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佛融通思想研究

該書分六個部分。導論回顧學術史及介紹該書主要觀點，第一章交代明代儒佛交涉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思想背景，第二章以陽明心學為中心分析從儒學方面的融通，第三章以智旭為中心分析從佛學方面的融通，第四章以方以智為中心分析“批判式融通”，餘論闡釋“儒佛融通”問題的真—俗關係內涵。 ^[3] 

在中國佛教史上，唐代是消化印度佛教以後建立中國化佛教的時代，宋代是儒學藉助於中國化的佛教創立新儒學的時代。到了明代，佛教本身的義理似乎無大進展，但人們常以三教融合和宗教世俗化來指稱明代的佛教。明代正是宗教神聖性與世俗性之間張力問題突出的時代，而此問題又突出表現為儒佛關係問題。在儒佛的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啓發的發展過程中，其本身的思想進化邏輯以及現實問題又範定了其思考的面向及其理論的表現形態。這些都應該得到很好的説明。基於此，《明代儒佛融通思想研究》對這一主題展開了研究。 ^[1] 

該書指出，佛學傳入中國後興禪數之學，其時既有禪修實踐，又有對禪定所觀之境——實相的宣示。在漢代，前者與方術相混；到魏晉時期，後者與玄學相雜；魏晉以後，格義佛學讓位於般若學，印度佛教的義理才真正為中國人把握；南北朝隋間的佛性論則是禪定與般若的再次結合。唐代宗派佛教仍是禪修與實相境説並行，其典型形態是天台宗的止觀雙行説，所説之境即所觀之境。但唐代已出現了禪修與實相説分離的傾向，至明代佛學終於在義理上實現了由修實相向説實相的轉向，為晚清民國的佛學研究開闢了路徑，但佛教神聖性的喪失也因之成為嚴重的問題。

先秦儒學接受流行的天人觀，以天為人性成立的根據，確立了“天命之謂性”的命題。漢代儒學將天人關係予以經驗化的比附，實踐證明是失敗的。宋代儒學程顥説其“自家體貼出”了“天理”，已預示了將“天理”託付給“人”本身的傾向；而朱熹則試圖再從經驗的領域確認“天理”的普適性和必然性，並表現出説“天理”的傾向。明代心學雖然表現為對經驗路徑的批判，但實際上不過是將大程的傾向予以發揮而已；但明代儒學也像佛學一樣出現了由體證“天理”向説“天理”的轉向。

到了明代，由於“天”的預設已不能構成儒家反佛的超強根據，所以儒佛關係出現了更加緩和及更加融通的情況。於是，一方面，就有可能從內在超越的角度融通二者，王陽明和蕅益基本代表了這種傾向；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均出現了由內在經驗對最高原則的確認向義理説明的轉向，這就為解決儒佛關係預留了新的可能性空間，這時出現了從學術批判角度融通儒佛的思想，此以方以智為代表，蕅益也有此種自覺。 ^[3] 

程曦，男，1968年4月生，安徽樅陽人，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現任阜陽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校長；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思想文化史、中國哲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文化、高等教育管理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