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派文學

他們在軍國主義統治的黑暗歲月中斷送了青春，或因參加進步活動身繫囹圄，遭受法西斯警察的摧殘與迫害；或被徵兵驅往戰場，心靈飽受創傷。他們接觸了廣闊的社會現實，從本身的經歷中，對軍國主義禍國殃民的罪行逐漸有了認識，產生了對現實的不滿。他們描述戰爭的悲慘景象和人們的精神創傷，提出了廣大羣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大眾有相通之處。野間宏的《陰暗的圖畫》(1946)、埴谷雄高的《死靈》（1946）、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陰影下》(1947)、梅崎春生的《櫻島》(1946)等，都是當時著名的作品。長篇小説《死靈》和《陰暗的圖畫》主題大體相同，描寫戰時幾名學生參加進步活動，暴露法西斯勢力統治下的黑暗生活，表現了對摧殘他們生命和青春的軍國主義的憤恨。《櫻島》以日本軍國主義覆滅前夕的1945年為背景，反映駐紮在鹿兒島南端櫻島上的海軍士兵的厭戰情緒。這些小説所描寫的戰時生活都是作者所經歷過的，流露了作者的憤恨心情，具有較大的感染力。 ^[1] 

第一批戰後派作家的文學活動是在《近代文學》雜誌文藝批評家的影響下進行的。《近代文學》創刊於1946年，成員有本多秋五、平野謙、埴谷雄高、山室靜、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他們都是在戰前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遭到挫折時從事文藝評論活動，經歷同第一批戰後派作家大同小異。他們提倡藝術至上主義，強調尊重個人，並主張擺脱黨派的束縛，保證個人的創作自由。第一批戰後派作家在他們的影響下，力圖摒棄從大正年代起就在日本文學中流行的“私小説”的傳統，主張“在觀念中探索世界和人類存在的意義”，反對描寫“人物行為的表面現象，而重視其心理動機”。在創作手法上宣稱要突破現實主義，確立新的表現形式和文體，使用抽象語言。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義文學的開拓者，野間宏和中村真一郎在思想傾向和藝術手法上都模仿英美的意識流小説。他們大量採用西方現代派的藝術手法，以表現日本的社會生活。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朝鮮戰爭爆發前夕，在文壇嶄露頭角的島尾敏雄、堀田善衞、安部公房、大岡昇平、井上光晴等為第二批戰後派作家。他們在選擇題材和表現手法上同第一批戰後派作家有一脈相承之處。堀田善衞在短篇小説《廣場的孤獨》(1951)中，以朝鮮戰爭前後的日本社會為背景，描寫日本知識分子對國際形勢和日本前途惶恐不安的精神狀態。在幾篇以中國為活動舞台的作品中，堀田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華政策進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他的小説《時間》(1953)是描寫日本法西斯軍隊製造南京大屠殺血腥罪行的第一篇小説。劇本《命運》(1958)的主人公，戰前曾是侵華軍隊的一名下士，戰後隨代表團訪華參觀，當他看到新中國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同被他遺棄的中國籍妻女相會,對戰前軍國主義的罪行和他自己的過錯,表現出懺悔和贖罪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