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烈文

好久，好久，我就想寫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貧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濺在他身上的污泥，可是一直沒有動筆，因為我一則害怕麻煩，二則無法擺脱我那種“拖”的習慣。時光水似的一年一年流去，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今天又在落雨，暮春天氣這樣冷我這一生也少見，夜已深，坐在書桌前，接連打兩個冷噤，腿發麻，似乎應該去睡了。我坐着不動，仍然在“拖”着。忽然有什麼東西燒着我的心，我推開面前攤開的書，埋着頭在抽屜裏找尋什麼，我找出了一份剪報，是一篇複印的文章。“黎烈文先生喪禮……”這幾個字迎面打在我的眼 睛上，我痛了一陣子，但是我清醒了。這材料明明是我向別人要來的，我曾經想過我多麼需要它，可是我讓它毫無用處地在抽屜裏睡上好幾個月，彷彿完全忘了它。我也很可能讓它再睡下去，一直到給扔進字紙簍送到廢品回收站，倘使不是這深夜我忽然把它找了出來。

我過去常説我這一生充滿着矛盾，這還是在美化自己，其實我身上充滿了缺點和惰性，我從小就會“拖”和“混”，要是我不曾咬緊牙關跟自己鬥爭，我什麼事也做不成，更不用説寫小説了。那麼我怎麼會在深夜找出這份關於亡友的材料呢？可以用我在前一篇《隨想》裏引用過的一句話來解釋：“我從日本作家、日本朋友那裏學到了交朋友、愛護朋友的道理。”當初講了這句話，我似乎感到輕鬆，回國以後它卻不斷地燒我的心。我作訪日總結的時候並沒有提起這樣一個重大的收穫，可是靜下來我老是在想：我究竟得到什麼、又拿出了什麼；我是怎樣交朋友、又怎樣愛護朋友。想下去我只是感到良心的譴責，坐立不安。於是我找出了放在抽屜裏的那份材料。

是這麼一回事。我記不清楚了，是在什麼人的文章裏，還是在文章的註釋裏，或者是在魯迅先生著作的註解中，有人寫道：曾經是魯迅友好的黎烈文後來墮落成為“反動文人”。我偶然看到了這句話，我不同意這樣隨便地給別人戴帽子，我雖然多少知道一點黎的為人和他的情況，可是我手邊沒有材料可以説清楚黎的事情，因此我也就不曾站出來替他講一句公道話，（那時他還活着，還是台灣大學的一位教授。）這樣，流言（我只好説它是“流言”）就繼續傳播下去，到了“四人幫”橫行的時期，到處編印魯迅先生的文選，註釋中少不了“反動文人黎烈文”一類的字句，這個時候我連“不同意”的思想也沒有了，我自己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我看到魯迅先生的作品選集就緊張起來，彷彿又給揪到批判會上，有人抓住我的頭髮往上拉，讓台下的聽眾可以看到我的臉。這就是使我感到奇恥大辱的兩種“示眾法”。它們的確讓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只有身歷其境，才懂得是甘是苦。自己嘗夠戴帽子的滋味，對別人該不該戴帽子就不會漠不關心；自己身上給投擲了污泥，就不能不想起替朋友揩掉濁水。所以我的問題初步解決以後，有一次“奉命”寫什麼與魯迅先生有關的材料，談到黎烈文的事情，我就説據我所知黎烈文並不是“反動文人”。我在一九四七年初夏，到過台北，去過黎家，黎的夫人，他前妻的兒子都是我的熟人。黎當時只是一個普通的教授，在台灣大學教書，並不受重視，生活也不寬裕。我同他閒談半天，雨田（黎太太）也參加我們的談話，他並未發表過反動的意見。他是抗戰勝利後就從福建到台北去工作的，起初在報館當二三把手，不久由於得罪上級丟了官，就到台灣大學，課不多，課外仍然從事翻譯工作，介紹法國作家的作品，其中如梅里美的短篇集就是交給我編在《譯文叢書》裏出版的。雨田也搞點翻譯，偶爾寫一兩篇小説，我離開台北迴上海後，烈文、雨田常有信來，到上海解放，我們之間音信才中斷。我記得一九四九年四月初馬宗融在上海病故，黎還從台北寄了一首輓詩來，大概是七絕吧，其中一句是“正值南天未曙時”，語意十分明顯。一九四七年黎還到過上海，是在我去過台北之後，住了半個多月，回去以後還來信説：“這次在滬無憂無慮過了三星期，得與許多老朋友會見，非常痛快。”他常到我家來，我們談話沒有拘束，我常常同他開玩笑，難得看見他發脾氣。三十年代我和靳以談起烈文，我就説同他相處並不難，他不掩蓋缺點，不打扮自己，有什麼主意、什麼想法，都會暴露出來。有什麼丟臉的事他也並不隱瞞，你批評他，他只是微微一笑。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始終沒有發現他有過反動的言行，怎麼能相信或者同意説他是反動文人呢？

不用説，我的意見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我的身上還留着別人投擲的污泥；而且要給一個人平反、恢復名譽，正如我們的一句常用語：“要有一個過程”，也就是説要先辦一些手續，要得到一些人的同意，可是誰來管這種事呢？

不久我就聽説烈文病故，身後蕭條，但也只是聽説而已。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遇見一位在報社工作的朋友，聽他談起雨田的情況，我才知道烈文早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就已離開人世，雨田帶着孩子艱苦地過着日子，卻表現得十分堅強。我託朋友給我找一點關於他們的材料，並沒有結果。後來我偶爾看到幾本香港出版的刊物，有文章介紹台灣出來的作家，他們都用尊敬的口氣談起他們在台大的“黎烈文老師”，這件事給我留下深的印象。去年有一個年輕的華僑作家到我家來訪問，我提起黎的名字，她説他們都尊敬他，她答應寄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她回到美國不久文章果然寄來了，就是那篇《黎烈文先生喪禮所見》。我收到它的當時沒有能認真地閲讀就給別的事情打岔，只好拿它匆匆地塞進抽屜裏，以後想起來翻看過一次，也有較深的印象，但還是無法解決雜七雜八的事情的干擾，過兩天印象減淡，很快就給擠進“遺忘”裏去了。在“四害”橫行之前十幾年中間我也常常像這樣地“混”着日子，不以為怪。在“四人幫”垮台之後再這樣地“混”日子，我就漸漸地感到不習慣、感到不舒服了。我的心開始反抗，它不讓我再“混”下去。早已被我忘卻了的亡友的面貌又出現在我的眼前。於是我開了抽屜，不僅是打開抽屜，我打開了我的心。

我和烈文第一次見面是在一九三三年，他還在編輯《申報》的《自由談》副刊。他託人向我約稿，我寄了稿去，後來我們就認識了。但是我和他成為朋友卻是在一九三五年年尾，我從日本回來擔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時期。到了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我們就相熟到無話不談了。那時幾個熟人都在編輯文學雜誌，在《作家》（孟十還主編）、《譯文》（黃源主編）、《文季月刊》（靳以主編）之後，烈文主編的《中流》半月刊也創刊了。這些人對文學和政治的看法並不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情，就是對魯迅先生的敬愛。 烈文和黃源常去魯迅先生家，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裏看望先生，出來常常對我談先生的情況，我有什麼話也請他們轉告先生。據我所知，他們兩位當時都得到先生的信任，尤其是烈文。魯迅先生從來不發號施令，也不向誰訓話，可是我們都尊重他的意見。先生不參加“文藝家協會”，我們也不參加，我還有個人的原因：我不習慣出頭露面，不願意參加社會活動。“文藝家協會”發表了一份宣言，不少的作家簽了名。魯迅先生身體不好，沒有能出來講話，我們也沒有機會公開表示我們對抗日救亡的態度。有一天下午烈文同我閒談，都認為最好我們也發一個宣言，他要我起草，我推他動筆，第二天我們碰頭，各人都拿出一份稿子，彼此謙讓一陣，烈文就帶着兩份稿子去見魯迅先生。他在先生那裏把它們合併成一份，請先生簽上名字，又加上《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這個標題，再由他抄錄幾份，交給熟人主編的刊物《作家》、《譯文》、《文季月刊》分頭找人簽名後發表出來，因此各個刊物上簽名的人數和順序並不相同。這就是《宣言》“出籠”（“文革”期間習用的語言）的經過，可以説這件事是他促成的。

過三個多月魯迅先生離開了我們，我和烈文都在治喪處工作，整天待在萬國殯儀館，晚上回家之前總要在先生棺前站立一會，望着玻璃棺蓋下面那張我們熟悉的臉。或者是烈文，或者是另一個朋友無可奈何地説一聲：“走吧”，這聲音我今天還記得。後來我們抬着棺木上靈車，我們抬着棺木到墓穴，有人拍了一些照片，其中有把我和烈文一起拍出來的，這大概是我們在一起拍時惟一的照片了，而且我也只是在當時的報刊上看見，那些情景今天仍然鮮明地留在我的腦子裏。

這以後又過了兩個月，在上海出版的十三種期刊，被國民黨政府用一紙禁令同時查封了。其中有《作家》和《文季月刊》。《中流》半月刊創刊不久，沒有給刀斧砍掉，烈文仍然在他家裏默默地埋頭工作，此外還要照顧他那無母的孩子。刊物在發展，讀者在增多，編輯工作之外他還在搞翻譯，出版不久的《冰島漁夫》受到越來越多的讀者的注意。但是不到一年，“八·一三”日軍侵犯上海，全面抗戰爆發，刊物停頓，他也待不下去，我們在一起編了兩三期《吶喊》之後，他就帶着孩子回到湖南家鄉去了。第二年三月靳以和我經香港去廣州，他還到香港同我們聚了兩天。下次我再看見他卻是十年以後了，靳以倒在福建見過他，而且和他同過事，就是説為他主持的改進出版社編過一種文藝雜誌。因此我後來從靳以那裏和從別的朋友那裏知道一點他的情況。他做了官，但官氣不多，思想也還不是官方的思想。我也在《改進文藝》上發表過小説。

烈文就這樣一直待在福建。抗戰勝利後陳儀去台灣，他也到了那裏，在報社工作。他相信做過魯迅先生的同學又做過國民黨福建省主席和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後來他得罪了報社的上級，丟了官，陳儀也不理他了。他懷着滿腹牢騷到台灣大學教幾小時的課，他在給我的信中一則説：“我也窮得厲害。”再則説：“這半年來在台北所受的痛苦，特別是精神方面的，這次都和朱洗痛快地説了。”他還説：“我一時既不能離開台北，只好到訓練團去教點課……”他又説：“訓練團也混蛋，（信）既不轉給我，也不退還郵局，一直擱在那邊。”五十年代初期連陳儀也因為對蔣介石“不忠”在台北給槍斃了。後來我又聽到黎烈文牽連在什麼要求民主的案件裏被逮捕的流言。又過若干年我得到了關於他的比較可靠的消息：患病死亡。

但是我怎樣給亡友摘去那頂沉重的“反動文人”的帽子、揩去濺在他身上的污泥濁水呢？

感謝那位遠道來訪的女士，她從海外寄來我需要的材料，過去在台北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敍述和感想，只有短短的四頁。沒有裝飾、沒有頌揚，似乎也沒有假話，但是樸素的文字使我回想起我曾經認識的那個人。我抄錄幾段話在下面：

“很少的幾副輓聯和有限的幾隻花圈、花籃也都是那些生前的老友和學生送的。”

“他躺在棺木中，蠟黃的面孔似乎沒有經過化妝。……只有少數要送葬到墓地的人陪着哀傷的台靜農先生談論黎先生的事蹟。”

“黎先生就這樣走了，平日裏他埋頭寫作，不求聞達；死了以後仍然是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

“……晚報報道黎先生卧病的消息以後，曾經有些機關派人前往黎府送錢，但深知黎先生為人的黎太太怎樣説也不接受。……我覺得這正是黎先生‘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的風範。”

我彷彿也參加了老朋友的葬禮，我彷彿看見他“冷冷靜靜地走上他最後一段路程”。長時期的分離並不曾在我們之間劃一道溝，一直到死他還是我所認識的黎烈文。

“埋頭寫作，不求聞達”，這是他從福建的那段生活中、從到台灣初期碰釘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點教訓吧，我起初是這樣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來：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這樣嗎？那麼我可以這樣説吧：有一段時期他丟開了寫作，結果他得到了懲罰。但最後二十幾 年中他是忠於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過的地方出現了許多“從黎先生那裏直接間接獲得很多東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濺、帽子亂飛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的了。那一筆算不清的糊塗賬就讓它給扔到火裏去吧。在那種時候給戴上一頂“反動”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給戴上帽子也不見得就是幸運。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給戴上“右派”帽子，卻寫了一些自己感到臉紅的反“右”文章，並沒有人強迫我寫，但是陣線分明，有人一再約稿，怎麼可以拒絕！“文革”期間我靠邊早，沒有資格批判別人，因此今天欠債較少。當然現在還有另一種人，今天指東，明天指西，今年當面訓斥，明年點頭微笑，彷彿他一貫正確，好像他説話從不算數。人説“蓋棺論定”，如今連這句古話也沒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頭卻不知道給拋到了什麼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莊嚴地放在八寶山公墓，但在羣眾的心目中他卻是無惡不作的壞人。我不斷地解剖自己，也不斷地觀察別人，我意外地發現有些年輕人比我悲觀，在他們的腦子裏戴帽或摘帽、濺不濺污泥都是一樣。再沒有比“沒有信仰”、“沒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遙遠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沒有向他的遺體告別，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頭寫作，不求聞達，“不多取一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應當是他的遺言吧。

只要有具體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語都損害不了一個好人，黑白畢竟是混淆不了的。 ^[1]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説《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説《家》《春》《秋》，中篇小説《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説《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