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明星學者

教授人氣賽過明星，成為2006年最富喜劇色彩的文化景象之一。過去人們印象中，教授都是埋首書齋做學問，而易中天這樣的“新明星學者”卻像娛樂明星一樣，空中飛人般在全國各地穿梭，忙於自我推銷。

2006年8月，易中天在剛剛開幕的上海書展上創造了一項“中國紀錄”。不到一下午，他就籤售新書《品三國》4000多冊，當場寫壞了10多支水筆。據一位在籤售現場的網絡遊戲業人士稱,易中天的人氣，跟“超女”李宇春在上海動漫展上亮相的效應相差無幾。

時隔三個多月，另一位“百家壇主”于丹以一天籤售8000冊《于丹的〈論語〉心得》的驚人數字，刷新紀錄。

學者、電視明星、暢銷書作者，很少有人能集這三種角色於一身。此前只有一個餘秋雨。而如今，央視《百家講壇》卻似乎掌握了造就“三位一體”“新明星學者”的秘訣。

伴隨着走紅於年輕一族中的“粉絲文化”，網上開始出現許多“教授粉絲”———“乙醚”(易中天的擁戴者)、“魚丸”(于丹的擁戴者)、“年糕”(閻崇年的擁戴者)和“海飛絲”(紀連海的擁戴者)。

是“文化奶媽”還是“傳統文化救星”

不過,藉助電視媒體的力量揚名的同時,“新明星學者”也不得不面對來自學術界、思想界的批判。一則在網絡上迅速流傳的評論將於丹稱為“文化奶媽”。此前，一些歷史學家也言辭激烈，批評易中天品説歷史“誤導大眾，影響國民素質”。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研究員李治亭在2006年上海書展上説，易中天品三國是“時尚歷史”，用時髦語言摻進歷史事實，趣味低俗。

清史專家還指出另一位《百家講壇》歷史主講人閻崇年的《正説清朝十二帝》存在不少謬誤。例如,閻認為“清朝多民族的統一政策也是努爾哈赤定下的”。事實上,努爾哈赤進了遼東，一邊屠城，一邊俘虜漢人為奴隸，他的後人也承認其在位時民族矛盾很深。

但不可否認，儘管稱不上學識淵博，“新明星學者”們卻帶動了大眾對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重新狂熱。易中天的《品三國》賣了50萬冊。《于丹的〈論語〉心得》更是“號稱”賣了60萬冊，雖然業內人士對此存疑。

伴隨易中天的走紅,中國書市2006年熱銷各類歷史題材書籍。先前在學界評價甚高的李亞平的《帝國政界往事》、姚大力的《成吉思汗和今日世界之形成》、吳思的《潛規則》、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等，既富有思想性，也受到讀者青睞。

“新明星學者”更有責任傳播真知

“新明星學者”當道，自然是有人歡喜有人愁，眾説紛紜。對當下文化氛圍的影響是好是壞?各方意見迥異。

一種意見認為，學術快餐化和娛樂化，成為一種令人擔心的時尚。同樣是一本演講錄，論其學術地位，《于丹的〈論語〉心得》比不上復旦大學出版的《論語別裁》，可年輕人又有多少人知道國學大師南懷瑾？

另一些專家、學者指出，學界不該忙着批判“新明星學者”，而是該自我檢討。中國的精英學者，要更多地主動與大眾文化融合。否則，只能讓大眾文化的水準江河日下，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繼續形成斷層，乃至鴻溝。

畫家陳丹青更評論説：“孔子要活到今天，絕對“霸佔”電視台。胡適、魯迅如果活到今天，坦然上電視。”

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位副總編指出：“教授上電視成明星，是娛樂化和反娛樂化的平衡。”他指出，當下，商業文化挑戰主流文化，娛樂取代一切。主流文化界一直沒有對此做出恰當的迴應。

對此，學者李澤厚也表示認同。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之所以產生這種淺思維的歷史熱，一方面是有市場，讀者需要；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大眾“沒有更好更多的選擇”。

上海一位出版人認為，嚴肅的學術研究與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俗説”本來並行不悖。只是，中國學術界應該出現更多的易中天，讓老百姓在追捧娛樂明星之外，也能追捧學者，崇尚知識。而“新明星學者”掌握話語權之後，則更應該擔負起傳播真知的責任。

文化學者，對待電視的態度，是那樣的開放和進取；學者、 作家上電視，利用電視的影響力，成為他們宣傳和傳播自我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的文化行為方式。

作為一個文化學者，他要接觸、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創造、更新，他要成為文化的主體，就不可能無視電視傳媒的存在，也不可能無視電視和文化的關係。

易中天，這位廈門大學的教授，走出校園，走出書齋，來到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向電視大眾品讀“三國”，一時聲名鵲起，紅透大江南北，成了文化媒體追逐的焦點。他上電視接受採訪，簽名售書，舉辦演講，出席活動，並且，像時下的許多偶像一樣擁有了大批叫“意粉”或“乙醚”的“粉絲”。文化評論界按照“超女”的效應，把他叫做“學術超男”，是電視媒體時代造就了這位如日中天的“明星學者”……

媒體把他當成“明星”，他自嘲是電視讓自己“這個平民學者，一不小心成了大眾情人”，是上了明星的“賊船”，“名利對我來説是摟草打兔子——純屬意外收穫。打一個比方可以説明我的想法：上帝給我一個餡餅，後來發現給錯了要收回去，但沒關係，反正我已經咬了一口。所以，一旦想清楚了，名利就不是我關心的問題了……”對隨明星身份滾滾而來的名利，他抱着豁達、超然而覺悟的心態。

易中天這種迥異於不少文人和學者靜坐書齋、一心向學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行為方式，積極面向電視媒體，面向大眾，讓個人的人格、學術和思想，得以更為廣泛的傳播，最終成為電視上的“明星學者”，文化界可謂爭議四起，譭譽參半。

有的高度讚揚，稱易中天創造了史學的娛樂功能，而且非常成功，是學術和市場的“信息轉換站”。在電視媒體的時代，作為一個文化學者，這一現象不是絕後，卻一定是空前的；易中天因通俗解説中國歷史、文化，而成為深受大眾歡迎的電視明星，這是一種文化現象。

有的尖鋭質疑，在電視上“品三國”，是把原本嚴肅的事情娛樂化、庸俗化和粗鄙化了，是從“媚雅” 即追求精英文化，逐漸走向了“媚俗”，是犯了浮躁的大忌，是炒作和作秀……

無論怎樣，禮讚也好，狂貶也好，易中天已經成為今日中國文化界最具爭議的文化焦點人物。

其實，一位作家也好，一位學者也好，被冠以“明星”，總是容易被視為異類的、娛樂化、迎合大眾趣味的人物，不如在書齋冥思、創作、研究來得踏實、嚴謹、專業，對此社會和文化的批評總是多於褒揚的。

閲讀書評家董鼎山《西窗漫記》看到上個世紀80年代美國文壇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諾曼·梅勒，因上電視，接受訪問，發表演説，簽名售書也存有廣泛爭議。而今日易中天似乎正在遭遇着相似的情形。在對待電視媒體態度方面，作為一個作家、學者，似乎都會面臨着一種文化觀念上的困擾。

2005年，台灣著名學者、作家李敖先生，在大陸有一次“神州文化之旅”，對他的才識、個性和人格魅力，我們是讚佩有加，但我們不習慣於接受李敖和電視媒體的密切關係，李敖的明星化的行為，乃至他帶有的娛樂化表演特徵，因此，提出“李敖是知識分子還是娛樂明星”的疑問……但也有人在思索：李敖明星化表演秀的外表下，其實很多人可能沒有意識到，李敖之行也是對大陸記者和學者的一場衝擊和考驗。我們從李敖那裏看到聽到了什麼？他留給我們什麼印象和觸動？這不僅與李敖的言行有關，也與我們自己的文化接受姿態和思想過濾系統大有干係。

有文化批評者説，當代文壇，被明星化最厲害的大概要數餘秋雨，被妖魔化最厲害的大概也是餘秋雨。其實，這批評的也是餘秋雨和電視媒體的關係。的確，這十幾年來，餘秋雨作為一個學者和作家日趨“明星化”、深度介入電視公共傳媒這樣的社會形象，及所形成的文化人格模式，越來越固定下來。餘秋雨也這樣自侃：“我比較高興的是，十幾年來，我堅持與電視文化結合，一直走到今天”。但是，作為較早的利用電視媒體作為自己的文化話語表達方式傳播文化和思想的學者兼作家，餘秋雨是付出了人格、名譽和文化多方面的代價的，他無奈地糾纏於媒體所傳播的官司、曖昧的歷史以及與一位演員的婚戀娛樂新聞之中，但他仍繼續不斷地走入電視媒體，執著於他的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如今，有人這樣評論他的文化角色，“從一個默默耕耘的作家到一個家喻户曉的文化傳播者”，“被公認為目前全球華人社區中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及作家之一”，我們顯然也無法懷疑其中電視這個公眾傳播力量，對他的文化身份起了積極的影響作用。

在西方，文化學者，對待電視的態度，是開放和進取的；學者、作家上電視，利用電視的影響力，成為他們宣傳和傳播自我的思想和文化的主要的文化行為方式。

伯特蘭·羅素在世的時代，英國BBC就曾經邀請羅素做通俗哲學演講的節目，每次40分鐘左右。羅素也經常接受電視的採訪，並且採訪內容被整理出版發行。羅素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同時又是著名的數學家、散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羅素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關懷的人道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他終其一生熱衷於政治活動和社會事物，並且撰寫了大量關於政治和社會方向的著作。與通常的那些隱居書齋、脱離世事的純學者不同，電視媒體成為他與社會大眾聯繫的重要渠道。

由三聯出版社出版的《思想家》一書，它是根據英國廣播公司（BBC）開播的一個非常成功的電視系列節目內容推出的。BBC這個電視系列節目，名叫“與哲學家們交談”，就是邀請當今西方思想界的聲望極高的思想文化大家上電視，其中有英國功績勳章獲得者、牛津大學全靈學院研究員I·伯林，牛津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安東尼·奎因頓，劍橋大學哲學教授B·威廉斯，美國加州大學哲學教授H·馬爾庫塞，哈佛大學教授W·V·奎因，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哲學教授N·喬姆斯基等世界級著名文化學者。他們以簡潔、通俗的內容，向電視大眾介紹了馬爾庫塞與法蘭克福學派、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奎因、喬姆斯基等等，當今西方的哲學、語言哲學、道德哲學各學派的思想觀點，經過這些文化學者的解説，甚至那些最為玄奧的哲學觀念也坦蕩、通暢地進入了普通電視觀眾的心田——即使今天，由電視節目輯錄的《思想家》一書，其中的哲學思想也仍在影響着中國普通讀者的心靈世界。

最近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展開了一場圍繞“電視製造學者明星”這個文化話題的討論。陳丹青先生給大家開了一份小小的名單：“二戰前後歐美一流知識分子、藝術家、學者，都曾經高度重視媒體。譬如大詩人龐德、大哲學家薩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學者約翰·伯格、大哲學家及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等等，均深度涉入公眾媒體，不僅利用，那還是他們在事業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薩特失明衰老後，放棄寫作，全力主持電視節目，向全國和全歐洲人民説話，持續了10年。約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節目，幾乎影響到上世紀70年代後的歐美文化形態。他的《觀看之道》在中國是極小眾的美學與文化研究叢書，可當時就是英國大眾定期觀看的電視節目……”並希望高品質、高品格的“學者明星”上電視，“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絕對霸佔電視台；胡適、魯迅、陳獨秀活到今天，坦然上電視”，讓人看到了更多的中國文化學者敢於面對媒體時代挑戰的氣魄。

對於“不務正業”、“學者明星化”批評的聲音，易中天卻是不畏困難，意志堅定：“人文學科的終極目標是為了人的幸福，所以，除了一部分在書齋裏潛心治學的學者以外，也需要有一部分人將學術轉化為可以直接為社會現實服務的東西。因此必然會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走出書齋，走出學院，走向社會，走向大眾，走向生活，走向媒體。一個真正希望傳播自己思想、而且相信自己的思想和研究對社會有益的學者，是一定不會放過大眾傳媒這個平台的。”

法國文化學者路易·多洛在《個體文化與大眾文化》中説，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作為吸收文化的方式，它能夠大大促進將文化重新納入生活之中，它已成為現代人基本需要的組成部分，“現代人離開了電視，差不多和離開面包和葡萄酒一樣難受”。這告訴我們，作為一個文化學者，他要接觸、共享文化，他要注重文化的創造、更新，他要成為文化的主體，就不可能無視電視傳媒的存在，也不可能無視電視和文化的關係。

“明星學者”也好，“學術超男”也好，這些媒體的評論，實際上是，體現了這個時代、這個電視媒體時代，對一個文化學者和作家的文化身份、文化行為和文化人格的新規定。歷史地講，一個學者、作家，其本質是一個文化傳播者的角色，擔當着傳播文化的任務，他在每一個時代總要利用和時代經濟及技術發展相適應的傳播技術手段，來把文化傳給社會大眾，所以，傳統的、古典的口傳身授，是一種技術傳播手段，現代的著書立説、出版發行，是另一種技術傳播手段，今天易中天上“百家講壇”，面對廣大的電視文化受眾宣講歷史文化，自然利用的也是與當今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技術傳播手段，他只不過是較早、較快地適應了這個電視媒體時代，對於一個文化學者、作家的文化角色的規定性和文化期望。不過，他卻是在巨大的爭議中，完成着他這種文化身份和角色的艱難轉型。

易中天的文化行為，是在“艱難轉型”，像李敖、餘秋雨和易中天們上電視是一種“生存方式”，是因為他們的這種行為方式的選擇，更多的是依靠了個人的文化信念和文化意志力量，我們的社會還需要給他們提供更多的寬鬆、自由的文化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