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文

他們多數是經元入明的，經歷了元末明初的動亂，對社會民生及治亂興亡有較深的認識和體會，所以往往能寫出一些揭露封建社會黑暗，具有社會意義的作品。其中宋濂以文名，高啓以詩稱，劉基則詩文並著。

（1）宋濂的散文創作：

傳記文中對人物形象的刻畫，神情畢現，細緻生動；記敍文則文筆簡潔清秀，景中寓情，頗有風味；為世傳誦之文《送東陽馬生序》，自敍求學經歷之苦，以勸馬生珍惜時機，進德修業，描述細緻入微，感人至深。

（2）高啓的詩歌創作：

高啓是明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他才華橫溢，詩風雄健而豪邁，且眾體兼長，歌行、律詩，無不運用自如。有詩集《高太史大全集》， ^[1]  文集《鳧藻集》，詞集《扣舷集》。代表作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全詩波瀾壯闊，氣魄宏偉，在對祖國壯麗山河的描繪中，抒寫他對歷史的回顧；在深沉的歷史回憶中，流露出作者對祖國重新統一的喜悦。

（3）劉基的詩文成就：

劉基文章與宋濂併為一代之宗，而詩歌可與高啓相抗衡，是明初文學成就的代表作家。他為文的主張在於“明道”，講求“體格嚴正”，作品多揭露時弊，多所諷喻，名篇如《賣柑者言》，通過賣柑小販和作者的議論，批判了元代官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本質，文筆犀利，生動有力。劉基的詩風格古樸、雄放，古體詩成就較高，如《白馬詞》、《築城詞》、《畦桑詞》、《北上感情》等篇，或對時事的憂慮，或對政令繁苛的不滿，或對重斂傷民的同情，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律詩中也有些佳作，抒情真切，寫景逼真，在悲涼中含喜意，在蕭瑟中見生機。 ^[2] 

繼劉基、高啓等人之後，從永樂至成化的八十多年間，文壇上出現了一種以“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台閣體”詩文，風靡一時。“三楊”均是“台閣重臣”，位至宰相，他們大量地寫應制、頌聖以及墓誌銘、神道碑、題序、贈答之作，盡是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應酬捧場的應時文字。雖然他們自稱詞氣安閒、雍容典雅，實是平庸呆板，毫無生氣。由於當時統治階層的提倡和推崇，這種文風幾乎壟斷了整個文壇，直到前後七子起來極力反對才得以改變。 ^[2] 

明代從憲宗成化到穆宗隆慶年間的一百餘年中，文壇上出現了由“前後七子”倡導並實際參加的復古運動，使曾長期佔據明代文壇統治地位的“台閣體”逐漸淡出。

“前後七子”實是同一宗旨下兩個文學集團的合稱，按時代先後，他們分為“前七子”與“後七子”。

“前七子”，包括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七人，其中以李夢陽和何景明為代表。

“後七子”，以李攀龍和王世貞為首，包括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

所謂“復古”就是以古為法式，是一種尊崇古代為正宗的文藝觀。

“前後七子”的文學主張，主要有兩點：一是文學發展史觀，他們盲目尊古，主張“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認為秦漢文、唐詩是絕對的完美，後世的詩文都有各種不同的缺點，一代不如一代。二是創作論上，以擬古的形式來指導創作，要求一字一句摹擬，不可逾越半步，以為非如此不可得其神髓。

這種文學主張，就其針對當時頹靡文風、振作文壇的作用看，它有着進步意義，但就其對創作的繼承和革新關係方面看，又是保守的。因而，在具體創作上，“前後七子”的成就都不高，不管是詩或是文，內容基本上是蒼白空虛的，缺乏真切的生活感受；形式上缺乏個性，無論句式與辭藻都沿襲、摹擬古人，古奧艱深，大大削弱了詩文的感染力與可讀性。他們的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作品尚有可取之處，如李夢陽的《玄陽宮行》、《秋望》，何景明的《玄明宮行》，王世貞的《太保行》，宗臣的《報劉一丈書》等。 ^[2] 

在前七子的復古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歸有光、唐順之、王慎中、茅坤等人就站出來表示不滿，在理論上反駁他們，主張為文不光要學習先秦兩漢，也要學習唐宋散文的優良傳統，因稱“唐宋派”。

（1）唐宋派文學主張：針對前七子學秦漢文造成佶屈聱牙的缺點，提出“文從字順”的要求，認為要從唐宋文下手，再學秦漢；抨擊七子名為復古，實是剽竊的惡劣作風。由於唐宋派論文較強調在學古基礎上的變化，作品一般較平易通達，在反對擬古風氣上起了一些積極作用。但他們自身也有弱點，不僅文章道學氣較重，而且學古人處也較膚淺，往往採取評點的方法論文，只是停留在文章的開合起伏、起承轉接上，所以不免重複前後七子的歧途，落入復古的另一窠臼。唐宋派在創作上成就較高的是歸有光。

（2）歸有光散文創作成就：歸有光的散文作品中，一些記敍往事、哀悼親人的文章是最有價值的作品。

①他把生活瑣事引入“載道”的古文，密切了古文與現實生活的聯繫，擴大了散文題材；

②宋明以來推崇理學，窮理缺情，而歸文偏以情勝，以散文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不是七子的模擬古人，全無生氣。

③長於即事抒情，善用清新自然、細膩樸實的筆調，記敍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瑣語，寫來紓徐平淡，深切感人，具有濃郁的抒情氣息。其中《項脊軒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都是深摯感人、膾炙人口的傳世之作。 ^[2] 

李贄是晚明時期一位重要的的思想家。他為人特立獨行，論道講學，崇尚王學左派及佛教禪宗思想，攻擊宋明理學，破壞傳統束縛，因之被當時正統文人、道學家視為異端，最終被迫害死於獄中。

李贄文學思想：李贄在文學方面提倡“童心説”，強調抒發真情，反對虛偽説教，大聲疾呼文章必須“童心自出”，認為“聞見道理”遮蔽“童心”；反對用聖人之言，抨擊“代聖人立言”的荒謬，大大動搖了理學的權威。同時，他極力批判復古派的“文學退化論”，認為文章必隨時代而變，各個時代都有好文章，並對模擬創作進行了痛斥。

李贄的文學理論富有戰鬥性，給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求真重性的新風，促進了小説戲曲的創作和理論的蓬勃發展，也對公安派產生了重要影響，為後來文學上的反覆古運動起了先導的作用。李贄文章，大都思想解放，見解大膽而深刻，直道心中事，如訴家常，不假修飾；形式上短小精悍，尖鋭潑辣。 ^[2] 

公安派的作者，主要是“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他們是湖北公安人，故世稱公安派。這一派的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等。“三袁”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廣的是宏道，其次是中道。

（1）公安派文學思想：公安派在文學上受到李贄的直接影響，提出的文學主張與復古派針鋒相對，而且與唐宋派立論迥異，具有反道學色彩。

①在文學發展觀方面，認為文學隨時代發展而發展，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②在創作論上，竭力反對摹擬，認為既然文學隨時代而發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問題，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擬古人；提出“性靈説”， 強調文學應“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充分表現作者個性，破除種種清規戒律；認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應用平易近人的語言寫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論主張與創作實踐不僅摧跨了復古派的統治地位，同時博得了當時文人的普遍歡迎，扭轉了文壇的風氣。但也存在着不重視學習前人的經驗、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則的片面性，思想內容也變得狹窄，只是表現士大夫的生活情調及興趣，後學者更是把文風推向另一歧路：或纖巧，或莽闊，形成浮躁輕率的文風。

（2）袁宏道文學創作成就：袁宏道的散文小品比他的詩好。因為他強調寫真性情，又強調“韻”與“趣”，追求“自適”，所以他寫作的小品文，不論寫景還是抒情，都揮灑自如而又融洽無間，從中透出作者鮮明的個性，可以説基本上體現了他要求創作充分表現作者個性、反對死板規律與陳詞舊調的主張。其中尤以遊記為突出，文字清新活潑，文筆秀逸，代表作有《初至西湖記》、《晚遊六橋待月記》、《滿井遊記》等。他的書信和隨筆也寫得相當出色，不乏佳作，其間可見他對官場的厭惡，反對道學氣，喜好自由自在地生活、創作。 ^[2] 

繼公安派之後，以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於文壇，併產生較大的影響。因鍾、譚二人都是湖北竟陵人，故世稱竟陵派。

竟陵派文學主張：為矯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製濫造，流為俚易膚淺的弊病，鍾惺、譚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絕俗的“孤懷孤詣”和“幽情單緒”，認為只有處於空曠孤迥、荒寒獨處的境地，通過孤行靜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寫出表現作者性靈的真詩。同時主張作詩為文，要以古人為歸，讀書學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達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的學古乃至復古，不得不玩索於一字一句之間，將詩文創作引入狹窄的死衚衕。他們評詩只着眼於一字一句的得失，流於煩瑣纖仄。他們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澀詭譎，專在怪字險韻上翻花樣，與公安派通俗曉暢的詩文大異其趣。因而，竟陵派的文學理論，正反映了那些因處於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學傾向。 ^[2] 

明末的散文有成就的是繼公安、竟陵之後的小品文。這種文體並無定製，包括尺牘、日記、遊記、序跋、短論等，其特點大致有三：一是通常篇幅不長，二是結構鬆散隨意，三是文筆輕鬆而富於情趣。徐渭、袁宏道、王思任、張岱、劉侗等人在小品文上都頗有成就。 ^[2] 

張岱的小品文：張岱品行高超、個性堅強並富有民族氣節。曾學“公安”、“竟陵”派風格，並能融其二家而獨成一格。他的小品文，題材廣闊、無所不寫，諸如傳記、遊記、序跋、碑銘等，到他筆下，均能寫得情趣盎然、幽默詼諧。最突出的是《西湖七月半》一文，湖光月色、人情物態，寫得惟妙惟肖、活靈活現。同類寫法的還有《湖心亭看雪》、《西湖香市》等，歷來被人所讚賞。他的專門描寫人物動作語言的小品文，也寫得相當傳神，如《柳敬亭説書》一文，將柳敬亭説武松打虎一節描述得入木三分，令人叫絕。 ^[2] 

明末政治鬥爭尖鋭複雜，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當時關心國事的文人紛紛組織文社，用他們的詩文創作來干預時事，參加政治鬥爭。有名的文社如張溥領導的復社，陳子龍領導的幾社，艾南英的豫章社等。這些文人大多投入明亡前後的激烈鬥爭，有的人在明亡後積極抗清，或壯烈犧牲，或堅決不屈於清政權，隱退而終，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 ^[2] 

張溥寫過一些反映明末政治鬥爭的文章，有名的如《五人墓碑記》，記載了在向迫害東林黨人的閹黨做鬥爭中的蘇州市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文章氣氛熱烈，情調激昂，是一篇政治性很強的散文。陳子龍明亡後詩風一變，悲憤蒼涼，氣魄雄偉，深刻表現了民族氣節，曾被譽為明詩殿軍。名作如《秋日雜感》，借景物以抒發孤憤，詞語工麗而豪壯，情景交融。夏完淳不僅是一個少年的愛國英雄，也是一個傑出的作家，創作了許多文情皆美、激動人心的詩文。文章如《獄中上母書》、《土室餘論》，詩如《細林夜哭》、《舟中憶邵景説寄張子退》等，直抒昂揚的鬥志以及國亡家破的悲憤情感，表現出一種雄健豪放的風格。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