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心交給讀者

前兩天黃裳來訪，問起我的《隨想錄》，他似乎擔心我會中途擱筆。我把寫好的兩節給他看；我還説：“我要繼續寫下去。我把它當做我的遺囑寫。”他聽到“遺囑”二字，覺得不大吉利，以為我有什麼悲觀思想或者什麼古怪的打算，連忙帶笑安慰我説：“不會的，不會的。”看得出他有點感傷，我便向他解釋：我還要爭取寫到八十，爭取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我要把我的真實的思想，還有我心裏的話，遺留給我的讀者。我寫了五十多年，我的確寫過不少不好的書，但也寫了一些值得一讀或半讀的作品吧，它們能夠存在下去，應當感謝讀者們的寬容。我回顧五十年來所走過的路，今天我對讀者仍然充滿感激之情。

可以説，我和讀者已經有了五十多年的交情。倘使關於我的寫作或者文學方面的事情，我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講，那就是對讀者講的。早講遲講都是一樣，那麼還是早講吧。

我的第一篇小説（中篇或長篇小説《滅亡》）發表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小説月報》上，從一月號起共連載四期。小説的單行本在這年年底出版。我什麼時候開始接到讀者來信？我現在答不出來。我記得一九三一年我寫過短篇小説《光明》，描寫一個青年作家經常接到讀者來信，因無法解答讀者的問題而感到苦惱。小説裏有這樣一段話：

桌上那一堆信函默默地躺在那裏，它們苦惱地望着他，每一封信都有一段悲痛的故事要告訴他。

這難道不就是我自己的苦惱？那個年輕的小説家不就是我？

一九三五年八月我從日本回來，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了幾種叢書，這以後讀者的來信又多起來了。這兩三年中間我幾乎對每一封信都做了答覆。有幾位讀者一直同我保持聯繫，成為我的老友。我的愛人也是我的一位早期的讀者。她讀了我的小説對我發生了興趣，我同她見面多了對她有了感情。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一生不曾爭吵過一次。我在一九三六、三七年中間寫過不少答覆讀者的公開信，有一封信就是寫給她的。這些信後來給編成了一本叫做《短簡》的小書。

那個時候，我光身一個，生活簡單，身體好，時間多，寫得不少，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回答讀者寄來的每一封信。後來，特別是解放以後，我的事情多起來，而且經常外出，只好委託蕭珊代為處理讀者的來信和來稿。我雖然深感抱歉，但也無可奈何。

我説抱歉，也並非假意。我想起一件事情。那是在一九四○年年尾，我從重慶到江安，在曹禺家住了一個星期左右。曹禺在戲劇專科學校教書。江安是一個安靜的小城，外面有什麼人來，住在哪裏，一下子大家都知道了。我剛剛住了兩天，就接到中學校一部分學生送來的信，請我去講話。我寫了一封回信寄去，説我不善於講話，而且也不知道講什麼好，因此我不到學校去了。不過我感謝他們對我的信任，我曾經常想到他們，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他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我説，像我這樣一個小説家算得了什麼，如果我的作品不能給他們帶來温暖，不能支持他們前進。我説，我沒有資格做他們的老師，我卻很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在他們面前我實在沒有什麼可以驕傲的地方。當他們在舊社會的荊棘叢中，泥濘路上步履艱難的時候，倘使我的作品能夠做一根枴杖或一根竹竿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那我就很滿意了。信的原文我記不準確了，但大意是不會錯的。

信送了出去，聽説學生們把信張貼了出來。不到兩三天，省裏的督學下來視察，在那個學校裏看到我的信，他説：“什麼‘青年是中國的希望’！什麼‘你們的期望就是對我的鞭策’！什麼‘在你們面前我沒有可以驕傲的地方’！這是瞎捧，是誘惑青年，把它給我撕掉！”信給撕掉了，不過也就到此為止，很可能他回到省城還打過小報告，但是並沒有製造出大冤案。因此我活了下來，多寫了二十多年的文章，當然已經扣除了徐某某禁止我寫作的十年。①

話又説回來，我在信裏表達的是我的真實的感情。我的確是把讀者的期望當做對我的鞭策。如果不是想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貢獻一點力量，如果不是想對和我同時代的人表示一點友好的感情，如果不是想盡我作為一箇中國人所應盡的一份責任，我為什麼要寫作？但願望是一回事，認識又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效果又是一回事。絕不能由我自己一個人説了算。離開了讀者，我能夠做什麼呢？我怎麼知道我做對了或者做錯了呢？我的作品是不是和讀者的期望符合呢？是不是對我們社會的進步有貢獻呢？只有讀者才有發言權。我自己也必須尊重他們的意見。倘使我的作品對讀者起了毒害的作用，讀者就會把它們扔進垃圾箱，我自己也只好停止寫作。所以我想説，沒有讀者，就不會有我的今天。我也想説，讀者的信就是我的養料。當然我指的不是個別的讀者，是讀者的大多數。而且我也不是説我聽從讀者的每一句話，回答每一封信。我只是想説，我常常根據讀者的來信檢查自己寫作的效果，檢查自己作品的作用。我常常這樣地檢查，也常常這樣地責備自己，我過去的寫作生活常常是充滿痛苦的。

解放前，尤其是抗戰以前，讀者來信談的總是國家、民族的前途和個人的苦悶以及為這個前途獻身的願望或決心。沒有能給他們具體的回答，我常常感到痛苦。我只能這樣地鼓勵他們：舊的要滅亡，新的要壯大；舊社會要完蛋，新社會要到來；光明要把黑暗驅逐乾淨。在回信裏我並沒有給他們指出明確的路。但是和我的某些小説不同，在信裏我至少指出了方向，並不含糊的方向。對讀者我是不會使用花言巧語的。我寫給江安中學學生的那封信常常在我的回憶中出現。我至今還想起我在三十年代中會見的那些年輕讀者的面貌，那麼善良的表情，那麼激動的聲音，那麼懇切的言辭！我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見過不少這樣的讀者，我同他們交談起來，就好像看到了他們的火熱的心。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在小説《春》的序言裏説：“我常常想念那無數純潔的年輕的心靈，以後我也不能把他們忘記……”我當時是流着眼淚寫這句話的。序言裏接下去的一句是“我不配做他們的朋友”，這説明我多麼願意做他們的朋友啊！我後來在江安給中學生寫回信時，在我心中激盪的也是這種感情。我是把心交給了讀者的。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很少有人寫信問我什麼是寫作的秘訣。從五十年代起提出這個問題的讀者就多起來了。我答不出來，因為我不知道。但現在我可以回答了：把心交給讀者。我最初拿起筆，是這樣的想法，今天在五十二年之後我還是這樣想。我不是為了做作家才拿起筆寫小説的。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開始在巴黎寫小説，我住在拉丁區，我的住處離先賢祠（國葬院）不遠，先賢祠旁邊那一段路非常清靜。我經常走過先賢祠門前，那裏有兩座銅像：盧騷（梭）和伏爾泰。在這兩個法國啓蒙時期的思想家，這兩個偉大的作家中，我對“夢想消滅不平等和壓迫”的“日內瓦公民”的印象較深，我走過像前常常對着銅像申訴我這個異鄉人的寂寞和痛苦；對伏爾泰我所知較少，但是他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為西爾文的冤案、為拉·巴爾的冤案、為拉里—託倫達爾的冤案奮鬥，終於平反了冤獄，使慘死者恢復名譽，倖存者免於刑戮，像這樣維護真理、維護正義的行為我是知道的，我是欽佩的。還有兩位偉大的作家葬在先賢祠內，他們是雨果和左拉。左拉為德萊斐斯上尉的冤案鬥爭，冒着生命危險替受害人辯護，終於推倒誣陷不實的判決，讓人間地獄中的含冤者重見光明。

這是我當年從法國作家那裏受到的教育。雖然我“學而不用”，但是今天回想起來，我還不能不感激老師，在“四害”橫行的時候，我沒有出賣靈魂，還是靠着我過去受到的教育，這教育來自生活，來自朋友，來自書本，也來自老師，還有來自讀者。至於法國作家給我的“教育”是不是“干預生活”呢？“作家干預生活”曾經被批判為右派言論，有少數人因此二十年抬不起頭。我不曾提倡過“作家干預生活”，因為那一陣子我還沒有時間考慮。但是我給關進“牛棚”以後，看見有些熟人在大字報上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朝夕盼望有一兩位作家出來“干預生活”，替我雪冤。我在夢裏好像見到了伏爾泰和左拉，但夢醒以後更加感到空虛，明知伏爾泰和左拉要是生活在一九六七年的上海，他們也只好在“牛棚”裏搖頭嘆氣。這樣説，原來我也是主張“干預生活”的。

左拉死後改葬在先賢祠，我看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他對平反德萊斐斯冤獄的貢獻，人們説他“挽救了法蘭西的榮譽”。至今不見有人把他從先賢祠裏搬出來。那麼法國讀者也是贊成作家“干預生活”的了。

最後我還得在這裏説明一件事情，否則我就成了“兩面派”了。

這一年多來，特別是近四五個月來，讀者的來信越來越多，好像從各條渠道流進一個蓄水池，在我手邊彙總。對這麼一大堆信，我看也來不及看。我要搞翻譯，要寫文章，要寫長篇，又要整理舊作，還要為一些人辦一些事情，還有社會活動，還有外事工作，還要讀書看報。總之，雜事多，工作不少。我是“單幹户”，無法找人幫忙，反正只有幾年時間，對付過去就行了。何況記憶力衰退，讀者來信看後一放就忘，有時找起來就很困難。因此對來信能回答的不多。並非我對讀者的態度有所改變，只是人衰老，心有餘而力不足。倘使健康情況能有好轉，我也願意多為讀者做些事情。但是目前我只有向讀者們表示歉意。不過有一點讀者們可以相信，你們永遠在我的想念中。我無時無刻不祝願我的廣大讀者有着更加美好、更加廣闊的前途，我要為這個前途獻出我最後的力量。

可能以後還會有讀者來信問起寫作的秘訣，以為我藏有萬能鑰匙。其實我已經在前面交了底。倘使真有所謂秘訣的話，那也只是這樣的一句：把心交給讀者。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