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率

投票率偏低的原因可歸納為：

1.對政府不存期望；

2.對政治冷感；

3.支持的候選人很大機會獲選；

4.對政府感到滿意。

低投票率被視為非正面，對成因與解決辦法有廣泛的討論，但意見分歧，主要認為是由一連串經濟、人口分佈、文化、科技、制度等因素所導致。

在大型選舉中，一張選票對結果的影響是微不足道。若根據理性選擇理論，則一個理性的人不應去投票。這其實是搭便車問題，因為理論上一個投票者可以依賴其它人理性地投票，而不需要被知會、做決定、然後自己去投票。博弈論的研究顯示，就算投票者能夠互相接觸，一場大型選舉的投票率應該是零。

以下簡單公式衡量某人是否會投票：PB + D ＞ C，其中P是手中選票影響選舉結果的機會率，B是某人認為所支持的政黨勝出後可帶來的益處，D原本指民主或公民責任，但現已理解為個人從投票中所獲得的正面感覺，而C則是投票所需的時間、費用等成本。由於P在大部分選舉中是零，故PB接近零，使D成為最重要的驅動力。當公式成立（即左邊大於右邊），選民才會去投票。

學者認為，D包含以下五項正面感覺：一、遵從社會責任；二、確認支持現有的政治制度；三、確認自己的政治取態；四、確認自己對政治制度的重要性；五、在研究候選人和決定投票中獲得樂趣。可是，這些概念本身並無絕對答案，選民投票的真正原因難以一概而論。

雖然仍有爭議，高投票率一向被視為較為理想。投票率越高，被認為反映現行制度的認受性越高，故不少獨裁者往往在選舉秀中編造極高的投票。薩達姆·侯賽因在2002年的公投中，就聲稱參與度達百分之百。其思路是，反對派會杯葛被視為不公、不合法、或由不被承認的政權所舉行的選舉，所以投票率越低，認受性越低；意大利立國之初，羅馬教廷曾指示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杯葛全國選舉。然而，部分學者不同意高投票率代表支持現有政治體制。例如在歐盟的選舉中，支持和反對歐盟合法性的人同樣會參與投票。

低投票率會導致特定的人士被忽略。在已發展國家，青年和窮人的投票率偏低；但在印度，佔大部分人口的窮困人士，比有錢人和中產階層更踴躍投票。這些投票率偏低的社羣，在整體投票率已偏低的國家中會更容易被忽略，導致政策向某方傾斜。例如，若老年人的投票率遠高於青年人，政府可能傾向多制訂照顧長者的政策，忽略青年的福利。有見及此，部分國家規定選舉必須超過特定的投票率，否則無效，如塞爾維亞和黑山在2003年就有連續三屆總統選舉因此而宣佈無效。

若投票率偏低，投票和沒有投票的人很容易分辨出來。在採用簡單多數制的發展中國家，低收入人士佔大多數，佔少數的中產階層明白難以扭轉結果，故投票率較窮人低。在已發展國家，最影響投票率的因素是教育程度。選民學歷越高，投票的機會越大，就算收入、社會地位不同。對於種族、民族、性別等因素會否影響投票率，歷來多爭議。現時，學術界已有共識，對於西方民主國家，這些因素不及教育程度和收入重要。可是，由於不同種族有不同的學歷和收入水平，種族之間的投票率相差頗大。其它因素有年齡（長者投票率較高）、婚姻狀態（單身人士投票率較低）、甚至職業（公務員投票率較高）等。

對於幅員遼闊的國家，時差問題會影響投票率。在全國性的選舉中，美國西部州份的投票還未完結，但選舉結果卻大勢己定，會打擊部分人的投票意欲，令西岸投票率偏低。加拿大曾禁止廣播投票結果以杜絕類似情況，但被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定違法。

在同一國家，不同選舉的投票率會有很大差異。地方選舉和跨國層面（如歐洲議會）選舉的投票率較低。在美國，國會中期選舉的投票率，遠低於與總統選舉同時進行的正式國會選舉。多輪投票的首輪選舉的投票率也較低。

當候選人支持程度相若，選舉的投票率會較高。例如，在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中，選民兩極化，調查顯示布什和克里的支持度相若，該次選舉投票率達60%，投票人數打破紀錄。同樣，一面倒的選舉投票率會偏低，例如1996年美國總統選舉、2001年英國國會選舉及西班牙承認歐盟憲法公投。

天氣和選舉日期也會影響投票率。週末和夏天的選舉由於假期關係，投票率會較低。一些國家把選舉定在春天或秋天的某星期三或四，冀增加投票率。但研究顯示，天氣、日期等因素對投票率的影響不會超過5個百分點。

國家之間的投票率相差很大。美國、加拿大、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票率，普遍低於多數歐洲國家和大洋洲國家。國家之間的差異，比社會階層、種族或國內不同地區之間的差異更大。令人困怠的是，國內的因素不能解釋國家之間的差異，如教育程度較高的國家，投票率不一定較高。學者對此提出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但仍有爭議。

財富和教育程度對投票率有影響，但並不是可靠指標。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亞的投票率也很高。根據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較高的生活水平與高投票率有關。在民主選舉發展時間較長的國家，投票率也相對較高，可能因為國民經過長時間建立投票習慣、對選舉制度有認識，這解釋了部分新興民主國家投票率較低。學者指出，選民的公共意識越強，投票率就越高。

人口分佈也是因素之一。由於老年人較願意投票，所以人口較為老化的國家投票率會較高。人口流動較大和結婚率較低的國家，投票率則會較低。

選舉性質也會影響投票率。着重負面宣傳和人身攻擊的選舉，投票率會受影響。若選民普遍忠於所支持的政黨，投票率會較高；若參與選舉的政黨以階層、種族、語言或宗教作號召，投票率亦會較高。另外，針對勞動階層的政黨，比爭取不同層面支持的政黨較易提高選舉的投票率。

制度對投票率有很大影響。不少國家通過修改選舉辦法來提高投票率。強制投票是最直接和效果最顯著的方法，增加票站也有助提高投票率。相反，增設障礙會降低投票率，如要求選民重新登記。另外，選舉對政策的重要性，以及選舉結果是否準確反映民意，是兩個影響投票率的因素。

自1920年代，澳洲嚴格實施強制選民登記和投票，使澳洲的投票率在國際間名列前芧。墨西哥和巴西也實行強制投票，但懲罰輕微，而且執法不嚴。自委內瑞拉和荷蘭撤銷強制投票後，投票率便直線下滑。

學者指出，選民認為手上的一票能否影響國家政策，會影響選舉的投票率。以瑞士為例，該國的行政權極度分散，聯邦政府只有很少權力，重要決策亦會訴諸公投，聯邦議會的選民認為手中的一票對國家影響不大，這可以解釋該國的聯邦議會選舉投票率偏低。相反，馬耳他的唯一議會權力極大，而且是兩黨制，選票的影響力很大，故當地的投票率非常高。另外，若選民覺得選舉結果受貪污影響，自己的選票難以扭轉大局，投票率亦會較低。

不同選舉機制會影響投票率。純粹的比例代表制選票數目與所得議席成正比，但多數制容易一面倒對個別政黨有利，減少選民投票意欲。然而，比例代表制通常產生多黨制和聯合政府，這將變相減低選票的影響力，因為選民難以左右聯合政府由哪些政黨組成。例如，2005年德國選舉後政府高層由誰擔任是政治談判的產物，而不是國民的直接意願。所以，學者對比例代表制能否提高投票率出現分歧部分國家試圖改良選舉機制，如新西蘭自1996年推出的雙重製度，令投票制度變得複雜，這有可能降低投票率。

投票是否方便也會影響投票率。美國很多州份和大部分拉美國家的選民，需要經過登記的程序才能投票，投票率低於不設登記制度的美國州份。其它提高投票率的方法包括容許缺席投票，以及在方便的地方設票站。有些國家（如印度、芬蘭）由於票站位處偏僻，選舉往往舉行數日。部分國家更開始研究網上投票的可能。

選民疲勞會降低投票率。若選舉頻密，投票率會隨着選民厭倦參與而降低。瑞士每年平均有七場選舉，美國每年也有兩場，兩地的投票率都較低。可是，於同一時間舉行多場選舉有機會提升投票率。

在成熟的民主國家，40年來投票率穩步下跌，尤其是在美國、西歐、日本和拉丁美洲。期間，其它政治參與也有下降趨勢，例如自願加入政黨的人減少、市議會的旁聽人數下跌；參與公民活動的人數也減少，如去教堂、加入專業組織、課外活動、青年組織、家長會等。與此同時，參與杯葛行動、示威、遊行等活動的人數則有所上升。

19世紀以前，大部分國家的投票權極度集中，投票率難以作為參考，美國除外。1840年，美國絕大部分白種成年男人擁有投票權，其投票率於19世紀穩步上升，到南北戰爭後達到高峯。由1890年代至1930年代，投票率趨跌，然後再次上升，直至1960年投票率開始持續下跌。在歐洲，推行全民投票以來，投票率一直上升，直至196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峯後，投票率亦開始下跌。但整體來説，全球的投票率在過去40多年以來微升了5個百分點。

投票率下跌由不同原因所致。選民很多時以太忙碌為由不去投票，但研究顯示，過去幾十年來人們的閒暇時間並無減少，只是現代人比以前更易感到忙碌，間接導致投票率下跌。流動性增加也使投票率下降，因為初搬進小區的人對候選人並不熟悉，未必會熱衷投票。另外，未婚人士的投票率較低，故遲婚普及和離婚率偏高也對投票率構成壓力。

政治醜聞會影響國民對政治的信心，從而影響投票率。美國投票率在1960年代開始下跌，當時正值越戰爆發和水門事件，其它國家也面對類似的示威和運動，國民對政府和政治的信心下挫。可是，學者認為電視在1950至60年代的出現，改變了大眾的娛樂模式，團體活動如運動、紙牌遊戲不再重要，間接導致投票率下跌。另一些學者認為，選舉宣傳模式改變，由地區動員變成着重廣告宣傳，針對的只是被動的參與者，對投票率有負面影響。宣傳策略改變亦有影響。負面宣傳、人身攻擊成為主流，影響了選民對選舉的印象。

各國政府各出其謀推高投票率，加拿大、英國等地政府均利用大眾傳媒鼓勵國民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