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經濟建設飛速發展，這其中離不開億萬打工的兄弟姐妹們付出的勞動和貢獻。通過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來紀錄打工羣體的文化和歷史。與打工生活工作相關的各類物品（照片、信件、暫住證、就業證、工資單、欠條、勞動合同、工傷證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勞動工具、報紙、書籍、政策文件、打工文藝作品等），能夠真實紀錄、反映打工生活歷史的物品共同紀錄勞動者自己的文化和歷史。創辦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目的是希望：

一、通過廣泛收集整理與打工羣體相關的文化藝術作品及其他各類型物品及資料，建立打工文化歷史資料檔案庫，以打工羣體為立場和視角，真實紀錄打工羣體發展歷程，見證打工羣體歷史變遷；

二、通過舉辦各類專題展及文化藝術交流活動，面向全社會開展輿論倡導，宣傳營造打工文化氛圍,增加社會對打工羣體的關注、理解、尊重與支持；

三、通過日常接待來訪、舉辦各類打工文化歷史研討交流與培訓等活動，使博物館成為打工文化歷史的教育研究及培訓基地；

四、通過與相關專家學者、政府機構、民間團體及個人合作，開展打工羣體文化歷史 ^[1]  。

暫住證(3張)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信號，就是農民流動到城市打工。頭10年，主要是到鄉鎮企業打工，但是規模不大。1988年前後人數開始增加。到1992年之後，農民流動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為一股潮流。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後，進入城市的農民就越來越多。暫住證體現了這一時期的特色，而博物館收到的第一件捐贈品就是暫住證，也是收到最多的物品。一張暫住證，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作為一個外來打工者和農民的雙重身份，“工友之家”的發起人之一王德志第一個捐出了自己多個版本的暫住證，這也成了博物館的“一號展品”。

從最早辦理一個暫時證需要180多元到後來降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暫住證也有很大的變化：C本是初來乍到，B本則是混北京已經有一段日子。在北京混跡13年的內蒙古青年王德志，現在拿的是B本。雖然如今逢年過節還是會查暫住證，但是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後，王已經不用擔心走在大街上會被收容遣返了。有工友贈送給博物館一本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國青少年發展與政策研究所所長周擁平編著的《看看他們》，這本記錄了100個北京農民工的口述實錄，其中關於河北滄州農民工趙宏磊的經歷更顯離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問題專家韓俊認為：以就業證卡管理為中心的就業制度，對外出就業農民帶有明顯的歧視性，損害了進城農民平等的就業權利，其實也並沒有真正起到引導農民有序流動的作用。

孫恆把徵集展品的消息第一個打電話告訴了“同心希望家園”的負責人馬小朵。馬小朵聽了很激動，決定把自己的户口捐獻出來。馬小朵有過3本户口：老家江蘇溧陽的農村户口、深圳城市户口和北京城市户口。為了得到這張北京户口，馬小朵花了20年。1982年，16歲的馬小朵高中畢業後，離開江蘇溧陽老家，來到北京做保姆。第一批進京保姆大軍總共有5萬人，安徽無為來了3萬，溧陽來了2萬，都是鄉下姑娘，主要到各級首長家當保姆。後來有一部電影《黃山來的姑娘》，就是以此為背景。而馬小朵的經歷和電影主人公的命運極為相似，她到了當時全國政協一個副主席家做保姆。“我們作為第一批5萬名小保姆走入北京，實際也是發出一個信號，從此帶動了農民工大量開始進入城市。”馬小朵説。

根據2007年“農民工問題調研和文件起草組”的調查表明，198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通訊》首次出現“農民工”一詞，隨後這一稱謂逐漸被廣泛使用。而最初的動力，一是城市改革的深入對勞動力提出了旺盛的需求，同時，貧窮的現實使得大批農民主動掙脱土地的束縛。

1990年，她去了深圳，因為深圳的户籍制度正在鬆動。她應聘到深圳一家電子公司做推銷員。300元的月薪，同時3年之後，公司幫她辦理了一個深圳城市户口指標。“捏着那張户口直想哭，我不知道值不值，奮鬥了半天，就是為了擺脱一個農村人的身份，可那是我的故鄉。” 馬小朵結婚了，1996年又回到了北京，但還是深圳户口，女兒雖然出生在北京，也是深圳户口。2001年到了孩子要上學的年齡，丈夫的單位論資“排隊”，才有名額把自己和女兒的户口調進北京。這一折騰前後就花去了20年。此時，再面對那紙北京户口，馬小朵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我不感到快樂，也沒有歸屬感。我曾經非常向往城市的主流生活，一旦真正擁有了，發現那些東西不過如此。所以我又回到了打工者中間。”

孫恆説：“城市主流文化沒有我們，又在影響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的價值觀。2億農民工的生活前景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現在做的，就是創造屬於這個羣體的新文化。” 樂施會的王英渝補充説：“提出所謂‘新文化’的概念，就是強調勞動的價值，重建這個羣體的自我肯定和認同。” “工友之家”在皮村、樓辛莊、馬格莊等開設了4家愛心二手貨超市；在皮村主幹道的路旁，不足10平米的愛心超市吸引了很多村裏人。這些二手衣物和回收物品成色不錯，關鍵是很便宜。

曾經夢想上春晚的王德志，現在是“工友之家”愛心超市的店長。他仍然在發揮自己的文藝專長。“寫了好幾段相聲，還拍了一個DV。”這部叫《皮村》的DV短劇拍攝了包括村口修車師傅老王在內的有代表性的外來打工人，同樣也被徵集作為展出的“文物”。

根據規定，主管部門將對博物館的資質進行審批，展室温度、展品數量都有明確的要求，而且，展品要有專家做出鑑定，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要求全部有5年以上的文博工作經驗，館長需要有大學以上學歷。“幸好按規定還允許有一個籌備期，在這個期間可以開館，我們會盡力想辦法讓它通過檢查。”他想了想，“這個博物館將來肯定是免費參觀的，大不了可以把它建成村裏的文化站 ^[2]  。”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所在的皮村一切彷彿都處在某種現代主義城市想象的反面：散漫、未經任何規劃的建築高低錯落，坑窪不平的道路兩旁連成一片的是作坊的門臉，墓地就緊挨在大街的旁邊，這裏的蓬勃和荒蕪是一體兩面，似城非城、似村非村的雜交和邊緣景象，仿似在挑釁着那些關於現代社會及秩序的規範性論述。很難想象，在這片被都市遺忘和拋棄的邊緣地帶，竟有一間“博物館”存在，除非親自穿過略顯擁擠卻井井有條的展廳，狹小而總是人氣滿滿的放映室和圖書館；或在展場外面的帳篷劇社中坐下，觀摩一出附近工友居民自己排演的戲劇。恐怕更難想象的是，這間僅百多平方的小院落，事實上在北京五、六環之間廣大的城中村區域扮演了文化中心的關鍵角色，它還是全國打工者文化交流及社羣建設的重要平台。

自2010年6月開始，“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整個展廳被搬到馬德里的索菲亞皇后美術館，隨後是柏林的世界文化宮， 以及玻利維亞的國立美術館和人類學與民俗學博物館。而這一切的起點僅僅是幾位打工者的自發組織。

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負責人孫恆是最主要的發起和策劃者，這位1999年便踏上打工之路的前音樂教師，有着豐富的組織和動員經驗，自2002年起，他同幾個朋友組成了“新工人藝術團”，工作之餘利用空閒時間到工地、工廠、社區給工人做義務演出。這是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的前身，到2008年博物館正式開放時，孫恆等人已自發組建了打工藝術團、工友之家公益組織、工人子弟學校等機構，並在樂施會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下，籌辦了三屆工人文化藝術節，編演了兩部戲劇，出版了四張唱片，拍攝了兩部紀錄片。無論是電影放映、戲劇演出還是藝術節舉辦，位於皮村的打工文化藝術博物館都是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在孫恆等人的設想當中，打工文化博物館一方面的功能，是記錄打工人羣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用實物、文字、檔案等構築起不同於主流敍事的另一重發聲空間；另一方面，則紮根於皮村社區，服務於本地居民文化生活的直接訴求，並以凝聚社區認同和促進成員溝通作為一項工作重點。

如此，這間小小的博物館以耐人尋味的方式混雜了來自各個層次的問題和討論。它的創建，正是現代博物館啓蒙理想的體現，即通過展示活動帶給參觀者新的體認與經驗，傳播和營造打工羣體的文化氛圍，開展社會公眾倡導以增加社會對打工羣體的關注理解、尊重與支持。體現在展覽設計上，是以展示和促進公眾認知為主的普及導向，並有意向正規的公共博物館的展陳方式看齊。雖是因陋就簡，但展板、數據、圖表、文獻、實物等陳列一樣不缺，在公眾教育方面更仿照公共博物館的工作方式建立博物館通訊和工作坊等活動。事實上，條件和規模並不是打工文化博物館區別於傳統公共博物館的前提，真正使它有別於其他機構的，是其完全自覺自發的自我組織實踐，同傳統的“自上而下”模式相反。而這一點恰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新博物館運動與實踐的核心所在。

同時，中國特殊的現實語境和歷史條件決定了打工博物館亦需擔負起為打工羣體建立和描述身份認同的象徵化功能。打工人羣這一長期被邊緣化的龐大羣體，自改革開放三十餘年來，所面臨主流話語的忽略和擠壓，政府力量的控管和隔離，民間敍事的污名化和漠視，使他們迫切建構自己的主體身份和文化形象，與主流意識形態形成張力。一方面，通過打工者自願捐贈的照片、信件、證件、工資單、欠條、勞動合同、工傷證明、生活用品、工作服、勞動工具、報紙、書刊、政策文件、打工文藝作品的展陳，來質疑公眾通過媒體等間接渠道獲得的打工羣體形象。另一方面，以打工者自己創作的戲劇、詩歌、音樂、影像，來爭取自己的發聲渠道，劃清同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治話語、市場邏輯引導下的多元話語和“為農民工立言”的社會精英話語之間的界限。背後支撐的正是打工者建立羣體認同和參與社會融合的強烈意識。

但更引人注意的打工博物館在當地社區中自覺承擔的責任和發揮的功能。博物館設置有公眾閲覽室、放映廳和劇場，被有意地建設為打工者文化創作的彙報和展示舞台。由、孫恆等活躍分子創作的《團結一心討工錢》、《生命之歌》、《打工最光榮》等歌曲，會在這裏經常性的演出，而附近的工友居民亦會積極響應。這些歌曲的mp3，都可以在公眾閲覽室裏自由下載。博物館結合當地資源，定期為社區打工家庭的兒童開辦工作坊，引導和鼓勵孩子們用圖畫和攝影的方式記錄生活，更促發居民們對強制拆遷、户籍制度等社會現實問題給出自己的思考與認識。在孫恆看來，在中國兩億多人逐步城市化的進程中，必然會造就大量類似於皮村的打工者聚居區域，他們在這裏會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文化、及組織，而皮村的嘗試與探索正是團結羣眾爭取社會資源、調動基層力量自我建設社區文化的先聲。或許可以認為，皮村的打工博物館正是新型 “社區博物館”建設結合具體環境的初步嘗試，從中可以窺見的是草根性力量不斷凝聚的前景，基層社區自治的更廣闊的空間和更靈活的實踐可能 ^[3]  。

湖北籍打工者：我曾經是製衣工廠的老闆，僱用過二十多名工人。現在自己又成為一個打工者，昔日的經歷已在觀看完這些展廳後感慨萬分。但願打工者早日快樂幸福！

劉海燕：平日自己也生活在相同的環境，但從來未覺得有所不妥。今天見到展廳裏的照片，看到兄弟姐妹們的真實生活，心中不免酸酸的，真心希望我們的明天會好些。

網民：今天是勞動節，也是新工人藝術團成立七週年紀念日，你們代表了打工者的心聲，真心祝你們越辦越好，讓社會更多的人關注我們打工階層！

邱曉飛：祝願工人社團為更多打工子弟謀求福利！也祝願你們的生活越來越好。相信十年內一定會有質的變化！希望你們堅持下去，用雙手和頭腦改變自己和這個國家，給我們大家的子女後代一個平等幸福的和諧家園。

費月：很意外，很感動

一張張照片

一張張證書票據

另類的藝術

另類的震撼

留下我美好的祝願

願這裏越走 越遠 越寬

願工人的工作 生活變得美好

河北打工者：博物館記錄的是一個時代的歷史，若千年後我們的子孫會看到先輩為了生活拼搏的身影。願打工者博物館越辦越好！

網友：作為中國公民，我們有平等的權利去追求自由 幸福。我們願意與我們的打工朋友一起維護權利，實現幸福生活！

楊樂：沒有勤勞勇敢的工人，就沒有我們美好的繁華城市，工人階級是社會的脊樑，是最偉大的，是最艱難卻最堅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