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字獄

明朝建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封建社會固有的皇權與相權、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之外，在統治階級內部還存在着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的激烈鬥爭。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和朱元璋本人的經歷有着密切的關係。朱元璋出身貧苦，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染指皇權，尤其是在抗元時期自己親外甥的反叛和暴元對其幼時的心靈傷害直接導致了明朝洪武年間的政治。這種時代背景和他複雜的心理親人的背叛不僅激化了他與丞相、功臣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導致了明初的文化專制和明後期的思想啓蒙人性解放出現在一個朝代。 ^[1] 

據説，明代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儀、典章、刑法、軍制、户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對皇權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卻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勳臣們強烈不滿。他們便尋找各種藉口加以反對，文士喜好訕謗就成為他們攻訐的藉口之一。 ^[1] 

圍繞明代文字獄是否存在的爭議大多存在於傳聞與正史記載不同，傳聞“文字獄”受害對象如徐一夔，在正史記載中活到了八十歲，更有傳聞中已因文禍而死的人在其“死後”時間為別人寫碑（傳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而根據明史記載太學建成並題碑應發生於洪武15年，而周顛仙碑刻有《明太祖御製周顛仙人傳》 ^[2]  ，據碑文載：周顛仙人為南昌建昌人，朱元璋伐陳友諒時，周顛仙人常於道旁“告太平”，朱元璋得天下後患病又被他治癒，後來周顛隱居廬山。朱元璋因此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在此立碑並建碑亭，從事郎中書舍人詹希原書丹並篆額。這讓本説法不攻自破。恐怕是因為清朝文字獄惡意誇大，導致明朝真實歷史被篡改。因此每條下面均給出正史原文，以供大家辯證參考。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明太祖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年)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傳聞他在洪武三年(1370年)第二次被徵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着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只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他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只得作罷。

（正史原文 《明史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楊維楨傳》所載：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母李，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維楨。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築樓鐵崖山中，繞樓植梅百株，聚書數萬卷，去其梯，俾誦讀樓上者五年，因自號鐵崖。元泰定四年成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狷直忤物，十年不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楨著《正統辯》千餘言，總裁官歐陽元功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而不果，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未上，會兵亂，避地富春山，徙錢塘。張士誠累招之，不赴，遣其弟士信諮訪之，因撰五論，具書復士誠，反覆告以順逆成敗之説，士誠不能用也。 ^[3]  ）

明史所載楊維楨的確被屢次招用卻堅持拒絕入仕，但與傳聞中最大的差異是，屢次徵用他的是張士誠而非朱元璋 ^[4]  ，至於“明言跳海自盡以全名節”，更不知從何得來，楊維楨雖拒絕出仕，但也多次寫文章告誡張士誠順逆成敗的道理，可見其並非是為名節不妥協的遺臣，又怎會遭到當政者逼迫入仕。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像楊維楨那樣的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羣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年）被徵，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1] 

正史原文： 《明史 列傳第一百七十三　文苑一 戴良傳》載： 太祖物色得之。十五年召至京師，試以文，命居會同館，日給大官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四月暴卒，蓋自裁也。元亡後，惟良與王逢不忘故主，每形於歌詩，故卒不獲其死雲。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號九靈山人。 ^[5] 

根據明史明太祖給戴良高官的膳食待遇，對他很不錯，最終戴良以老疾固辭，二者各有所命，未發生矛盾。

朱元璋是通過參加元末農民軍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根據野史記載朱元璋深以自己的出身為恥，也深以當過乞丐和雲遊僧為恥。基於自己的出身經歷，他內心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徵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他的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中起家的。前面説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面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朱元璋統治時期，相傳文士以表箋文字不當而罹罪者最多，統稱為“表箋之禍”。當時以表箋文字觸犯忌諱者為數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則”字。據當時的江淮方言，“則”字與“賊”讀音相似，朱元璋以為這是譏諷他有落草為寇的經歷。如尉氏縣教諭許元因所作《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被殺。 ^[1]  “表箋之禍”所涉名單詳見本詞條下文中“案例“一節。

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説，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裏，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謠言粉碎機：學者陳學霖考證的結果讓人大跌眼鏡，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誌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 ^[29] 

明洪武三年（1370），詔一夔等撰《大明集禮》。王禕薦其續修《元史》，以足疾辭。五年九月，薦授杭州府學教授。次年九月，復受命參修《大明日曆》，成書100卷，一夔之力居多。朝官皆推入翰林，仍以足疾堅辭。詔賜文綺、纖繒各3襲，錢6緡，準其回杭任職。後卒於任。 ^[33]  一夔後未參加續修《元史》。不久，薦任杭州教授，召回朝修纂《大明日曆》，書成後，要授他翰林院官，因患足病而辭歸。 ^[34] 

明人徐楨卿在《翦勝野聞》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故事大意為：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擔心受到臣下的譏訕。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光”、“生”和“則”都犯了太祖大忌，這一連讀，本來一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着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朱元璋覽後震怒道：“腐儒膽敢如此污辱朕嗎?‘生’者僧也，以我曾經出家為僧也。‘光’者禿頭也，‘則’字近賊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錦衣衞士將徐一夔斬首。在旁禮部羣臣見此情形瞠目結舌，體似篩糠，一齊跪倒請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諱，乞皇上親降表式，令臣等永為遵守。”聞聽此言，朱元璋的臉色才有所好轉，毫不客氣地答應了臣下的請求。此後，朱元璋先後頒發了《建言格式》、《繁文鑑戒》、《表箋定式》等書，詳細規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種文體的格式，令天下以此為標準，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擬。 ^[1] 

正史記載高啓死於魏觀一案連坐被殺，”坐知府魏觀事，與高啓俱被殺“ ^[30-32]  。但有説翰林編修高啓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

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而明史所載盧熊死因卻與傳言相反《明史 列傳第二十八》盧熙，字公暨，崑山人。兄熊，字公武，為兗州知府。時兵革甫定，會營魯王府。又浚河，大役並興。熊竭心調度，民以不擾。後坐累死 ^[6]  。可見盧熊是坐事累死，並未死於文禍。

清趙翼在《廿二史劄記·明初文字之禍》中記載了因為受表箋之禍遇害的名單：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為海門衞作謝增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為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為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為布按作正旦賀表，以“建中作則”誅；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為本府作正旦賀表，以“睿性生知”誅；

澧州學正孟清為本府作賀冬表，以“聖德作則”誅；

陳州學訓導周冕為本州作萬壽表，以“壽域千秋”誅；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為本府作謝賜馬錶，以“遙瞻帝扉”誅；

祥符縣學教諭賈翥為本縣作正旦賀表，以“取法象魏”誅；

亳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宮賜宴箋，以“式君父以班爵祿”誅；

尉氏縣教諭許元為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發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7] 

與此相對應，《明史》、《明太祖實錄》中並無上述文禍受害者“林元亮、趙伯寧、蔣質、蔣鎮、呂睿、賈翥、林雲、許元、吳憲”等人的記載 ^[8-9]  ；正史有記載的僅孟清、周冕二人，但孟清活到了永樂年間，周冕更是嘉靖二十年中了進士：《明史 列傳第四十九》記：黃潤玉，字孟清，永樂初，徙南方富民實北京，潤玉請代父行。”官異其言，許之。 ^[10]  ；《明史 列傳第九十八》：周冕，資縣人。嘉靖二十年進士。 ^[11] 

處州府學教授蘇伯衡，作表箋誤，下吏死。 ^[12] 

朱棣登位之後殺了方孝孺後，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方孝孺的門人不得已，將方的詩文改名為《侯城集》，才得以行於後世。永樂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樸家藏方孝孺詩文，被斬。 ^[13]  其他跟方孝孺有關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元史》的作者）詩集中有“送方生還寧海”，全部被刪節塗墨。還有練子寧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還有建文帝的殉難諸臣的詩文一律被禁止發行，一切有關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許露面，還鼓勵告密，如永樂九年，黃岩縣告發有人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下法司嚴懲。 ^[14] 

正統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張楷除夕作詩：“斯民何苦際斯時”“四山峯火照人紅”“亂離何處覽屠蘇”等，流傳京城，人多傳誦，禮科給事中王詔上書彈劾，張楷坐罪免職 ^[16]  。 ^[17] 

景泰七年（1456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黃諫，主持順天府試，因出題犯宣宗諱，被彈劾。 ^{[15]  [17]} 

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註進呈，命毀之，交有司治罪。 ^[18] 

浙江僉事韓邦奇因為看到宦官掠奪富陽茶魚，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當地的鎮守太監王堂認為誹謗聖上，下詔獄，罷黜為民。 ^{[17]  [19]} 

河南巡撫胡纘宗嘗以事杖刑陽武知縣王聯，王聯心懷怨恨，於是“乃摭纘宗迎駕詩“穆王八駿”語為謗”，並讓他兒子冒充他朝官面聖“訟冤”，明世宗派劉訒查清污衊後，處死王聯，然心嗛纘宗，乃革纘宗職，杖四十。 ^[20-21]  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遭到御史汪宗器的厭惡，在吳廷舉毀淫祠二百五十所，撤其材作堤，葺學宮、書院時。汪宗器謂有所侵盜，執下獄。按之不得間，慚而止。 ^[22] 

嘉靖十六年（1537年），應天府試，考生答卷多譏諷時事，考官評語失書名。嘉靖帝大怒，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罷黜為民，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 ^[23] 

廣東所進試錄文體有錯，帝、聖字樣不行抬頭，學正王本才，布政使陸傑、按察使蔣淦等，下法司逮問，嘉靖帝嚴禁士子敢有肆為怪誕，不尊舊制者，一律罷黜。 ^[15] 

山東所進鄉試小錄有防虜御邊內容，嘉靖帝認為內含譏諷，將考官教授周礦、李弘等多人廷杖八十，罷黜為民，其中監臨官御史葉經死於杖下。 ^[15] 

吏部尚書李默因部試出題有用漢唐譏諷當朝，嘉靖帝大怒，下錦衣衞鎮撫司拷問，死於獄中。 ^[24]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給事中、張思靜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賀表中萬壽字未抬。 ^[25] 

顏鈞，是明代的進步思想家，受業於王守仁。明朝政府認為他的思想詭怪狂妄，下南京獄，幾乎被殺，多虧門徒羅汝芳“破產救之”，被充軍。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進步思想家，受業于山農。他曾在家族內試行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影響頗大，四方之士紛紛效仿，最後被下令逮捕，死於獄中。 ^[26] 

著名的進步思想家李贄，對儒學思想進行了犀利的抨擊，在他的著作《藏書》、《焚書》中抨擊孔子，流傳極廣，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歡迎，萬曆三十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奏，對李贄進行誣衊，將其下獄，死於獄中，年76歲。他的書多次被焚燬，天啓五年又焚燬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 ^[27] 

萬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高啓愚主持應天鄉試，曾出題“舜亦以命禹”。萬曆十二年，御史彈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張居正，勸進受禪，大不敬，高啓愚於是被削職遣回原籍。 ^{[15]  [17]} 

魏忠賢專權時，揚州知府劉鐸，不滿魏忠賢，作詩贈扇，有“陰霾國事非”字樣，被逮治。 ^{[17]  [28]} 

明初許多視“學而優則仕”為升遷正途的儒生從此不願入朝為官，害怕禍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編書，總是盡力推諉，實在推不掉則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即使做官的也懾於皇權淫威，苟且因循，無所作為。一百年來，學問文章，不能上追唐宋，下及晚明。”

朱元璋十分忌諱“光”、“禿”等字眼，就連“僧”也不喜歡，甚至連和“僧”讀音差不多的“生”也同樣厭惡；他曾參加過紅巾軍，因此不喜歡別人説“賊”、“寇”，連和賊讀音相近的“則”也厭惡。趙翼在《廿二史札記·明初文字之禍》中摘引《閒中今古錄》説，杭州教授徐一夔在賀表裏，因為寫到“光”字和“則”字，朱元璋認為是諷刺他當過和尚當過“賊”，於是殺了徐一夔。但現代學者陳學霖研究稱徐一夔在“被殺”的第二年，居然還給人寫過墓誌銘，事實是，他平平安安地活到八十多歲，死於建文二年，在朱元璋去世之後。在《大明御製皇陵碑》裏，朱元璋本人也沒有隱瞞自己出家和參加起義的舊事，倒是坦陳了這段在封建時代看來似乎很不堪的歷史。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