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義士

1903年，他考入多倫大學應用科技學院學土木工程專業。1907年，明義士讀大學四年級，畢業實習時，他被安排作國土測量員，負責加拿大西部薩斯克徹萬和阿爾伯塔兩省省界的勘定工作。這段野外工作經歷，為他日後進行考古工作和學術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實習結束後，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學業並獲得土木工程學士學位。明義士從應用科技學院畢業後又進入多倫多大學諾克斯神學院（Knox College）學習，系統學習神學專業。

1910年，明義士從諾克斯神學院畢業，根據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傳教協會的統一安排，他被派往位於河南北部的加拿大長老會豫北差會工作。豫北差會先是把明義士分配到武安傳教總站工作，後調任安陽傳教總站，並在安陽榮升為牧師。

1932年秋，明義士應齊魯大學之邀，離開安陽到齊魯大學任教。

1936年6月20日，明義士告別齊魯大學，回到加拿大多倫多市，開始了他為期一年的休假生活。

明義士回國以後的經歷，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36年至1943年供職於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二是1943年至1946年任職於美國國務院戰時新聞局；三是1946年因心臟病發作，賦閒休養。

1957年3月16日，明義士在多倫多去世，享年72歲。

齊魯大學任教期間也是明義士學術研究最多產的時期，他先後完成了《甲骨研究》、《考古學通論》講義的寫作，並發表了一系列研究甲骨文的論文，使齊魯大學成為甲骨學研究的重要陣地之一。據方輝先生統計，在齊魯大學期間，明義士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編）、《馬可波羅時代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英文）、《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並記所得之新材料》、《中國商代之卜骨》、《論匯印聶克遜先生所收藏青銅十字押》、《柏根氏舊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術》（英文）、《商代的文化與宗教思想》（英文）、《中國早期的上帝觀》（英文）。[⑤]此外還有數種未能完成的研究計劃。另外，明義士對城子崖遺址及濟南市附近地區進行了多次考古調查，收集到了數以千計的陶片，對這些古代遺址進行了研究。

明義士在甲骨著錄、辨偽、綴合、校重、斷代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茲分述如下：

1、甲骨著錄。甲骨著錄是甲骨研究的基礎性工作。明義士生前完成的甲骨著錄有三種，即《殷墟卜辭》、《殷墟卜辭後編》和《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殷墟卜辭》出版於1917年，根據明義士本人的説法是從自己所收藏的五萬片甲骨中選出2369片，親手臨摹。該書是明義士的第一部甲骨文著作，也是西方學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當時印了190冊。1972年，台灣藝文印書館依原樣重印。該批甲骨原物現藏南京博物院。《殷墟卜辭後編》完成於1928年，收錄甲骨2819片，拓印5份，明義士除自留一份稿本外，分贈好友馬衡、商承祚和容庚等著名學者。1972年該書正式由台灣藝文印書館出版發行。《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該書最初發表於《齊大季刊》1935年第六和第七期，後以線裝單行本發行。著錄甲骨74片。原物現藏山東省博物館。

2、甲骨辨偽。甲骨文自1899年被發現後，一夜之間身價百倍，由原來一斤只值數錢的“龍骨”，被爆炒成為每字值銀二兩五錢的“古董”。隨之而來的便是偽造甲骨的出現。偽片出現之初，由於缺乏鑑別方面的經驗，即使是國內收藏行家亦不免受騙上當。明義士在這方面也吃過虧，這也給國內一些學者留下了笑柄，以至許多人都知道明義士“初得大胛骨，乃新牛骨仿製者，售者欺外人不識真偽，舉以鬻之。未久，乃腐臭不可聞邇。”但明義士也正是“從此悉心考究，終成鑑別真偽能手。”明義士甲骨辨偽經驗的獲得，有着其他人無法比擬的條件。因為他在安陽生活過20多年，對安陽的古董商和作偽者非常瞭解。據明義士自己聲稱，他見過藍保光偽刻的甲骨成百上千件。他在辨偽方面的功夫是非常深厚的，如1917年出版的《殷墟卜辭》一書收錄甲骨2369片，其中只有1片贗品，並且後來還是被他識別出來。正如李濟先生評價説，“幾個有遠見卓識並研究過真的而偽造的甲骨文的學者，為了探索區別甲骨真假標準而更發奮工作。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先鋒是《甲骨研究》的作者明義士。”[⑥]

3、甲骨綴合。由於甲骨變質、發掘等多方面的原因，許多甲骨往往斷裂為數片，把殘片或書中著錄的殘碎甲骨拼合到一起，恢復其本來面目，稱之為甲骨綴合。明義士在安陽期間自己揀拾、友人相贈，積累了大量的甲骨碎片，這也使得他成為較早從事甲骨綴合的學者之一，他的成就得到了學界的首肯。如容庚説，“明義士、商錫永、董彥堂、郭鼎堂、孫涵溥，皆曾致力於綴合之工作。”[⑦]陳夢家也説，“最早留意及此（甲骨綴合）者，則為明義士。”

4、甲骨校重。所謂校重就是剔除甲骨著錄中的重見甲骨片。有同一片甲骨，會在先後出版的幾種著錄書中出現，有的一片甲骨會在同一種著錄的不同地方出現。這給甲骨學研究帶來諸多不便。明義士1933年6月發表在《齊大季刊》的《表校新舊版〈殷墟書契前編〉並記所得這新材料》一文就是較早涉足這一領域的成果之一。他還把《殷墟書契前編》同《龜甲獸骨文字》、《鐵雲藏龜》、《戩墟書契後編》等書互相校勘，發現重見拓片37例，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5、“商祖名甲者之次序”。明義士對卜辭中“商祖名甲者之次序”有獨特的研究，他幾乎和郭沫若同時對“沃甲”和“陽甲”進行了研究並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結論，甚至連所用的論據也沒有大的差別，堪稱甲骨學史上的一段佳話。

6、“五期説”。明義士對“歷組卜辭”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五期説”，即1924年小屯出土的一坑甲骨分屬於武丁、祖庚、祖甲和康丁、武乙時期。此説雖然目前在學術界仍有爭議，但已被許多學者認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明義士為該書寫的自序中，首次以“字型”作為斷代依據，具有方法論的意義，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明義士1928年最早進行的甲骨文分期斷代整理，是他將中國傳統的金石學方法與西方近代考古學的類型學理論相結合的天才實踐，因而可以公正地説，他在甲骨文的分期斷代研究和整理方面走在了同時代學者的最前頭。”[⑧]王宇信先生認為，“明義士甲骨文分期斷代的考古類型學考察，給了分期斷代文字演進‘兩系説’以深刻的影響。而‘歷組卜辭’時間前提的爭論，應肇始於明義士。”[⑨]

明義士從青年時期就來到中國傳教，從1914年走進殷墟之後，他就被博大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所折服，和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兩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國內戰爭也不能再讓他改變初衷，歷經磨難，終於成為一個令人尊敬的漢學家，一個享譽世界的文化傳教士。雖然他是抱着“使基督教融合到中國文化當中去”的目標，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化，在不懈尋找西方基督教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連接點，但是，他客觀上為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甲骨學研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