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老舍同志

我在悼念中島健藏先生的文章裏提到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虹橋機場送別的事。那天上午離滬返國的，除了中島夫婦外，還有井上靖先生和其他幾位日本朋友。前一天晚上我拿到中島、井上兩位贈送的書，回到家裏，十一點半上牀，睡不着，翻了翻井上先生的集子《桃李記》，裏面有一篇《壺》，講到中日兩位作家（老舍和廣津和郎）的事情，我躺在牀上讀了一遍，眼前老是出現那兩位熟人的面影，都是那麼善良的人，尤其是老舍，他那極不公道的遭遇，他那極其悲慘的結局，我一個晚上都夢見他，他不停地説：“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 題。”總之，我睡得不好。第二天一早我到了賓館陪中島先生和夫人去機場。在機場貴賓室裏我拉着一位年輕譯員找井上先生談了幾句，我告訴他讀了他的《壺》。文章裏轉述了老舍先生講過的“壺”的故事，① 我説這樣的故事我也聽人講過，只是我聽到的故事結尾不同。別人對我講的“壺”是福建人沏茶用的小茶壺。乞丐並沒有摔破它，他和富翁共同佔有這隻壺，每天一起用它沏茶，一直到死。我説，老舍富於幽默感，所以他講了另外一種結尾。我不知道老舍是怎樣死的，但是我不相信他會抱着壺跳樓。他也不會把壺摔碎，他要把美好的珍品留在人間。

那天我們在貴賓室停留的時間很短，年輕的中國譯員沒有讀過《壺》，不瞭解井上先生文章裏講些什麼，無法傳達我的心意。井上先生這樣地回答我：“我是説老舍先生抱着壺跳樓的。”意思可能是老舍無意摔破壺。可是原文的最後一句明明是“壺碎人亡”，壺還是給摔破了。

有人來通知客人上飛機，我們的交談無法繼續下去，但井上先生的激動表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同行的佐藤女士：“巴金先生讀過《壺》了。”我當時並不理解為什麼井上先生如此鄭重地對佐藤女士講話，把我讀他的文章看做一件大事。然而後來我明白了，我讀了水上勉先生的散文《蟋蟀罐》（一九六七年）和開高健先生的得獎小説《玉碎》（一九七九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們更重視老舍同志的悲劇的死亡，他們似乎比我們更痛惜這個巨大的損失。在國內看到懷念老舍的文章還是近兩年的事。井上先生的散文寫於一九七○年十二月，那個時候老舍同志的亡靈還作為反動權威受到批鬥。為老舍同志雪冤平反的骨灰安放儀式一直拖到一九七八年六月才舉行，而且骨灰盒裏也沒有骨灰。甚至在一九七七年上半年還不見誰出來公開替死者鳴冤叫屈。我最初聽到老舍同志的噩耗是在一九六六年年底，那是造反派為了威脅我們講出來的，當時他們含糊其辭，也只能算做“小道消息”吧。以後還聽見兩三次，都是通過“小道”傳來的，內容互相沖突，傳話人自己講不清楚，而且也不敢負責。只有在虹橋機場送別的前一兩天，在衡山賓館裏，從中島健藏先生的口中，我才第一次正式聽見老舍同志的死訊，他説是中日友協的一位負責人在坦率的交談中講出來的。但這一次也只是解決了“死”的問題，至於怎樣死法和當時的情況中島先生並不知道。我想我將來去北京開會，總可以問個明白。

聽見中島先生提到老舍同志名字的時候，我想起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在人民大會堂同老舍見面的情景，那個上午北京市人民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支援越南人民抗美鬥爭的大會，我和老舍，還有中島，都參加了大會的主席團，有些細節我已在散文《最後的時刻》中描寫過了，例如老舍同志用敬愛的眼光望着周總理和陳老總，充滿感情地談起他們。那天我到達人民大會堂（不是四川廳就是湖南廳），老舍已經坐在那裏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王崑崙在談話。看見老舍我感到意外，我到京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一個多月，沒有聽見人提到老舍的名字，我猜想他可能出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現在坐在他的身旁，聽他説：“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真是萬分高興。過一會中島先生也來了，看見老舍便親切地握手，寒暄。中島先生的眼睛突然發亮，那種意外的喜悦連在旁邊的我也能體會到。我的確看到一種衷心愉快的表情。這是中島先生最後一次看見老舍，也是我最後一次同老舍見面，我哪裏想得到一個多月以後將在北京發生的慘劇！否則我一定拉着老舍談一個整天，勸他避開，讓他在精神上有所準備。但有什麼辦法使他不會受騙呢？我自己後來不也是老老實實地走進“牛棚”去嗎？這一切中島先生是比較清楚的。我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同他接觸，就知道他有所預感，他看見我健康地活着感到意外的高興，他意外地看見老舍活得健康，更加高興。他的確比許多人更關心我們。我當時就感覺到他在替我們擔心，什麼時候會大難臨頭。他比我們更清醒。

可惜我沒有機會同日本朋友繼續談論老舍同志的事情。他們是熱愛老舍的，他們尊重這位有才華、有良心的正直、善良的作家。在他們的心上、在他們的筆下他至今仍然活着。四個多月前我第二次在虹橋機場送別井上先生，我沒有再提“壺碎”的問題。我上次説老舍同志一定會把壺留下，因為他熱愛祖國、熱愛人民，他雖然含恨死去，卻留下許多美好的東西在人間，那就是他那些不朽的作品，我單單提兩三個名字就夠了：《月牙兒》、《駱駝祥子》和《茶館》。在這一點上，井上先生同我大概是一致的。

今年上半年我又看了一次《茶館》的演出，太好了！作者那樣熟悉舊社會，那樣熟悉舊北京人。這是真實的生活。短短兩三個鐘頭裏，我重温了五十年的舊夢。在戲快要閉幕的時候，那三個老頭兒（王老闆、常四爺和秦二爺）在一起最後一次話舊，含着眼淚打哈哈，“給自己預備下點紙錢”，“祭奠祭奠自己”。我一直流着淚水，好些年沒有看到這樣的好戲了。這難道僅僅是在為舊社會唱輓歌嗎？我覺得有人拿着掃帚在清除我心靈中的垃圾。坦率地説，我們誰的心靈中沒有封建的塵埃呢？

我出了劇場腦子裏還印着常四爺的一句話：“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完全沒有想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追逐我。我聽見了老舍同志的聲音，是他在發問。這是他的遺言。我怎樣回答呢？我曾經對方殷同志講過：“老舍死去，使我們活着的人慚愧……”這是我的真心話。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一九七七年九月二日井上先生在機場上告訴同行的人我讀過他的《壺》，他是在向我表示他的期望：對老舍的死不能無動於衷！但是兩年過去了，我究竟做了什麼事情呢？我不能不感到慚愧。重讀井上靖先生的文章、水上勉先生的回憶、開高健先生的短篇小説，我也不能不責備自己。老舍是我三十年代結識的老友。他在臨死前一個多月對我講過：“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我做過什麼事情，寫過什麼文章來洗刷塗在這個光輝的（是的，真正是光輝的）名字上的濁水污泥呢？

看過《茶館》半年了，我仍然忘不了那句台詞：“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老舍同志是偉大的愛國者。全國解放後，他從海外回來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是寫作最勤奮的勞動模範，他是熱烈歌頌新中國的最大的“歌德派”，一九五七年他寫出他最好的作品《茶館》。他是用藝術為政治服務最有成績的作家。他參加各項社會活動和外事活動，可以説是把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貢獻給了祖國。他沒有一點私心，甚至在紅衞兵上了街，危機四伏、殺氣騰騰的時候，他還拿着事先準備好的發言稿，到北京市文聯開會，想以市文聯主席的身份發動大家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但是就在那裏他受到拳打腳踢，加上人身侮辱，自己成了文化大革命專政的對象。老舍夫人回憶説：“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怎樣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點一點地替自己的親人洗清頭上、身上的斑斑血跡，不明白是哪裏出了問題，不明白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

我彷彿看見滿頭血污包着一塊白綢子的老人一聲不響地躺在那裏。他有多少思想在翻騰，有多少話要傾吐，他不能就這樣撒手而去，他還有多少美好的東西要留下來啊！但是過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蓋了一牀破席。沒有能把自己心靈中的寶貝完全貢獻出來，老舍同志帶着多大的遺憾閉上眼睛，這是我們想象得到的。

“為什麼會鬧成這個樣子？”去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參加老舍同志的骨灰安放儀式，我低頭默哀的時候，想起了胡絜青同志的那句問話。為什麼呢……？從主持骨灰安放儀式的人起一直到我，大家都知道，當然也能夠回答。但是已經太遲了。老舍同志離開他所熱愛的新社會已經十二年了。

一年又過去了。那天我離開八寶山公墓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位外籍華人、一位知名的女作家的談話，她説：“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很了不起的，他們是忠誠的愛國者。西方的知識分子如果受到‘四人幫’時代的那些待遇、那些迫害，他們早就跑光了。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管你給他們準備什麼條件，他們能工作時就工作。”這位女士腳跡遍天下，見聞廣，她不會信口開河。老舍同志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沒有能挽救他，我的確感到慚愧，也替我們那一代人感到慚愧。但我們是不是從這位偉大作家的慘死中找到什麼教訓呢？他的骨灰雖然不知道給拋撒到了什麼地方，可是他的著作流傳全世界，通過他的口叫出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聲請大家側耳傾聽吧：“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請多一點關心他們吧，請多一點愛他們吧。不要捱到太遲了的時候。

話又説回來，雖然到今天我還沒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結局是自殺還是被殺，是含恨投湖還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壺全，他把最美好的東西留下來了。最近我在北京出席第四次全國文代會，沒有看見老舍同志我感到十分寂寞。有一位好心人對我説：“不要糾纏在過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我感謝他的勸告，我也願意聽從他的勸告。但是我沒有辦法使自己趕快變成《未來世界》中的“三百型機器人”，那種機器人除了朝前走外，什麼都看不見。很可惜，“四人幫”開動了他們的全部機器改造我十年，卻始終不曾把我改造成機器人。過去的事我偏偏記得很牢。

老舍同志在世的時候，我每次到北京開會，總要去看他，談了一會，他照例説：“我們出去吃個小館吧。”他們夫婦便帶我到東安市場裏一家他們熟悉的飯館，邊吃邊談，愉快地過一兩個鐘頭。我不相信鬼，我也不相信神，但是我卻希望真有一個所謂“陰間”，在那裏我可以看到許多我所愛的人。倘使我有一天真的見到了老舍，他約我去吃小館，向我問起一些情況，我怎麼回答他呢？……我想起了他那句“遺言”：“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我會緊緊捏住他的手，對他説：“我們都愛你，沒有人會忘記你，你要在中國人民中間永遠地活下去！”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