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庵

新華網：李默庵同志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他的一生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轉折，經歷了中國歷史上最為深刻的變化。他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鞏固和擴大愛國統一戰線，為中華民族的振興和祖國的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3] 

李默庵出身於一個窮苦家庭，祖父及父親均無資金組佃田地，只能靠出賣勞力和搞些家庭副業謀生；家人勤勞節儉，尚能餬口。他從小幫助父母賣柴、養豬，幹過許多粗活。這不僅使他鍛鍊了強健體魄，而且養成了能吃苦耐勞的好習慣。

李默庵黃埔軍校1期學生通訊錄照(3張)

他少年求學時，常因家境而時續時輯。1916年，在家鄉讀完小學後，即停學在家。後來，通過在楚怡學校當級任教員的堂兄幫助，才得以在該校讀書兩年，接着，又轉入乙種工業學校讀了一年。輟後，在酒店當了一年學徒，才又考入長沙師範讀了三年，1923年在該校第二部畢業。每年寒暑假及停學期間，堂兄勤加輔導，為他選讀古文，教他作文習字，這不僅使他錘鍊了文字功力，而且養成了勤於動腦獨立思考的好習慣。

堂兄希望他能在讀書習文上多下苦功，以求發展，但當時的時局卻不容許他走這條路。

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等私心自用，製造了連續不斷的南北內戰。湖南是雙方必爭之地，差不多年年打仗，而戰敗的一方，則沿粵漢線北潰南逃。李默庵親眼看見人民逃荒避難，顛沛流離，深感外侮日急，國將不國，亟思棄文就武，革命救國；共學同仁，也常以“保家衞國平天下”互勵互勉1923年12月，廣州革命政府派人到長沙公開招考軍校學生，這年李默庵剛滿十九歲，又恰值中學畢業，完全符合報考條件，因而一考即取。於是，十分欣奮自籌旅費三十元現大洋，與同被錄取的二十餘人為一批，公推陳賡為領隊，繞道武漢、上海、香港，到達廣州。

1924年1月，李默庵到達廣州後，看到一些腐敗現象；如處處遍設“談話處”，實際上是吃鴉片煙的所在，而且，城內賭館鼓院林立，牌押成風；一些號稱革命軍的各省散兵，遍街遊蕩，他們各佔定地盤，包煙包賭，橫行無忌。這使他感到十分納悶，心想“北伐之師，固如是乎！？早知如此，還不如在湖南讀書習文！”但是，他也同時看到：孫中山先生正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改組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開始了國共兩黨的第一次合作，從而推動了中國革命的迅速發展。這一切，使李默庵感到十分新鮮，加之陳賡、左權等進步同學耐心啓導，使他認識到革命大流，勢不可擋。地方軍閥的橫行，僅是其滅亡前夕的迴光返照而已，正因為需要對這些舊式軍隊進行改造，才有必要培育年輕的新式黃埔軍官，作為革命中堅，以擔重任，從而堅定了投筆從戎，報效國家的決心。

在黃埔軍校成立之初，廣州有一個“陸軍四校同學會”，即由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各省陸軍小學及雲南講武堂等四校同學組成。該會成份比較複雜，思想也不一致。因此，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黃埔軍校黨組織領導人，為了改造舊軍隊意識，反對僱傭思想，決定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規定凡黃埔同學，不論是國民黨員或共產黨員，均為該會當然會員。李默庵覺得這非常符合自己參加革命的初衷，因此，很自然地成為其中一個比較活躍的分子。

1925年春，李默庵在該會負責人、中國共產黨黨員李之龍、蔣先雲等人的影響下，秘密參加了黨組織，作了許多秘密工作。

當時，黃埔軍校還有一個組織叫“孫文主義學會”，它對共產黨採取敵對態度。這樣一來，在同學中也就成了兩派，經常發生摩擦和糾紛，這使李默庵感到十分苦悶。當時，周恩來率隊東征在外，廖仲愷來校對雙方都作了處分，風波才算稍稍平息……

事後，接替周恩來擔任校政治部主任的包惠僧，按照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陳延年的批示，進行了大量調解説服工作，緩和了一些矛盾。但雙方都轉入地下活動，氣氛仍然緊張。李默庵每晚10點鐘之後，均到包惠僧寢室參加碰頭會，協助組織妥善處置糾紛，總算維持了一段時間未出亂子。

1926年1月，李默庵被調參加東征，任第一軍第六十團的黨代表，與該團團長葉劍英相處甚好。但是不久，兩派學生在前線又起衝突，李之龍和賀衷寒打了一架，一直鬧到蔣介石那裏。蔣只好將雙方肇事之人，都調回軍校，誰知他們在校內又大打了一場。蔣介石乃命令將兩派組織同時取消，另組“黃埔同學會”，以“親愛精誠”的校訓為同學會宗旨。李默庵對此極為贊成，但不久即發現，“青年軍人聯合會”是當真被取消了，而“孫文主義學會”則通過其所控制的“黃埔同學會”借屍還魂地存在着。於是，他又變得沉默超然起來，再不想捲入雙方糾葛。同時，因與女生隊一位同學談戀愛，經常沒有參加黨的會議，黨支部負責人許繼慎狠狠地批評了他一頓，從此不再通知他開會，使他無形中脱離了組織。 ^[4] 

1926年秋，北伐開始。李默庵改任第一軍第一師第六十五團一營一連連長。隨軍北上，攻入武昌後，升任該團第一營營長。接着，移師東征，討伐孫傳芳，攻克南昌；這年冬，攻克杭州，次年春，又進佔上海。他因無役不從，戰功卓著而升任該團副團長。

1927年夏天，他參加了有名的龍潭惡戰，打敗了過江的孫傳芳軍隊，並乘勝追擊盡殲其殘部，受到軍部的嘉獎。同年秋天，他率部渡江，連續激戰後，克蚌埠、佔徐州，晉升為該團團長。

1928年春，李默庵率部沿津浦線北進後攻克泰安，會同友軍，於這年4月穿越泰山，進入濟南，以功升任旅長。由於觸犯了日本人在山東的利益，駐魯日軍便一手製造了“五·三慘案”，逼使蔣介石退讓，同意大軍不再入城而繞道北伐。

這年夏秋之際，平津及山海關以內全境光復，東北易幟，北伐完成。不久，全國軍隊實行整編，取消了軍的建制，改以師為單位，每師二旅，每旅二團。李默庵卻在部隊縮編的情況下，擔任第十一師第三十一旅旅長。

李默庵與所屬第六十一團團長關麟徵、第六十七團團長肖乾，同為黃埔一期同學，三人情同手足，親密無間，自喻為“劉關張”三結義。關麟徵為人正直，講究義氣，常以關雲長自居，而與師長陳誠的關係不好。陳誠容不得恃才傲上的關某，常在蔣介石面前説關的壞話，更引起關麟徵的不滿。李默庵處在這內部矛盾的夾縫之中，雖極力排解而收效甚微，內心極感苦悶。但他認為黃埔師生應該“親愛精誠”一致對外；同時為了鞏固北伐成果，必須維護中央政權。因此，他積極地參加了蔣介石與各地方雜牌軍之間的幾次戰爭。

1929年春，蔣介石與武漢的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開戰。李默庵旅任先鋒，軍次武穴，蔣介石賄買分化李宗仁的第七師李明瑞旅，使其在湖北孝感倒戈反桂，從而使蔣介石的軍隊兵不血刃地直入武漢，李默庵旅進駐鄂西宜昌。

同年秋，馮玉祥與蔣介石交惡，馮部軍長張維璽由陝南進佔湖北襄樊，危及武漢；蔣介石命令第十一師協同蔣鼎文的第九師，夏鬥寅的第十三師，向張維璽進攻。李默庵旅又為前驅，與張部展開激戰，奮力將其趕過了漢水河，穩定了武漢局勢。

這年冬，唐生智在河南鄭州通電反蔣。唐軍揮師南下，進窺武漢，前鋒已到駐馬店、確山一帶，蔣介石急命第十一師等三師人馬回兵應援。此時，李默庵與陳誠商定：為了不讓張維璽伺機捲土重來，乃佯裝在漢水上游四處搭橋，作渡江追擊之狀，使張軍不敢妄動；繼而悄悄率主力連夜馳回，先其他二師兩日到了確山附近，搶佔山險陣地，扼守要津，使唐軍寸步難行。這時，唐軍一則是因天不作美，大雪冰封，深可沒脛，易守難攻；二則是馮玉祥、閻錫山背後拆台，楊虎城反戈進襲駐馬店，使唐生智腹背受敵。補給斷絕，飢寒交迫，不戰自亂。因而奮力與李默庵等部激戰一週之後，終於全線崩潰；李默庵等乘勝追擊至漯河，將唐軍全線繳械，唐本人謹以身免。

這一仗，李默庵與陳誠等人為蔣介石出力不小，倘若遲到確山一步，則唐軍已過武勝關，佔領武漢，與湘桂連成一片，則整個局勢無法預料了。因之，戰後他們受到蔣介石的再三嘉慰，誇獎他們不愧為又文又武的“全才”。第十一師也從此躍入蔣介石的基本隊伍——四個“王牌師”之列，在人員及裝備各方面均有優待權，因而更具戰鬥力。1930年5月，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倒蔣；蔣介石親率大軍迎戰，駐節隴海路之柳河車站，命第十一師充當左翼，佔領歸德附近陣地，向翼縣進攻。誰知馮玉祥部炮隊較佔優勢，轟擊如雨，加之大刀衝鋒，寒光逼人，使陳誠、李默庵之軍大為畏怯。其時，李默庵旅的陣地被衝破，將士奪路逃命。李見勢危急，乃橫下一條心與敵硬拼，親率預備隊，堅持堵截，不許任何人後退一步，並組織猛烈反擊，經肉搏而痛殲來犯之敵，使左翼陣地得以鞏固。這一仗，他腹部中彈，傷情嚴重，幸虧及時送到上海醫治，經三個月的治療後，康復出院。後經評獎記功，於1930年底，晉升為第十師師長。從此，李默庵才結束了他與陳誠的隸屬關係，改為衞立煌麾下。 ^[4] 

1931年5月，李默庵的第十師奉令由安徽蚌埠調到江西，參加第三次反共“圍剿”。當時，國民黨軍三十萬人，分左、中、右三路“長驅直入”，企圖壓逼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李默庵師屬中路序列，在紅軍“避開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下，被牽着鼻子走，拖得精疲力盡找不到紅軍主力作戰，而他們左、右兩路的幾個師旅，卻接連遭到殲滅的厄運，整個“圍剿”部署被打破，李所在的中路軍也只得垂頭喪氣地撤出蘇區。

1932年6月，蔣介石組織豫鄂皖三省“圍剿”，仍分左、中、右三路對張國燾、徐向前領導的蘇區大舉進犯。8月12日，李默庵作為中路軍第六縱隊的前鋒，向紅軍基地黃安進擊，當日進佔河口，次日繼續前行。不想，在紅秀驛附近，陷入徐向前所率的王宏坤、倪之亮、陳賡三個師的包圍之中，雙方發生激戰。李部擔任前衞的第三十旅旅長王勁修及團長龍其伍先後負傷，李默庵立即命令其餘兩團奮力馳援，拼命穩住陣腳。這時，衞立煌亦親臨前線督戰，到其師部指揮。李默庵移至最前沿，發現左翼又有五百多紅軍蜂擁而來，離師部僅一華里，形勢危急，乃即令所屬第二十八旅全力抵抗，在衞立煌的特務連支援下才擊退紅軍的攻擊，並解了第三十旅的圍。是役，李默庵師死傷一千五百人以上，師部幾乎被毀，他與衞立煌都險被俘虜，使他深深感嘆這是“有戰以來打得最猛烈、損失最慘重的一次戰役。”

1933年春，李默庵的第十師又調返江西，參加第四次反共“圍剿”。此次作戰，他接受了以往與紅軍對陣的教訓，所以在分路向廣·昌進軍時，遲遲推進，只和紅軍進行過一些小的戰鬥。而西路羅卓英所指揮的兩個師，則因盲目冒進，暴露在紅軍面前，當即被殲。使這次“圍剿”又以失敗而告終。

這年冬季，國民黨抗戰派將領，十九路軍總指揮蔡廷鍇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李默庵奉命率部“平叛”，由贛入閩，經邵武進駐順昌，然後沿閩江西岸山地襲佔閩清。與此同時，宋希濂部攻佔南平，蔡部棄城而遁。李默庵即會同王敬久部，由閩清直下仙遊攔截，在福州至泉州之相亭站截住蔡部車隊，蔡部無心戀戰?敗退泉州，被迫放棄獨立，接受改編。

1934年，李默庵又率部參加第五次反共“圍剿”，進軍至泰寧縣建寧間的梅口附近時，被紅軍主力第一、三、五、七軍團重重包圍。但由於他在視察陣地時，用望遠鏡發現正前方約十華里的開闊地帶上，有大量紅軍分左右兩翼包抄而來，從而抓緊時間，命令各旅向師部陣地集中，縮小防線，趕築工事，做好一切戰鬥準備。由於他將全師四個團近一萬人，集中了約五百挺輕機槍和近百挺重機槍，死守一狹小陣地，因而無恙。這次，戰鬥從黃昏打響，激戰通宵，儘管紅軍四面圍攻，李默庵陣地也無一被突破，次日天明，紅軍撤圍而去，李部雖有損失，但總算避免了被殲的厄運。

紅軍長征後，李默庵被任命為福建第一綏靖司令官，駐龍巖，在福州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統率下，負責指揮連城之李玉堂第三師及駐長汀之宋希濂第三十六師，在閩西地區，對留守根據地的紅軍遊擊分隊執行清剿任務。

1936年夏，兩廣密謀反蔣。蔣介石一方面對兩廣勢力暗中實行政治分化，另一方面實行軍事解決，密令第十、八十三、八十八師於4月25日集結於贛粵邊境之大庾地區待命，當兩廣聯合反蔣通電發表後，李默庵即率部與友軍兼程入粵，於5月2日進佔南雄，續向韶關進發。沿途粵軍餘漢謀等部，因已被蔣分化收買，皆主動撤離，李默庵得以順利推進，迫使陳濟棠於5月4日下野逃港。

粵局解決後，廣西勢孤，李默庵奉蔣介石之命與友軍於5月10日自廣州出發，進駐西江等地區。在程潛、黃紹竑居間調停下，迫使廣西之李宗仁、白崇禧同意言和，消解了這一場內戰危機。英勇奮戰堅持抗日。

“七·七蘆溝橋事件爆發時，李默庵正在廬山軍訓團集訓，擔任集訓總隊第一大隊中隊長。7月12日，李默庵在蔣介石發佈抗戰聲明的會上任命為第十四軍軍長，率所部第十師及第八十三師北上待命。當日下午，即下廬山，於20日率部在安陽集中。接着，進兵河北涿縣，轉赴石家莊、太原，旋調晉北忻縣，堅守待敵。

部隊到達太原後，李默庵趕赴八路軍辦事處會見周恩來。他聽了周恩來關於：“抗戰是長期的艱苦戰爭，必須好好運用民眾，以增強戰力”的一番話後，覺得很有道理，便接受周恩來的建議，決定培訓若干青年幹部以發動民眾，協助軍隊作戰。’三日之內，他即令部屬草擬了培訓實施計劃，並電令第十四軍駐武漢辦事處，招考六百名有志青年送到晉南洪桐縣，隨軍集訓。

1937年9月，李默庵接受第二戰區前敵總司令衞立煌任命，擔任晉北方面左翼兵團指揮官，指揮所屬兩個師，三個炮兵團及晉軍第七十一、九十四師，負責守衞大白水陣地。這是整個忻口陣地左翼一個較為突出的重要據點，與正面陣地的友軍互為犄角之勢。敵軍如拿不下大白水，則不能南進一步；縱然奪得大白水，而如果不能同時攻下其西側陣地，側背將受到極大威脅；如敵欲同時進攻兩地，則兵力分散，難以兼顧。加之，此地有寬厚之土圍，既可限制敵戰車之活動和衝擊，又可減少敵軍優勢炮空火力的威脅，且陣前地勢平坦，有利於監視敵軍活動。李默庵憑藉這“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天然屏障，指揮部隊與友軍密切配合，多次挫敗敵人的進攻。

10月12日，敵軍以中央突破方式，猛攻忻口正面第九軍陣地，軍長郝夢麟及師長武家麒先後陣亡，南懷花高地陷於敵手。李默庵立即指揮左翼兵團與總部預備隊第八十五師同時猛力出擊，迫使敵人分兵應付，終於又奪回了南懷花高地。

這一仗，自晨至午，愈戰愈烈。當時，日軍以板垣師團之牛島旅團及一個聯隊為主力，在三十餘輛坦克和百來門山炮，數十架飛機的掩護之下，向大白水全線猛撲。第十師某連陣地在遭遇敵戰車橫碾後，全連被碾埋一半，而無一退避，第五十九團傷亡尤為慘重，外圍工事及障礙盡被摧毀，陳旅長叫苦連天，一再請求向第二線陣地後撤。但李默庵想：如白天撤退，後果將更壞，於是命令敢死隊，以汽油噴澆敵軍坦克，然後以集束手榴彈投擲，使敵坦克着火後相繼後退，才使陣地轉危為安。但是，敵軍坦克仍然分區分段封鎖交通要道，使李部無法活動，稍有露頭，即遭遇到其猛烈火力的狙擊。為了減少部隊的傷亡，李默庵命令各師夜襲，並在夜戰掩護下，將戰車防預炮運往前沿，連夜鑿挖炮眼，次晨即全部裝妥，所以在第二天的戰鬥中隨即擊毀坦克多輛，鞏固了外圍陣地，保證了進擊勝利。

但是，能制伏敵軍坦克，卻奈何不了敵人的飛機。嗣後十餘天的戰鬥，每日傷亡仍很慘重，幸虧此時，八路軍第一二九師七六九團夜襲敵楊明堡機場，燒燬了敵機二十餘架，使李部減少了傷亡，振奮了士氣，穩住了陣地。

10月底，娘子關失守，太原告急。這時，李默庵的第十四軍已傷亡過半，第八十五師打得只剩一個營的兵力了，但他仍然督部堅持戰鬥，直到11月8日，才主動撤離陣地，至汾河西岸之趙城集結休整。

12月中旬，李默庵隨衞立煌乘車拜訪設在晉南洪桐縣之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彭德懷和黃埔一期同學左權。雙方洽談甚歡，共同交換了對敵作戰的經驗體會，朱總司令還為他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此行，李默庵對八路軍上下一致，軍民一體的和諧關係，有極深刻的印象。隨後，李默庵帶領第十四軍轉移至晉南之中條山，創立抗日遊擊根據地。這寸，六百名青年骨幹亦已集訓完畢，李默庵分配他們作民眾工作。囑令他們首先向駐地羣眾宣傳不要畏懼軍隊，進而動員民眾實行軍民合作，共同抗日。同時，他還命令所屬部隊學習八路軍，嚴守紀律，愛護人民，公平交易。他所採取的這些措施終於贏得人民的好感與支持。

1938年3月，李默庵被任命為第三十三軍團軍團長，他力薦劉勘、陳鐵分任第十四及九十三軍軍長。這一期間，李部在中條山地區受到敵人嚴密封鎖，但在人民羣眾協助下，終於在中條山南之垣曲，找到一個黃河渡口，使糧彈接濟及傷員後送問題均獲解決，因而能夠長期堅守敵後鬥爭，使日本人很覺頭痛，説這地區是山西的“盲腸。而引為隱憂。國民黨最高總部也多次致電嘉獎，説他們是堅持敵後作戰的國軍典範。

1939年4月，李默庵奉調離晉，以敵後遊擊幹才美名，出任“南嶽遊擊幹部訓練班”教育長。當時，葉劍英擔任該班的副教育長，他非常高興又一次與葉攜手合作，共同培訓了三期抗日遊擊骨幹，共約兩幹餘人，他還主動邀請周恩來到南嶽駐留一個星期，作了多次講話，使自己和學員均深受教益。

1941年，李默庵調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駐防第三戰區的浙江境內，繼續開展敵後游擊戰，一直堅持到日寇投降，代表中國政府在紹興接受了浙境日軍師團長的投降。

1946年，李默庵升任第三方面軍總司令，隨後改任第一綏靖區司令，移駐南通，再一次捲入了反共的內戰漩渦。他在任期間，雖沒有直接與解放軍對陣作戰，但軍統局設在該綏靖區的稽查部門，曾截獲過共產黨地下運輸站從上海運往解放區的大量戰略物資，使他跟軍統局一道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 ^[4] 

1948年春，程潛競選副總統失敗之後，決心回湘，並保薦李默庵擔任湖南省主席。一天，李默庵被蔣介石找去，蔣對他説：“程頌公保你任湖南主席，可帶趙君真去當民政廳長，今後一應人事問題，要多請示程主任。”李默庵對此大惑不解，商諸同學好友，皆勸他不可捲入這一是非漩渦。恰巧此時，湖南各界齊集南京，各為利害，攻擊李默庵出任。於是，他順水推舟，向蔣寫報告，以湖南情況複雜，自己素無從政經驗為由，請予免派。但是同年?月，李默庵仍然被程潛保薦為湘贛綏靖公署副主任，兼任第十七綏靖區司令官，駐常德。在醖釀和籌商有關抗蔣、拒白和起義等一系列的重大問題上，他是參與者，但持比較穩重謹慎的態度，即：既不同意黃傑等人的頑固立場，也不完全支持肖作霖等人的激進作法。他接近程潛，與程潛默契起義，但又不能不有所顧忌。他想建立一定實力，以實力為後盾與共產黨談和，方可以功自贖。因此，在抗運金銀、湘糧自用問題上，他與程、肖一致；而在停止徵兵等問題上，他又幾乎站到黃傑一邊去了。

這樣一來，就引起人們對他的疑惑，認為他是個動搖不定的人，以致地下黨也曾拒絕與其見面。對此他感到十分苦悶。尤其是停止徵兵後，程潛沒有按原計劃建立起自己的實力，而白崇禧入湘後，又將他僅有的一點實力併入了陳明仁第一兵團，程潛轉而依靠陳的軍事實力準備起義，又沒有與他通氣，使他更加感到不解和憤懣，因此不辭而別，出走香港。對此，程潛表示理解，事後曾説：“默庵沒有辜負我們，是我們辜負了默庵。”

但是，李默庵並未死心，此後，他又幾次去而復返。這期間，程潛曾派省參議長唐伯球的兒子唐鴻烈，前後五次到香港與南方局的喬冠華聯繫，他也參與了向喬彙報準備起義的每一步行動。並曾託唐鴻烈向喬探詢：“象自己這樣一個脱離黨多年的人，能否有可能重新迴歸?”喬託唐鴻烈轉告説：“黨對起義人士，一律既往不咎，只要下定決心投靠人民，就一定會得到黨的諒解和重用。”他聽到這番話後，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更加堅定了重回湖南參加起義的決心。但是，當時人們並不理解內情，仍然對他諱莫如深。程潛在白崇禧的挾持下，不能和他取得聯繫，肖作霖等又早已被迫離開長沙，在鄉間避難，陳明仁為了掩飾起義真意，對他不假辭色。這一切，均使他感到失望，以為起義已成畫餅，一切均皆過去，於是又悵然離去。

1949年8月4日，程潛、陳明仁和唐生智分別領銜宣佈起義，在程潛、陳明仁名下，列有李默庵的名字，但此時他不在長沙，錯過了最好的時機。

蔣介石聞知李默庵並沒有實地參與起義，乃授意顧祝同寫信勸其離港赴台，內稱：“奉領袖電令，詢問吾弟行止，囑轉知，可來台面晤等因，奉此，特請企祉(袁守謙別號)兄來港催請。”云云。李默庵當即表示：“不想去台灣，請代為謝止。”

接着，李默庵又接到張發奎約請，邀他在香港組織反蔣反共的第三勢力，張自稱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組織搭上了關係，正四處網羅人才，希望李能參加。但李默庵不肯走此一步，當面推脱説：“從此之後，實在不想再搞政治，而且孤身棲居港埠，亦無力量可資運用。”張發奎説：“可利用吾兄過去的資望嘛!不必過謙。”李默庵見其索纏不休，大有逼人就範之勢，乃斷然拒之，説：“過去，我只是個帶兵的，軍人離開了軍隊還有什麼資望可言?實難從命，諒之諒之。”

後來，黃紹竑在香港領銜發表和平通電，邀請李默庵參加。李默庵當即欣然同意，主張國共兩黨和平合作。不久，中共方面電邀李默庵等北上，參加人民政協工作。這時李默庵卻認為：自己與共軍作過戰，國內主要戰鬥均皆參加，如今投向人民，並無微功實績可以自贖，僅憑一兩次聲明，跡近投誠，混跡其間，有何意味?況且，既已決心擺脱軍政生涯，何必又去追隨人後?因之，他沒有進京，仍然隱居香港，閉門不出，無所事事，但圖安靜度日，樂享天年。 ^{[1]  [4]} 

李默庵和黃紹竑發表和平通電後，即受到蔣介石的通緝，他清楚地知道，蔣介石對於“背叛”的人，是絕不肯輕易放過的。不久，在香港發生了國民黨特務暗殺原參謀次長楊傑的事件。使他大為震動，一日數驚，惶惶不安。

這時，港方警察局通知李默庵，賀耀祖，劉建緒等人，最好離開香港，免遭不測；或者由港方派遣便衣警察進行保護，以策安全，否則，一切後果自負。在這種情勢下，賀耀祖離港歸國；劉建緒也計劃離港他住，李默庵只好遵照警方所示，重金僱請便衣警察以自保。

一日，在台灣充任蔣經國副手、專管特務的安全局副局長陳大慶來港。陳是李默庵黃埔一期同學，又曾經擔任過李的副司令官，有一定交往情誼。陳對他説：“只要沒有什麼不軌行動，我負責保證你的安全。”於是，李默庵辭去港方警衞，又過了幾個月提心吊膽、忐忑不安的日子。後來，連陳大慶也無法保險了，李默庵感到處境極危，乃決計遠去；恰巧，他的大女兒李碧澄，在香港街上偶遇當年滬江大學同學孫女士，她全家準備遷居南美阿根廷，於是相約同行。

這時，李默庵胞弟李宗元在美深造，已獲博士學位，也極力主張乃兄離港，並解囊相助，資送李默庵全家啓程。1951年1月，李默庵抵達阿根廷，自此在阿一住十餘年。

1964年秋，由於李宗元的幫助，幾個女兒均在美國得到深造，而且取得美國國籍，因此，李默庵夫婦乃移居美國。

他身居海外數十年，無時不想在有生之年，迴歸大陸一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撥亂反正，國內外人心振奮，李默庵也非常欣慰。於是，他和宋希濂、蔡文治等黃埔同學，發起成立黃埔同學會，這一倡議立即得到黨和政府的大力支持。

1981年10月，李默庵應全國政協電邀回國參加辛亥革命七十週年紀念活動。鄧穎超主席在介紹他給聽眾時説：“這位是湖南起義將領李默庵先生。”並且把他安排在胡耀邦、屈武、胡厥文之後第四位發言，使他深受感動，更覺殊榮。會後，有關部門還和他一起商談了籌組黃埔同學會的問題，他還又一次專程會晤了葉劍英同志。

1984年7月，李默庵又和宋希濂、蔡文治等聯袂迴歸，一同參加了黃埔同學會的成立大會，會上選舉了以徐向前為會長、程子華、李默庵、宋希濂等為副會長的第一屆理事會。會後，李默庵回到家鄉湖南，鼎力贊助湘省經濟建設，家鄉人民熱情歡迎，使他更受鼓舞。晚年，他為海外華僑報刊撰寫了大量文章和評論，愛國之情，躍然紙上，他終於回到了祖國和人民的懷抱。 ^[4]  還著有回憶錄，總結自己90年的人生歷程和經驗；從軍20多年，撰寫了《國防講話》、《治軍作戰一貫論》、《軍隊教育與青年訓練》、《軍官團要義》等著作和文稿。 ^[1] 

李默庵因病於2001年10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7歲。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李默庵病重期間和逝世後，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丁關根、田紀雲、李長春、吳官正、曾慶紅、程思遠、葉選平、阿沛·阿旺晉美、任建新、陳俊生、錢正英、孫孚凌、霍英東、陳錦華、趙南起、白立忱、羅豪才、周鐵農、楊成武、呂正操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並向家屬表示慰問。

錢其琛、何魯麗、王兆國、萬國權、張克輝、洪學智以及全國政協、中共中央統戰部、民革中央、台盟中央、黃埔軍校同學會等有關單位的負責同志前往八寶山向李默庵作最後告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