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遊六橋待月記

西湖最盛²，為春為月³。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⁴。

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⁵，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石簣數為餘言⁶：“傅金吾園中梅⁷，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⁸，急往觀之。”餘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湖上由斷橋至蘇堤一帶⁹，綠煙紅霧¹⁰，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為風¹¹，粉汗為雨，羅紈之盛¹²，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¹³。

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¹⁴。其實湖光染翠之工¹⁵，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¹⁶，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為俗士道哉¹⁷？

西湖景色最美的時候是春天，是月夜。一天裏最美的是早晨的煙霧，是傍晚山間的風光。

今年春雪很多，梅花被寒氣所抑制，和杏花、桃花次第開放，景觀更是奇特。石簣多次告訴我：“傅金吾園中的梅花，是張功甫玉照堂中的舊物，應該趕快去觀賞。”我當時迷戀着桃花，竟捨不得離開湖上。從斷橋到蘇堤一帶，綠柳迎風飄拂如綠煙，桃花盛開如紅霧，瀰漫二十多里。美妙的音樂隨風飄揚，帶粉香的汗水如雨流淌；穿着各色絲織品的富裕遊客很多，超過了堤畔的草，真是豔麗極了。

然而杭州人遊覽西湖，卻僅在午、未、申三個時辰；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巧，山嵐設色之美妙，都在朝日初升，夕陽未下時，那時西湖才盡顯濃豔和嬌媚。月景之美，更是難以形容。那花的姿態，柳的柔情，山的顏色，水的意味，更是別有情趣韻味。這種樂趣只留給山僧和遊客享受，怎麼能夠對那些凡夫俗子述説呢？ ^[2] 

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袁宏道經過多次陳請，終於辭去了吳縣知縣，他好像脱籠之鳥，赴水之魚，乘興漫遊吳越。他在西湖看花，在天目山訪道，痛痛快快地玩了四個月。這年春天，他第一次遊覽嚮往已久的杭州西湖，留連於美麗的湖山之間，寫下了十六篇西湖遊記。此文是西湖遊記中的第二篇。 ^[3] 

西湖乃人間仙境，春夏秋冬、陰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卻別具慧眼，情有所鍾，故開篇雲：“西湖最盛，為春，為月。”既視“春”與“月”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節與時辰，則此文着重描繪西湖的春景與點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極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並非一概索然無味。作者接下稱：“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此“日”相對於“月”而言，指白天。朝煙，謂清晨水氣瀰漫時的湖光；夕嵐，謂傍晚暮靄籠罩時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為最盛，何以朝煙、夕嵐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過生動的描繪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寫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歲春雪甚盛，梅花為寒所勒，與杏桃相次開發，尤為奇觀。”作者先寫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遲開，花期雖推遲，但得以與杏花、桃花鬥妍爭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奼紫嫣紅的春色，卻是罕見的“奇觀”。如此“與杏桃相次開發”的“香雪海”值得觀賞，更何況友人陶石簣又數言這裏的“傅金吾園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應該趕快去大飽眼福。這裏寫西湖梅花之美乃虛寫，是作為一種鋪墊，旨在襯托西湖桃花更令人歎為觀止。——因為作者“時為桃花所戀，竟不忍去”。梅花為“歲寒三友”之一，被視為高潔的象徵，桃花則曾被貶為“輕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為桃花所“戀”，可見其迥異於世俗的獨特審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斷橋至蘇堤一帶的桃花亦確實蔚為奇觀：“綠煙紅霧，瀰漫二十餘里。”僅此兩句，採取遠望的角度，就寫出西湖二十餘里桃花夾雜着綠柳的總體意境。“綠”指柳條，“紅”指桃花，“煙”“霧”瀰漫，則渲染出“花態柳情”，呈現繁花照眼、生機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濃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開乃是“西湖最盛”“為春”的主要表現，其次還表現為遊人羅紈之盛：“歌吹為風，粉汗為雨，羅紈之盛，多於堤畔之草，豔冶極矣。”在桃花盛開的白堤、蘇堤上，紅男綠女，比肩繼踵，甚至比堤邊的春草還多；歌樂似春風迴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熱鬧：色彩豔麗之極，風姿放蕩之極，着“豔冶”二字，可謂摹寫、概括盡致。作者之筆墨亦極盡濃豔之能事，蓋非如此不能描繪出西湖春天“豔冶”之盛景。

在描寫了“西湖最盛”“為春”之後，按邏輯應該接着描寫“西湖最盛”“為月”；但作者卻捨不得讓主角“月”輕易出場，意欲以之唱大軸戲，所以先讓配角朝煙、夕嵐登台鋪墊。此外，以“然杭人遊湖……”承上段羅紈之盛，在結構上亦是順理成章。紅男綠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時遊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種“俗”的表現，其“不識廬山真面目”乃在於缺乏超俗的審美趣味。作為外來遊客的作者則以其慧眼發現：“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極其濃媚。”這是對西湖“一日之盛，為朝煙，為夕嵐”的具體描寫。“湖光染翠”，“山嵐設色”，這一“染”、一“設”，皆賦予大自然以靈性，將大自然比擬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畫筆，只有在“朝日始出”與“夕舂未下”這兩個美妙時刻才為湖光、山嵐添彩增色，從而達到“濃媚”即一種極其嫵媚動人的審美境界。這與午、未、申三時西湖之“豔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媚”比“冶”要高出一籌。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審美境界卻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開頭所説的“為月”。對“西湖最盛”何以“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後來描寫，旨在造成一種懸念，增添讀者的興味。與寫“為春”筆墨之濃豔不同，寫“為月”採用的是淡雅之筆，一濃一淡，相輔相成。此處“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筆才能寫出其神韻。作者此刻惜墨如金，並未大肆渲染，僅用“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該是一種什麼樣特殊的情趣與意味呢？作者留給讀者去想像。而“月景”確實妙不可言，寫得太具體難免要損害其美，束縛讀者的神思，而這樣略加點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無窮的趣味。這是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藝術手法。月景雖最美，但並非人人能享受。作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頗以能探幽尋勝、受用此樂而得意，對“俗士”即紅男綠女的“杭人”則含有諷誚之意，故云：“安可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學思想核心是“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敍小修詩》）。這篇遊記即體現了這一思想。從文章內容來看，作者獨賞西湖之春的“月景”與“朝煙”、“夕嵐”，這和“午、未、申三時”遊春的“俗士”迥異其趣；作者又寧願捨棄賞梅機會，而“為桃花所戀”，與傳統士大夫的審美情趣亦相悖，這都是他“獨抒性靈”之處，顯示出獨特的個性與審美觀。文章筆法也是任隨自然，意到筆到，該行則行，該止則止，“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卻用寥寥幾筆，點到即止，不加細描，而對西湖的桃花與“羅紈之盛”卻頗費筆墨，堪稱“不拘格套”。其實，這是因為越是高層次的審美境界愈難以用文字描繪，不如以虛代實，以簡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蕭蕭只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李東陽《柯敬仲墨竹二絕》）的藝術效果。這是作者聰明之處，他還是頗懂得藝術辯證法的。 ^[4] 

浙江大學特聘教授吳戰壘：“這篇山水遊記，始終扣住‘西湖之盛，為春為月’的‘春’、‘月’二字，騰挪變化，詳寫‘為春’之盛，略寫‘為月’之美；題為《晚遊六橋待月記》，卻始終沒有正面寫待月的情景。他的高妙處在於以層翻浪疊之筆，依次寫出梅花、桃花之美，朝煙、夕嵐之美，一景勝似一景，逐層襯染，不犯正位，從而造成讀者強烈的‘待月’心理；待到‘幹呼萬喚始出來’，卻又匆匆一面，飄然而去，使人有‘着眼未分明’之感，因而顯得餘韻悠然，情味無窮。作者用這種空靈幻變之筆來寫月景之美，可謂別出心裁。”（《閲讀和欣賞 古典文學部分（七）》） ^[3] 

袁宏道（1568年—1610年），字中郎，號石公，湖廣公安（今湖北公安）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授吳縣令，官至吏部郎中。袁宏道是明代文學“公安派”代表人物，與其兄袁宗道、其弟袁中道並稱“公安三袁”。他在文學上反對明代前、後七子所倡導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流弊，主張文學作品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認為作詩為文都應通於人之喜怒哀樂，以見從肺腑中流溢出的真性情。他的理論與創作掃清了明代復古主義的習氣，開一代清新活潑的文風。作品有《袁中郎全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