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第三戰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面對日本的侵略威脅，中國國民政府逐步開始準備對日本軍隊作戰。

1935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1934年度國防計劃大綱的基礎上，制定了防衞計劃大綱，將全國劃分為三道防衞區域線：第一線有察晉綏、魯、江浙、閩、粵桂區；第二線有察冀、魯、豫、皖、贛、湘區；第三線有晉綏、寧、甘、陝、鄂、川、滇區。同年春夏，蔣介石在對川、黔、陝等省視察後説：“對日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路以西地區為主要陣線，以洛陽、襄陽、荊州、宜昌、常德為最後陣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肅、雲南為後方。”

1936年初，軍委會具體規定了當年的國防軍事主要任務。首先，確立了“以四川為作戰總根據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為作戰根據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鄭州、洛陽、西安、漢口為作戰根據地”。其次，確立了對日作戰總方針，即“為保全國土完整，維持民族生存起見，應拒止敵人於沿海岸及平津以東與張家口以北地區，不得已時逐次佔領預定陣地，作強韌之抗戰”。再次，在持久戰略思想和對日本作戰總方針的指導下，全國劃分為四個國防區：抗戰區為察、綏、冀、豫、蘇、浙、閩、粵；警備區為皖、贛、湘、桂；綏靖區為甘、陝、川、寧；預備區為陝、川、鄂、湘、桂、贛、滇、新、青、藏、康。軍委會為最高統帥部，在抗戰區內分別設六個國防軍總指揮部；在其它區域內設立一個由八省組成的預備軍總指揮部，並進一步劃出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線，以淮陰、徐州、歸德、開封、新寧、鄭州、洛陽一線為最後抵抗線。此外，還規定了預定戰場的陣地設置，將全國戰場劃分為五個方面：一是北正面，轄山東、冀察、河南、徐海區；二是晉綏側面，轄山西、綏遠區；三是東正面，轄江浙區；四是南海岸，轄閩粵區；五是警備區，轄陝甘寧青、湘鄂贛皖、桂、滇黔、川康區。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是時局轉變的關鍵。蔣介石被迫放棄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初步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在停止“剿共”的內戰政策後，開始集中精力對付日本的侵略。

1937年1月，國民政府擬訂了《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甲乙兩案，1937年3月修訂完畢。該計劃不但取消了繼續內戰的內容，而且在上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的基礎上，對中日兩國的形勢作了較為確切的分析和預測，明確提出了戰略上的“持久戰”和“消耗戰”的方針，要求於不得已時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乘機轉移攻勢。根據預定作戰需要，全國劃為魯、冀察、豫、晉綏、徐州、江浙、閩粵七個國防區及陝甘寧青、湘鄂贛皖、川康、滇黔、桂五個警備區，分別置於第一線和總預備隊的位置上。同時，還部署了第一至第五方面軍分別在魯、冀察、江浙、閩粵各地的戰鬥任務。這次國防區的劃分，不僅體現了國民黨從內戰轉向抗戰的開始，也與七七事變後的戰區劃分大體接近 ^{[1]  [2]}  。

自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至1938年10月武漢失守的戰略防禦階段，國民政府主要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戰區劃分。此時,中國陸軍共170萬人，絕大部分兵力投入各戰區。

第一次是在1937年8月7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了最高國防會議，制定了抗日戰略，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戰區劃分。根據抗日以“持久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主旨”的作戰指導方針，抗戰最高統帥部軍事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程潛為參謀總長，將南北戰場劃分為五個戰區 ^{[1]  [3]}  ：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淞滬會戰爆發後由蔣中正兼任 ^[4] 

作戰地區為江蘇、浙江

第8集團軍：張發奎

第9集團軍：張治中

第23集團軍：劉建緒

前敵總指揮：陳誠

第19集團軍：薛嶽

1937年第三戰區的劃分是以江蘇與浙江兩省，也經歷參與了淞滬會戰等激烈戰役。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和地方部隊也劃入各戰區。1937年10月2日，南方各省游擊隊被改編為新四軍，劃歸歸第三戰區建制 ^[1]  。

第二次大規模的戰區劃分是在1938年1月。此時華北幾乎全部淪陷，華東的上海、南京及長江下游幾乎全部失守，中國軍隊主力集中於華中地區。氣勢洶洶的日軍企圖進一步南北對進，合擊徐州，打通津浦路，然後沿隴海線西上，切斷平漢線，佔領武漢。

隨着戰役中心向華中地區轉移，1938年1月17日，國民政府決定改組後的軍委會（蔣介石為委員長，何應欽任參謀總長）統率全國陸海空三軍，重新劃分了戰區，並任命了司令長官。第三戰區顧祝同，轄江浙，率劉建緒等4個集團軍及新四軍等部 ^[1]  。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5] 

作戰地區為江蘇、浙江

第十集團軍：劉建緒

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

第二三集團軍：唐式遵

第二八集團軍：潘文華

新編第四軍葉挺（獨立）

獨立第六旅周志羣（獨立）

遊擊總司令黃紹雄

共轄24個步兵師，六個步兵旅；不含特種部隊及遊擊部隊。

自1938年10月27日武漢失守至1945年初的戰略相持階段，國民政府只作過一次大規模的戰區劃分變動，其間進行過若干次調整。

這次戰區劃分於1939年初完成。因日軍佔領武漢、廣州後，其戰線過長，兵力日益分散，便把“確保佔領區”作為主要戰略目標，並將進攻重點轉向了敵後戰場。同時，由於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後，蔣介石於1938年至1939年先後在長沙、南嶽、西安等地召開軍事會議，檢討了第一期作戰的得失，制定了第二期作戰的戰略指導方針。方針指出：“國軍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侷限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調部隊輪流整訓，準備總反攻。”根據這一方針，軍委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何應欽為參謀總長，以陝、甘、青、川、湘、桂、黔、滇、康等省為抗戰基地，重新劃分了戰區並任命了司令長官 ^[1]  ：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5] 

作戰地區為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福建

第25集團軍：陳儀

第10集團軍：劉建緒 ^[6] 

第32集團軍：上官雲相

第23集團軍：唐式遵

新編第四軍（新四軍）：葉挺（獨立）

共轄22個步兵師，2個步兵旅；不含特種部隊及遊擊部隊。

1944年國民政府着手準備戰略反攻前，除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調整了一次戰鬥序列，以及第六、七戰區恢復建制和增設昆明行營、蘇魯皖豫邊區總司令部、重慶衞戍司令部外，部分戰區做了調整變化 ^[1]  。第三戰區此次沒有大的變動。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第32集團軍：李默庵 ^[7] 

第25集團軍：李覺

第23集團軍：唐式遵

直屬暨特種部隊

1944年5月25日洛陽失守後，淦關告急，國民政府將第二戰區的陝西劃入第一戰區，並對第一戰區領導做了調整，第三戰區沒有大的變動 ^[1]  。

1945年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失利，其敗局已定。日軍在中國戰場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戰役上的勝利無法改變其戰略上的失敗。同時，為接受美援，配合盟軍對敵展開攻勢，國民政府決定重新劃分戰區，準備戰略反攻。

這次戰區劃分始於1944年冬在昆明成立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軍委會參謀長何應欽兼任司令，負責統一指揮及整訓西南各戰區諸部隊，並將兵力縮編為四個方面軍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依次任四個方面軍的總司令，雲南、粵桂邊界、黔、湘西分別為其作戰地區。此外，陸軍總司令部還有直屬部隊6個軍。

1945年4月，為了進一步適應對日反攻作戰的需要，最高統帥部調整了戰區的劃分，並公佈了三大行轅、十大戰區及六個綏靖區的戰鬥序列：軍委會委員長贛州行轅主任為顧祝同(轄第三、七、九戰區)，漢中行轅主任為李宗仁(轄第一、五、十戰區及冀察戰區)，昆明行轅主任為龍雲(轄23師等) ^[1]  。第三戰區未作調整變更。

第三戰區：江蘇（不含上海）、浙江、福建

日軍戰俘集結：杭州、廈門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