祥之地，朱棣將都城從南京遷到了北京。天子居此，正所謂居重御輕，從而加強了北方的防務。朱棣對蒙古採取的是比較主動的政策，一方面繼續與蒙古修好，封蒙古部落酋長，賜予金銀、布帛、糧食等；另一方面以攻為守，如果蒙古貴族進行挑釁，則堅決予以打擊。朱棣曾五次親率大軍，遠征漠北，有力地打擊蒙古的侵略形勢。仁宗和宣宗時期，基本繼承了洪武、永樂時期的防禦政策，缺乏新的戰略思想。 ^[1] 

正統以來，積極防禦之心日淡，消極籠絡之心日強。瓦剌部來朝貢使，每每邀賞都貪得無厭，朝廷卻一再遷就，殷勤招待，厚加賞賜，儘量滿足。明英宗年少即位，寵信太監宦官王振。王振結黨營私，縱容其羽黨貪贓枉法，私自制造大量鐵製箭簇等武器，販給瓦剌，謀取暴利。另一方面，明朝的邊防實力也逐漸削弱，衞所制度和屯田制度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廢弛，衞所軍官中飽私囊，士兵淪為他們的“農夫”，這大大削弱了明朝邊防軍隊的戰鬥力。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得到明朝廷的重視，危機正在慢慢地逼近看似繁榮的大明王朝。 ^{[1-2]  [18]} 

大規模迎來送往的朝貢貿易，使明朝的財政不堪重負。正統年間的朝貢貿易逐漸變成脱出貿易常規，變成也先訛詐的手段。明朝方面雖然想扭轉形勢，但是迫於兩方的形勢被迫如日。在此背景下，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剌再次遣使朝貢，又虛報使團人數，王振怒極之下，下令以實際人數給賞，即瓦剌所奏請的五分之一，由此惱怒也先，驅兵南下，並最終導致了“土木之變”的發生。 ^{[5]  [15-16]} 

也先是一個擁有政治抱負且能力不俗的蒙古部族領袖，他暫時統一蒙古諸部族後，企圖進一步重建“大元一統天下”。也先常常將明朝稱為“南朝”，而以“北朝”自稱，顯示出其與明朝政治對立的立場，真實意圖也是與明朝爭奪天下。例如：鄭曉《今言》記載：“也先因與同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明英宗實錄》卷235“景泰四年十一月丙子”條記載：蒙古騎兵“累至邊索羊酒，且言來看南朝墩台。”因此，其南下進攻明朝也是蓄謀已久。 ^[2] 

《明英宗實錄》 ^[6]  卷192，景泰元年五月壬子，記載：“兵部言，通事達官千户馬雲、馬青等先是奉使迄北，許也先細樂妓女，又許與中國結親。又言節減賞賜，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邊開釁，請置諸法，詔下錦衣衞鞠之。談遷《國榷》記：“虜時要索中國，貴無有者，使輒許以媚虜，又往往出好語迎中之。也先奏胡樂，使者曰：安能及漢伎也？他日請賜若。也先因請婚，使者諾，吾為若奏上，許矣。也先大喜，誇示諸虜，前貢馬報使三千人，上答詔不及婚事，禮部復不盡予三千人餼，予之物不及所請五之一，虜大愧怒。”一次明朝使臣與也先部通使的過程中，也先要求與中國結親，通使的使臣私自許諾了。後來也先進京進馬當作聘禮，朝廷回覆並不知情，而且回詔也沒有繼續與也先部結親的意思。這就惹惱了也先，遂侵略中國。 ^[7] 

土木之變外因是也先南下，內因則是“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四周梟雄抓住戰略窗口，華北瓦剌脱歡逐漸統一蒙古各部；華南交趾黎利開始攻城掠地；西南麓川蠢蠢欲動不斷試探；西北被脱歡滲透；東北奴兒干軍紀敗壞。但即便是這樣的形勢，可洪武之治、永樂盛世的餘緒還沒有耗盡，怎麼也餓不到，三楊也不用太花心思為自己的食衣住行搞邊謀，同時，雖放棄交趾但永樂打開的西洋國際視野還在。只要留在邊地，不用太擔心蒙古南下，瓦剌三王與和寧王也正在互相攻伐，四者滲透棄地也要花費時間。宣德可以乾的事情很多很多，自然開心。只不過即使沒有土木堡開始的事情，這粉飾的太平也是一定要破，邊謀也是必須每個邊人自謀，無非沒到時候而已。前者西北宣德初給瓦剌交投名狀放去哈密的弩温答失裏的作用還沒突顯出來，西向亦集乃舊城國門還沒被麥克零部徹底打開，福壽膏也還沒進來；華北東勝衞，者者口守禦千户所舊地還沒有進來騎兵，邊軍打擊進入黃河北沙淨州地區的遊騎是破壞團結；東北內遷奴兒干，讓建州自己管理自己，跟脱歡、阿魯台一度來往頻繁，自然看起來都好。不過後面不好的底子，無論哪個十年打的，也都已經打下了，只不過還沒爆發而已。離邊疆較遠的京師仁宣二帝認為本無邊疆問題，純屬有心者煽動與邊臣挑釁。衞所軍士白榮、範濟等則普遍力主嚴剿，屯守舊衞。這就形成了底層兵民什麼都知道，就是説不出；中層將領什麼都不知道，裝什麼都知道；高層鎮撫大臣什麼都想知道，就是不知道。但史書中北元對明代元的接受、邊將素質、瓦剌勢力在宣德時期對三北的滲透，一字不提。造成的效果就是土木堡彷彿不過是一夜之間瓦剌上層集體發瘋南下，明廷集體糊塗導致的慘敗。 ^[35] 

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也先統率各部，分四路大舉向內地入侵。東路，由脱脱不花與兀良哈攻擊遼東；西路派別將進攻甘州（今甘肅張掖）；中路為進攻重點，又分為兩支，一支由阿敕知院所統率，直接攻擊宣府和赤城，另一支由也先親率進攻大同。 ^{[2]  [23]} 

七月十一日，也先攻大同，明朝大同右參將吳浩於貓兒莊（今山西陽高縣北一帶）迎戰瓦剌，迅即兵敗戰死。 ^[2] 

1449年七月十五日，大同總督宋瑛、駙馬都尉井源、總兵官朱冕、左參將都督石亨四員將領各率兵一萬赴陽和（今山西陽高西北）防禦。緊接着，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左參將石亨等率明軍與瓦剌戰於陽和。由於太監郭敬從中作梗，致使明軍大敗，全軍覆滅。宋瑛、朱冕戰死，石亨單騎奔還逃回大同城內，郭敬躲藏在草叢中才躲過一劫。 ^[1-2] 

也先軍隊鋭不可擋，大同明軍交戰失利。塞外城堡，接連失陷。明軍幾經接戰，前線敗報頻傳，吏部尚書王直等人則認為“邊鄙之事，自古有之”，只要“將士用命，必可圖勝”，朝廷應以守為主，勸諫英宗“不必親御六師，以臨塞下”。但英宗不聽，在不知瓦剌軍隊主力方向的情況下，詔令迅速集結軍隊，兩日內出兵討伐也先。 ^[1-2] 

大同的軍報傳到北京，王振與英宗於震驚之餘居然熱血沸騰，以為“以大明的天威和天子的感召，定能頃刻之間將也先擊敗”，於是拿定了御駕親征的主意。吏部尚書王直等人率百官竭力勸阻，明英宗不聽，終於七月十六日，率大軍倉促出發。 ^[17]  十七日到達龍虎台（今北京市昌平區西南）。由於組織不當，士兵又未經過戰陣，夜間宿營時，出現了不應有的混亂。大概是巡夜士兵弄出了異樣聲響，結果睡夢中的一部分官軍以為敵軍來襲驚慌而起，亂作一團；誤會很快澄清，但是一場虛驚無疑給出徵帶來了不詳的徵兆。 ^[1-2] 

十九日，車駕過居庸關。二十日，過榆林站。二十一日，到達懷來城西。二十二日，到達雷家站（今河北省懷來縣東）。二十三日，到達宣府（今河北省宣化縣）。倒黴的事接連不斷。兵部尚書鄺埜在行軍途中跌下馬，受了重傷，勉強支撐着隨行。此時北方正值雨季，連日風雨不停，道路非常泥濘，大軍還未到達大同，就已經出現餓死、凍傷的士兵。二十四日，到達雞鳴山（今河北張家口市東南）。面對這些情況，王振既不分析尋求改善，也沒有表現出撤退的意願，反而像是驅趕着牲口督促大軍行進。兵部尚書鄺埜和户部尚書王佐屢次上章請求回撤，王振非但否決，而且還罰他們跪在草地上，直到天黑才讓攙扶。成國公朱勇向王振“奏”事，需“膝行向前”。連王振的親信、隨軍欽天監正彭德清也對王振説：“天象示警，不能再往前了，否則陷聖於草莽，誰來負責呀？”內閣大學士曹鼐也説：“我們做臣子的命固不足惜，可主上系天下安危，豈可輕進？”王振卻兩眼矇蔽，看不清現實，繼續督促行軍。 ^[1-2] 

二十五日，到達萬全嶼（今河北省萬全縣一帶）。二十六日，到達懷安城西（今河北省懷安縣）。二十七日，到達天城西（今山西省天鎮縣）。二十八日，到達陽和城南。到了以後，看到這裏屍橫遍野，眾軍恐慌萬分。二十九日，到達聚落驛（今山西省大同縣聚樂堡）。八月初一，大軍到達大同。初二，英宗駐大同。鎮守太監郭敬密告王振，諸軍在大同不敵北元軍隊，招致慘敗。突然又降臨大雨，致使人心惶恐。因此，王振開始驚慌撤退，撤出大同。 ^[1-2] 

王振想從紫荊關（今河北省易縣西北）退兵，讓朱祁鎮到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省蔚縣)經過，擺擺威風，光宗耀祖。但是如今心境已然破壞，一切都往壞處去想。他想到，這麼龐大的軍隊經過他的田園一定會對他收割在望的糧食造成巨大的損失，況且未交戰就撤回，皇帝也不會有很高的興致。於是他不顧大軍已經向南走了四十公里的事實，命令隊伍折回東北，重新回到宣府，由出征之路返回。大同參將郭登、內閣學士曹鼐、張益等知後急忙前來勸阻表示已經臨近城池，不必要也不應該在宣府受威脅的情況下折往北路去冒險。但專注於個人威勢的王振對這充滿警示的勸告依然不聞不聽，一意孤行。 ^[1-2] 

大軍迂迴周折，耽擱了數天寶貴的光陰，直到八月初十日，才到達宣府。這麼長的時間給了也先充足的追擊時間。明軍進入宣府之日，也先命伯顏鐵木兒率領一支追兵到了宣府東南、距宣府僅60裏的雞鳴山，堵在了明軍前進的道路之上。也先親率的大軍則緊追而來，形成對明軍的夾擊之勢。英宗和王振一面派出部隊迎擊瓦剌，一面慌忙南繞。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受命斷後拒敵，迎戰也先騎兵，結果大敗，士兵死傷大半，兄弟二人雙雙戰死。英宗又命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三萬兵前往支援。年邁無能的朱勇把部隊直接領入了蒙古人的包圍圈，結果三萬騎兵被殺掠殆盡，朱勇和薛綬本人也成了刀下鬼。駐軍雞鳴山的伯顏鐵木兒得知後，假裝敵不過前來迎擊的明軍故意北撤，以誘使英宗和王振進入更深的圈套。 ^[1-2] 

八月十三日，英宗到達土木堡。此時天色尚早，距離防禦設施比較完備的懷來縣城僅20里路，隨行的文武大臣都勸説皇帝入住懷來城歇息。然而，剛剛鬆了一口氣的王振卻惦記着裝着他個人財物的一千多輛輜重車還沒有跟上，於是決意夜宿土木堡。 ^[1-2] 

八月十四日，當皇帝和王振準備命令軍隊啓程前往懷來之時，才發現他們已經被蒙古軍包圍了一圈。蒙古人先期佔領了土木堡之南唯一的一條河流—媯川（今下游人官廳水庫），斷絕了土木堡水源。這一問題顯然是英宗和王振在進入土木堡沒有考慮過的。土木堡，位於高山至河谷的坡地上，地勢較高。堡裏原來僅有的幾口水井遠遠不足以供應幾十萬人馬飲用，明軍深挖井以取水，然而掘地二丈仍不見水。 ^[24]  缺水成為陷於包圍之中動彈不得的明軍的致命危機。明軍人馬兩天缺乏飲水，而也先的騎兵仍源源不斷地聚集過來。守衞麻谷口的都指揮郭懋率領士兵艱難地抵禦了一天一夜。也先因懼於明軍人多勢眾，堅持圍而不攻，以求明軍不戰自亂。

十五（農曆）日，也先心生一計，假裝撤退，並派使者到明營請和。朱祁鎮和王振喜出望外，當即同意議和，派了兩名通事隨來使前往也先營。王振看到瓦剌軍“果真”向後撤退了，便不作分析地下令全軍撤離陣地，“移營就水”。混亂隨機產生。乾渴難耐的士兵顧不得紀律和佈陣，紛紛越出壕塹，急奔河流而去，明軍大亂。明軍的動態時刻為也先所掌握，當明軍剛一移動，混亂出現之時，瓦剌軍立即從四面八方圍攻上末。這下，本已失去控制的明軍更加慌亂，士兵東奔西突，爭相逃逸，根本無法組織有效地抵抗。瓦剌騎兵蹂陣而入，揮動大刀，猛砍亂殺，將一個個忙於奔逃而並無抵抗的士兵斬殺。 ^[25]  瓦剌軍邊殺邊呼喊：“解甲投刀者不殺！”，極大地渙散了明軍士氣，加之明軍互相沖突、踐踏，一陣戰罷，明軍丟盔棄甲，屍體蔽野塞川。亂軍之中，護衞將軍樊忠見此慘景，壓抑已久的怒火轟然爆發，他舉起鐵錘直奔茫然不知所措的王振，一邊猛擊，—邊怒吼：“我為天下人殺了你這個賊！”，當場將王振砸死。 ^{[1-2]  [26]}  但據明英宗自己的回憶，王振是因為自責致使明軍戰敗，引刀自刎。 ^[27] 

由於變故突然，朱祁鎮的護衞親軍也有被衝散的。未散的親兵試圖全力保護朱祁鎮乘馬突圍，但亂軍阻擋，根本無法出去。王振被殺，親兵也所剩無幾之時，朱祁鎮索性下馬盤膝，面南而坐，雙目緊合，心中祈禱，靜靜地等待戰鬥結果。 ^[28]  一個瓦剌士兵要來剝取他的衣甲，見他衣着、神色鎮靜皆與眾不同，就推擁着他去見也先的弟弟塞刊王。最終明英宗朱祁鎮成為瓦剌軍的俘虜。 ^[1-2] 

土木堡戰役中，隨從出征的英國公張輔、駙馬都尉井源、兵部尚書鄺堃、户部尚書王佐、內閣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了銘、王永和等50多名朝廷重臣戰死。 ^[36]  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蕭維楨、禮部左侍郎楊善等數人僥倖逃出。太監喜寧投降了瓦剌，將明朝內部的虛實情況全部供出。50多萬士兵死傷大半，餘皆逃散失蹤，最後跑回京城的僅有極少數。騾馬20餘萬，並大批衣甲器械輜重盡為也先所得。戰後一個月，農曆九月十二日，提督居庸關巡守都指揮同知楊俊報告稱：近日在土木拾到所遺軍器，計盔6000餘頂，甲5080領，神槍11000支，神銃600餘個，火藥18桶。九月十三日，宣府總兵昌平伯楊洪又報：於土木拾到盔3800餘頂，甲120餘領，圓牌290餘面，神銃22000餘把，神箭440000枝，大炮800個。由此可見，明軍損失之慘重。明英宗則被蒙古軍俘虜。對於如何處決明朝皇帝，也先經過與眾人商量，決定保留明英宗，作為與明朝外交的籌碼，謀取中原地區的最大利益。 ^{[1]  [29]} 

土木之變的消息傳回京城，朝野震動。有人主張遷都南避（以徐有貞為代表 ^[8]  ），兵部尚書于謙、吏部尚書王文等反對遷都，並擁立朱祁鈺即位為皇帝，遙尊英宗為太上皇。 ^[19]  百官紛紛要求嚴懲王振，馬順為王振遮護，喝逐羣臣，給事中王竑怒不可遏，殺馬順、毛貴和王長隨等泄忿，籍沒王振家產，王振的侄子王山被凌遲處死。 同年十月，也先率北元軍隊攻至北京城下，欲用明英宗為人質，嚮明廷進行勒索。此時明朝廷分為兩派，一派主張議和，將首都南遷。另一派以于謙主張保衞京城。在京師保衞戰中，京師民眾起而支援明軍，打擊北元軍隊。也先受到夾擊，勒索不成，挾英宗北還。 ^[20]  不久也先與明廷講和，並宣稱“迎使朝來，大架西去”。

“自仁宗不勤遠略，宣宗承之”“及英宗世，先朝宿將已盡”面對仁宣遺留下來的嚴重糜爛的邊防形勢。英宗、張輔、朱衝火或、王振、王驥等人甄選後起之將，其中於謙、範廣、楊洪、石亨、石彪等人皆以敢戰、機敏著名。這些後起之將，除了少數善終者，一部分戰死於土木堡，另一部分為英宗復辟後所殺，土木之變致使明英宗被俘；張輔、駙馬井源、兵部尚書鄺埜、户部尚書王佐、侍郎丁銘、王永和以及內閣成員曹鼎、張益等五十餘名隨行出征而沒有實戰經驗的文官武將戰死；軍火武器研發亦被大大阻礙；京城的門户亦已洞開；明英宗復位後更是殺了以于謙為首等眾多權臣，導致明朝軍政在土木之變之後第二次斷層。

土木堡之變前，因靖難集團後裔多不知軍事實踐者全以古法空談推演，且有實踐者如朱勇統軍失律，延誤戰機，視野多集中於國界之內。而明英宗、張輔、朱衝火或、王驥、王振以能把視野投射到異域迷霧的底層邊將及文臣代之；土木堡之變後，明英宗以精文代庸武的進度放緩，大量統軍失機的將領被重新啓用，從土木堡之後海西女真對明朝表現出明顯的輕視、怠慢的姿態。明朝內部開始以邊釁攻擊對手，導致朝臣不敢言邊事，此種情況亦被瓦剌間諜所利用攻擊發現者和各邊名將。

標誌明英宗親征以失敗終結的土木之變這一明史重大事件，因與宦官專權糾結纏紐，在明清時期相關歷史書寫中，為了適合宦官專權話語的建構，其諸多關鍵環節的真相被遮蔽、曲解。親征決策環節，明清宦官話語以“勸成”甚至“逼脅”強調了王振的影響。不論是“逼脅”抑或“勸成”，所體現的是文官集團的話語霸權以及專制君主體制下獨特的政治清算形式，另外加上清朝統治合法性的需要。這是宦官話語在歷史編纂學上的一種真相。連帶對麓川之役的評論“泛朝政化”，以朝廷政治鬥爭的視角考量邊疆問題。對王驥主持的麓川之役的地緣得失利弊沒有進行很好的總結，導致弘治年間騰衝移衞之爭、萬曆雲南六驛十三堡、明末清初八關九隘等事件上一直在重複問題。缺乏應有的邊疆觀和疆域主權意識。 ^[11-12] 

明英宗南歸後，以及皇儲問題，景泰、天順年間，明朝皇權鬥爭愈發激烈，朝臣為了保護自身利益，左右搖擺、嫁禍誣陷，鬥爭也更加殘酷。 ^[13] 

此期間的內閣也並未發揮出它的作用。正統前期政歸內閣，三楊為軸，制度也漸趨完善，但無法阻止自身實際作用的逐漸下降。土木事變發生前後，內閣作為與皇帝最為親密的輔政機構，未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既未阻止先期的王振擅權，在後期的北京保衞戰和景泰、天順的風雲交替中也毫無建樹，表現十分羸弱，于軍國大事退避三舍。這段時期，內閣只能尷尬地任由宦官專政，或被皇帝輕視而任用於謙，傾心委政，以至朝臣不滿，上書稱于謙太過專權，請求六部大事須與內閣一同奏報施行，或是任由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決定擺佈。 ^[14] 

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精鋭軍隊損失殆盡，這必然會引起相關的政策、制度的重大變化，突出表現在邊防形勢和軍事制度的改變上。儘管有景泰帝的改革，但也達不到明朝頂峯時的狀態。邊防政策由積極進攻轉變為被動防守，最終形成了著名的九邊防禦體系。軍事制度上則是募兵制的興起。 ^[10] 

土木之變是明軍不戰自潰。北京圍城不下，則蒙古內部矛盾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蒙古各部終於兵戎相見，脱脱不花汗敗亡。也先稱汗，但他無法解決造成封建割據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矛盾，而為人又心胸狹窄，荒於酒色，終於兵敗被殺。 ^{[9]  [21-22]} 

也有大批的蒙古人不願在漠北過艱苦日子，藉此機會轉而投靠明朝，定居北京及北直隸各地。一些內地的漢人由於痛恨明朝暴政而投降也先。 ^[30] 

1449年9月1日的土木之變，是明朝中央軍隊第一次發生的一場失敗戰役。開平近遷，則守衞益薄，雖置萬全都指揮使司，不足以鎮伏山後諸部，故再傳而有土木之變。由於英宗朱祁鎮昏庸荒淫，寵信任用宦官王振，朝政混亂，民不聊生，暴露出明廷的腐敗，人民反抗連年不斷，對此瓦剌部瞭解得一清二楚，於是稱兵犯邊。土木之變，除了軍事指揮錯誤的直接原因外，與長期以來明朝北方邊防被破壞有密切關係，是北方邊防廢弛，明廷統治集團政治腐敗，蒙古瓦剌部勢力急劇膨脹的必然結果。經此打擊之後，明廷如驚弓之鳥，內外矛盾立即激化，並日趨嚴重起來。大明朝的統治，由此開始走了下坡路。而朝中的士大夫為防止明朝重蹈北宋滅亡覆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1-32] 

葉盛：以往事言之，獨石、馬營不棄，則乘輿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是而觀，邊關不可不固也。 ^[42] 

于謙：曩自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並棄之，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虜寇往來如在無人之境，聞者無不痛恨。 ^[43] 

袁敏：臣知胡寇猖獗，所謀非淺，即於營中具本奏：留大將一員統領官軍三四萬及臣等報効之人，相機於要緊之地住札，以御虜騎突衝。於時太監王振專權，不留官軍，止留臣等九百人於宣府總兵官楊洪處操備。向使其時用臣所言，命將屯兵於宣府城南或鷂兒嶺扼塞之處，縱虜賊欲擊大營，而此必能禦敵。豈致一敗至於如此之甚乎，此實王振專擅之罪。 ^[8] 

聶忠：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俱用紅盔、黑甲。正統年間改造明盔、明甲。十四年太上皇帝親征胡寇，回至土木，起營之時，忽南坡有明盔、明甲人馬來迎，疑是勇士。哨馬不為設備，遂至敗軍陷駕。 ^[44] 

李實：中國人民多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未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有替。 ^[45] 

把禿：亦非我每勇力，乃天的氣候。 ^[46] 

楊善：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修營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 ^[47] 

李賢：“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於此舉者，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況乘輿為其所獲，其偶然哉” ^[48] 

石天柱：北虜年來其勢愈甚，而吾亡卒多為之嚮導，朵顏新與之和親，沿邊兵食俱乏，攻守無具。萬一有奸邪結虜，敢為內應，如己巳土木之變。其何以御之。 ^[49] 

劉飬粹：蕃部日盛，土木之變乘輿為其所獲，而始追究於大寧之棄，使三衞為之鄉道也。籲可以觀世變矣。 ^[50] 

楊銘：朵顏三衞為東北藩籬，歲入朝貢，熟知道路，向被虜酋也先招為鄉導，致有正統己巳之變。 ^[51] 

馬文升：言天下之安危系武備之修否，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凡私役一軍，私借一馬者，皆有重罰，雖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海內晏然。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於武備尤為注意，故出塞千里，胡虜遠遯。宣德以來武備漸弛，迨至正統，民不知兵，所以有土木之敗邇。 ^[52] 

蔣冕：英廟出塞徵虜，誠欲為國為民剿除邊患，非事廵遊也，然虜未及徵，已有土木之變。 ^[53] 

霍韜：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勳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要安，苟且度日，卒始正統之亂。 ^[54] 

谷應泰：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略，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為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説而笞其背也。 ^[34] 

趙中男：王振的專權和明英宗的無能導致了土木之變的慘敗，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瞻基那些能幹的老臣和經過調整完善的社會制度，幾乎無力阻止這一慘敗。從這個意義上講，土木之變是宣德時期政治隱患（邊疆、武備、閹禍）的總爆發，既是封建制度的悲劇，也是瞻基個人的悲劇。

李新峯：至修《明史》時仍粗匯實錄與各家之説，對明顯可疑的説法也沒有作出解釋，甚至專取敍述明軍（土木之變）失敗情況最嚴重的記載，不但貽誤後人，且難免誇大失實之譏。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指出：“清朝統治者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的事蹟，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曾臣服於明朝一樣。”所以《明史》“對於明初的事實記載多不詳實。”看來這種諱言建州以致諱言蒙古的傾向，還導致了《明史》在記錄明代中期明軍失敗時隨意渲染敗狀。總之，關於明前中期史實，不但明後期諸史家及清人記載特別是《明史》難以盡實，即連《實錄》也未可遽信，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實的記錄。 ^[33] 

《龍庭爭霸》 ^[38] 

《萍蹤俠影》 ^[37] 

《大明王朝1449》 ^[39] 

《女醫明妃傳》 ^[40] 

《大明風華》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