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莫菲耶維奇·亞佐夫

德米特里·莫菲耶維奇·亞佐夫1924年11月8日生於鄂木斯克州奧科涅什尼科沃區，貧農出身。1941年入伍參軍（亞佐夫在當時報名參軍的時候些，因為年齡不夠，所以多謊報了一歲，稱自己是1923年11月8日出生的，因此部分資料也稱其生於1923年11月8日。 ^[8-9]  ），作戰勇敢，多次受傷。戰後先後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莫斯科步兵學校、總參軍事學院學習。1961年—1974年，歷任團長、師長、軍長、集團軍司令等職。1944年入黨。1956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1967年畢業於總參謀部軍事學院。1974年起擔任蘇聯國防部幹部訓練總局局長之職，1976年擔任遠東軍區第一副司令，1977年任遠東軍區第一副司令。1978年晉升為上將。1979年任駐捷蘇軍中央集團軍羣司令。後任中亞軍區司令。1984年7月出任遠東軍區司令。晉升為大將。後任國防部副部長職。

1987年5月，19歲的西德青年魯斯特駕駛小飛機，穿越號稱“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網，降落在莫斯科紅場，直接導致時任蘇聯國防部長謝爾蓋·列昂尼德維奇·索科洛夫等一大批老將軍被撤職，為了貫徹改革，戈爾巴喬夫越過許多資深將領，選擇了相對年輕，資歷較淺的國防部副部長兼幹部訓練總局局長、陸軍大將亞佐夫為新任國防部長。“5月30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德米特里·季莫菲耶維奇·亞佐夫大將為蘇聯國防部長。” ^[4]  亞佐夫當年63歲，衞國戰爭結束時不過是營級幹部，1984年才晉升為大將，黨內職務僅僅是蘇共中央候補委員。據説亞佐夫的任命主要是由於在中亞軍區司令的任期內，給前來訪問的戈爾巴喬夫及第一夫人賴莎留下了良好的深刻印象。

亞佐夫上任後，積極貫徹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政策作為回報，並獲得了戈爾巴喬夫的賞識，1987年6月進入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並於1990年4月28日晉升為蘇聯元帥。從那時起，亞佐夫這位前二戰士兵從未輕鬆過，尤其是1989年4月格魯吉亞第比利斯發生騷亂，軍方驅散示威人羣造成流血事件，亞佐夫飽受外界指責。‘’

亞佐夫於1981年在蘇共二十六大上當選為蘇共候補中央委員。1987年6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升為中央委員。同年至1990年7月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90年3月至12月為蘇聯總統委員會成員。曾連續當選為蘇聯第十至十一屆最高蘇維埃代表。1991年3月7日被任命為直接隸屬於蘇聯總統的蘇聯安全會議成員。“ ^[5] 

亞佐夫就任國防部長後短短几年間，蘇聯內部狼煙四起，外高加索、波羅的海等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主權獨立。面對危機，地方當局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動用軍隊。一個紅色政權，建立了龐大的軍力。不只是本土，蘇軍在東歐的幾個盟國也有駐軍，他們幾度直接出面干預盟國內政，建立和扶植親蘇政權，且屢試不爽。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軍隊先後受命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基於蘇聯軍方龐大的規模和財富，一些西方研究者把軍隊和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並列，稱其為“第16個共和國”。不過，到了1980年代後期，蘇軍的好時光已經過去。蘇聯在美蘇爭霸格局中全面收縮。戈爾巴喬夫希望通過裁軍樹立政權的好形象，主動放棄爭奪軍事優勢，轉為裁減軍備。在美蘇關係轉向緩和之機，已經擔任國防部長的亞佐夫開始去美國訪問。佩戴元帥肩章的他到美國第82空降師參觀，隨後，亞佐夫和時任蘇聯空降兵司令弗拉基斯拉夫·阿列克謝那維奇·阿恰洛夫有過一番交談。“你怎麼評價美國的空降部隊？”亞佐夫問。“如果我進行的是這樣的訓練和演習，您會馬上把我撤職！”阿恰洛夫回答道，言語中充滿着對美軍糟糕訓練和演習的不屑。亞佐夫笑了。

儘管對美軍的訓練感到不屑，但得知美國軍人的工資後，亞佐夫説了一句著名的話：“我要能拿到美國士兵的工資就好了。”彼時，蘇軍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不只是普通士兵津貼被拖欠，退休的頂尖科學家一個月相當於10美元的退休金都發不出來。

去美國比以前方便了，但亞佐夫再去柏林時，卻已大不如前。柏林牆已經倒塌，德國實現了統一。昔日華約的軍事同盟國，就像一張張多米諾骨牌，接二連三棄蘇聯而去，民主化的浪潮席捲了這些國家。軍隊的大收縮，令亞佐夫把更多精力放在內部事務上。但他發現，當軍隊用於打擊蘇聯國土內高漲的民族運動時，槍桿子似乎失靈了。1989年4月，軍隊不僅未能平息第比利斯事態，還導致戈爾巴喬夫和軍方的關係受到損害。

在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上，代表們指責軍隊使用武力。軍隊最高統帥戈爾巴喬夫卻不敢為下屬承擔責任，他説：“地方領導人認為採用政治方法以及與人們直接開展對話是軟弱的表現，還是採用武力為好。蘇共中央會議決定派軍隊到那裏去，但這並不是想使用武力，當時認為只要士兵一出現局勢就會正常。”戈爾巴喬夫把責任全都推給了亞佐夫。

空降兵副司令、後來擔任葉利欽國家安全助理的亞歷山大·伊萬諾維奇·列別德，這樣總結戈爾巴喬夫的行為模式：“日益惡化的局勢—戈爾巴喬夫猶豫不決—克格勃、內務部作用無效—接着依靠國防部的公式（空降兵+運輸航空兵=蘇聯政權）—最後，軍事幹預失敗或過於血腥，則將責任推給地方官和軍隊指揮官。”

從1986年至1991年間，蘇聯處理國內事件，幾乎都是依照這一邏輯。政治領導人沒有勇氣為執行他們命令的人辯護，過錯被越來越多地推到軍人身上，士兵、軍官、將軍成了替罪羊，這為軍隊高官的離心埋下了伏筆。

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廳主任瓦列裏·伊萬諾維奇·博爾金為軍人們打抱不平，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頂頭上司：“您可以把全部責任承擔下來。您的下屬受踐踏，這也不是好事。”“無論他們是壞人還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揮員還是精明能幹的，他們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讓他們去遭受別人的感情侮辱。至於是什麼人的具體過錯，以後再查。這樣的話人們就會看到您的勇氣、正直和高尚氣度，從而信任您。”博爾金説。對此，戈爾巴喬夫一言未發。也正因為如此，軍隊對戈爾巴喬夫的信任感變得越來越弱。

此時，軍中一些功勳卓著的老元帥已經靠邊站了，戈爾巴喬夫破格提拔許多年輕將領。謝爾蓋·費多羅維奇·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在軍中擁有崇高威望，擔任過蘇軍總參謀長。雖是總統軍事顧問，但1991年初開始，戈爾巴喬夫卻從沒找過他。社會上流傳着許多關於軍隊的醜聞，其中一些是衝着阿赫羅梅耶夫的，這令他感覺自己受到了屈辱。上海社會科學院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潘大渭説，當有人用種種醜聞玷污這位功勳卓著的元帥時，戈爾巴喬夫沒有站出來為他説過一句話。

1991年初，在蘇軍從匈牙利和捷克撤軍問題上，國防部建議：由於需要時間建造營房和住房安置撤回的部隊，蘇軍應在4年到5年內逐步撤出。但戈爾巴喬夫卻單方面決定了撤軍時間—1年內完成，有人甚至在談判前就把這個決定透露給匈牙利當局。此時，波羅的海、外高加索地區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1990年到1991年間，亞佐夫給總統寫了好幾份報告，報告這些地區蘇軍和俄羅斯居民受歧視的情況。但戈爾巴喬夫只有一種答覆方法：“分送各政治局委員。”然後是：“分送安全委員會委員。”對於亞佐夫這個從青年時就習慣於“説了就得照辦”的老兵來説，他從內心深處感到震驚。在這之前，儘管戈爾巴喬夫的種種舉動，使得軍隊各方面的抱怨聲越來越高，傳媒甚至時常討論出現軍人騷亂的可能性，但亞佐夫一直堅稱“不會發動政變”。甚至在1991年5月，當各軍區、艦隊的司令們紛紛向國防部長施加壓力，要求發表對蘇聯總統的不信任聲明時，亞佐夫還嚴厲地制止：“你們怎麼想讓我成為皮諾切特（智利軍事獨裁首腦，通過政變上台）呢？辦不到！”

但隨着情勢的發展，當戈爾巴喬夫對軍隊的冷漠和疏遠，讓他逐漸失去軍人們對他的信任時，亞佐夫對他的失望情緒也在與日俱增。在軍人眼中，戈爾巴喬夫正在失去一切，蘇聯總統與軍隊之間形成了一道越來越深的鴻溝，這種鴻溝不僅存在於軍隊對戈爾巴喬夫不再維護自己利益的不滿，而且他們對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以及改革路線也表現出極度的抗拒。

就在戈爾巴喬夫失去下屬的信任時，葉利欽卻在積極拉攏軍方將領，以期關鍵時刻能派上用場。原蘇聯空軍通信兵主任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科別茨將軍1991年初已公開倒向葉利欽，擔任俄羅斯最高蘇維埃軍事改革委員會副主任。

1991年7月，葉利欽視察圖拉空降兵樣板師，年輕的空降兵司令帕維爾·謝爾蓋耶維奇·格拉喬夫給他介紹部隊的情況。圖拉空降師駐守在莫斯科郊區，葉利欽順着直覺突然問了這麼一句：“如果突然出現某種特別的情況，合法選出的俄羅斯總統遭遇危險、叛亂、恐怖，有人企圖將他逮捕，是否可以依靠軍人，依靠你呢？”格拉喬夫回答説：“是的，可以。”一個月後，格拉喬夫等到了兑現承諾的時機。科別茨和格拉喬夫很快發現，蘇聯空軍總司令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沙波什尼科夫上將也與他們志同道合。

但戈爾巴喬夫依然沒有意識到危機的降臨，他在1991年8月4日飛往克里米亞福羅斯別墅，休假兩週後返回莫斯科，8月20日出席新聯盟條約簽字儀式。按照新的聯盟條約，新的聯盟之下是一個個主權共和國。誰將領導這個鬆散的新邦聯國家？哪些機構將裁撤或保留？這些在條約草案中都找不到答案，許多權勢人物在新的聯盟機構中找不到其所在部門的位置。

簽署新聯盟條約，就意味着蘇聯這個主權國家的滅亡，對於軍隊高官來説，這是不可接受的。於是，那些後來被稱為“政變分子”的人，來到莫斯科列寧大街盡頭一座代號為ABC的克格勃秘密據點密謀。來自軍方的代表有亞佐夫元帥、國防部副部長兼陸軍總司令瓦連尼科夫大將、國防部副部長阿恰洛夫上將。這些參加密謀的人在“8·19”事件結束後成了“水兵寂靜監獄”的獄友。此時，後來在俄羅斯任總統達12年之久的普京，還只是一名普通的列寧格勒市政府官員，同時還是一名克格勃軍官。

亞佐夫這樣解釋他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原因，儘管此人幾年前把他從遙遠的遠東調到首都，有知遇之恩，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經濟崩潰了，民族衝突越來越尖鋭……戈爾巴喬夫作為積極的國務活動家其實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和他的政府實際上已經不是在解決國內的問題”。

作為國防部長的亞佐夫元帥注重改善對華關係。”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應邀於1991年5月3日起對我國進行了為期4天的正式友好訪問。這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率團訪華的第一位蘇聯國防部長。他此行同我領導人就兩國的軍事合作問題、國際形勢問題，以及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6] 

4個月後，1991年12月25日19時32分，蘇聯紅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落下，代之以三色的俄羅斯聯邦國旗，元帥為之奮鬥的國家滅亡了。

仍在軍隊任職的布蘭涅茨很快看到了一幅軍中浮世繪：亞佐夫及一些老戰友住進“水兵寂靜”監獄，三年後獲俄國家杜馬大赦出獄；格拉喬夫、列別德等人迅速堆積官職；一些將軍和上校示威性地撕毀黨員證，大聲講述他們的祖父曾放火燒了蘇聯建立的集體農莊。

1991年8月23日被開除黨籍，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長辦公室對前部長提起了刑事訴訟。罪名為《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64條（“為奪取政權而背叛祖國”）。自1991年8月25日以來，他一直被關押在莫斯科水兵靜寂監獄。1993年1月25日，他被轉移到內政部醫院，並被釋放。1994年2月7日，鮑里斯·葉利欽總統下令解除他的現役。同年2月23日，他被俄羅斯第一屆國家杜馬特赦。1994年5月6日，根據議會“宣佈政治和經濟大赦”的決定，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的刑事訴訟被中止。 ^[13] 

被捕後，德米特里·亞佐夫（Dmitry Yazov）有一年半沒有領取養老金（1993年發放），他的家人在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的存款被逮捕。他的兒子被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總參謀部學院開除。 ^[13] 

1998年起任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總局首席軍事顧問，他還擔任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參謀長學院院長的首席顧問。 ^[13] 

在2008年重建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後，亞佐夫擔任首席分析師（監察長）。他還領導了全國預備役軍官協會軍官兄弟會基金會（成立於2001年9月），“朱可夫元帥紀念委員會”。 ^[13] 

2004年11月，時任俄羅斯總統普京向向“8·19”事件的主要參與者、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前蘇聯國防部長德米特里·亞佐夫元帥授勳，作為他80歲的生日賀禮。當初為挽救舊體制而作出的努力和麪對民眾始終堅持“不開槍”的舉動，為亞佐夫贏得了俄羅斯人的尊重。有人在評價“8·19”事件時説，假如緊急狀態委員會“八人幫”為首的是個不考慮後果的人，能夠像葉利欽那樣下令向人羣開槍，他們沒準兒就得手了。

想起這些事，葉利欽仍感覺後怕。“政變分子若訴諸武力，連鎖反應就會傳到莫斯科，然後從莫斯科席捲全國。”他在一本傳記中寫道，“懂得人生價值，在犯罪前體驗到恐懼。1991年8月，恬不知恥的陰謀家們終究沒能越過這個界線。”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葉利欽兩年後也面臨類似價值底線的考驗，卻沒能超越他筆下的“恬不知恥的陰謀家”。1993年10月，葉利欽調集軍隊，用坦克攻打白宮（俄羅斯聯邦政府大樓），造成880多人傷亡，時任俄羅斯國防部長格拉喬夫獲得了“勇敢”勳章。

亞佐夫是舊體制的受益者，舊體制讓他到達權力的頂峯。最終，他下定決心，同意執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命令，把軍隊開進首都。亞佐夫錯誤地判斷：軍隊開進首都，就可以挽救蘇聯。但亞佐夫在下令時強調，軍隊進駐只是為了維護秩序，而不是戰鬥。

莫斯科阿爾巴特大街開始忙碌起來，駐守在莫斯科近郊的軍官們被召到這裏的蘇軍總參謀部。塔曼摩托化步兵師師長馬爾琴科夫、坎捷米羅卡坦克師師長丘日科夫幾次來到總參作戰部，並受到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阿列克謝耶維奇·莫伊謝耶夫大將的接見。空降兵司令格拉喬夫領導的部隊也舉足輕重，他的圖拉空降師就駐守在京畿重地。此前，亞佐夫向格拉喬夫交辦了一項重要的工作：和克格勃的人一起分析國內形勢和前景。儘管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對格拉喬夫的業務素質和辦事能力有懷疑，但亞佐夫認為，格拉喬夫“和其他同志一起也許能勝任這項工作”。對格拉喬夫的懷疑事出有因。1991年初，立陶宛維爾紐斯、拉脱維亞里加發生流血事件，軍方出動軍隊佔領電視台、廣播電台。佔領電台、控制輿論，這是蘇聯人的一貫做法，似乎只要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天下就平安無事。流血事件後，格拉喬夫在《紅星報》上公開表示，他不同意當局利用軍隊對付和平居民的做法。對此，克里姆林宮有人不滿意，亞佐夫把格拉喬夫狠狠罵了一頓。不過，空降兵司令應該納入到計劃中來，因為一旦事態朝最壞的方向發展，格拉喬夫這位在阿富汗戰爭時就以勇敢著稱的空降兵指揮官會成為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突擊力量。

亞佐夫在軍事生涯裏經歷和組織過無數次大小戰役和演習，但他並不知道，當大量坦克出現於莫斯科街頭時，會產生什麼後果。如何在樓羣密集的城市裏保住政權，同時不對反對者使用武力？在亞佐夫和部分軍隊人士看來，他們只想將坦克開上街頭，以保住蘇聯的舊有體制，但在這個過程中絕對不能向反對者開槍。

副總統亞納耶夫的一句話讓亞佐夫稍感寬慰。在克格勃ABC秘密據點召開的秘密會議上，亞納耶夫説，對國家崩潰的政策憤怒到極點的人民，會興高采烈地迎接出現在首都街頭的軍隊，形形色色的民主派都將溜走，在人民、黨和共青團積極分子以及軍隊的熱烈支持下，祖國獲得拯救。但軍隊開進首都，沒有產生威懾效應怎麼辦？反對派沒溜走怎麼辦？如果出現流血衝突怎麼辦？政變分子卻沒有真正考慮過。沒有公認的領袖，害怕負責任的情緒，缺少相互協調的計劃，都為失敗埋下了伏筆。

臨近上午11點，坦克、裝甲車和空降兵部隊已佔領接近白宮的要地。白宮是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所在地，葉利欽已從居所驅車到達這裏。政變分子沒有對他採取任何行動，通信也沒有中斷，只是派了些人跟蹤他。事實上，葉利欽知道軍隊的動向，甚至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動態他也悉數得知，因為格拉喬夫和他保持着密切聯繫。很快，有些官兵帶着坦克倒向白宮保衞者一方，他們掉轉炮頭，支持葉利欽。

葉利欽意識到形勢對自己有利，8月19日中午，他走出白宮，在眾人的歡呼聲中跳上一輛坦克。蘇軍總參謀部上校布蘭涅茨和幾個軍官一道換上便裝，以來回走動的方式在莫斯科街頭軍隊的周圍執勤，並把偵察到的情況定時向首長彙報。“在葉利欽演説那一刻，他顯得非常漂亮：他的整個外表，手的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句話都散發着勝利的激情。”布蘭涅茨回憶。

在演講中，葉利欽多次使用“軍政府”一詞，這令布蘭涅茨心中一陣陣刺痛。他認為，“軍政府”這個稱呼帶有侮辱性，其不正確性在於，軍政府通常搞以奪取政權為目的的叛亂。在這個八月，就是把政權白白送給軍隊，軍隊也不要，因為軍隊的使命並不是為了奪取政權。事實上，部分軍隊人士始終覺得，他們將坦克開上街僅僅是為了保住舊有體制，而絕不是奪取政權，所以他們堅決反對向反對者開槍。

亞佐夫同陸軍司令部、莫斯科軍區和其他軍區保持不間斷的聯絡，他不斷向下屬強調：“不容許發生流血。”此時，軍隊已分裂成兩個對立的陣營：一些軍官堅決反對動用武力，因為在保衞白宮的人中有婦女、兒童和老人；而另一些師、團指揮員則要求採取堅決行動。

格拉喬夫一直在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作為軍人，格拉喬夫不能抗命，他堅決執行亞佐夫把空降師調進首都的命令，向亞佐夫及時報告；但另一方他還和葉利欽保持聯繫，這是一個天大的升遷機遇，他不想錯判形勢，站錯隊。8月19日凌晨，葉利欽給格拉喬夫打電話詢問發生了什麼事。對於格拉喬夫從亞佐夫那裏聽來的戈爾巴喬夫生病的説法，葉利欽予以駁斥。他問：“你能派自己人來警衞我們嗎？”格拉喬夫同意。當天下午，按照格拉喬夫的命令，圖拉空降師的一個營轉向白宮保衞者一邊，指揮這一行動的是列別德少將。

“軍隊為什麼原地不動？它應當顯示力量。”緊急狀態委員會曾多次催促亞佐夫下令採取行動，驅散白宮前的人羣，但亞佐夫必須考慮行動可能引起的流血事件，他又一次想起第比利斯騷亂時軍隊採取的驅散行動。歷史學家後來把第比利斯騷亂視為蘇聯解體的開端，在這次騷亂中，軍隊成了替罪羊。軍隊驅散要求格魯吉亞獨立的人羣，造成19人死亡，上百人受傷。類似的流血事件1991年年初還剛剛在維爾紐斯、里加發生。不同的是，這一次是在首都，是國家的心臟地帶，沒有人能承擔在首都開槍的責任。如果導致大量流血，軍隊永遠無法洗清掉這個罪責。格拉喬夫如此向俄羅斯安全會議負責人通報：即便接到進攻白宮的命令，他的部隊也絕不會動手。

當國家面臨消亡的危險時，亞佐夫希望加入到拯救國家的行列，就像參加上世紀40年代的衞國戰爭，光榮地戰鬥。那時，法西斯德國就是他的敵人。在漫長的美蘇爭霸時代，美國就是他的敵人。但現在，如果有戰場，這個戰場是在首都莫斯科。敵人在哪裏？是那些説着俄語、喝着伏特加的同胞嗎？向同胞開槍，會有什麼後果？亞佐夫和軍方不敢想象。他們不認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滿意軍隊對外爭奪時的大收縮，希望加入這場政變，扭轉國家的頹 勢。但他們同時也堅信，在國家內部，絕沒有發展到必須對國人動刀子的地步，此前軍隊動用武力驅散示威人羣帶來的血腥教訓，使得他們始終徘徊在猶豫和動搖的邊緣。雖然緊急狀態委員會制定了奪取白宮的計劃—“大使館”行動，但這個命令從未下達。

8月21日凌晨，來自克里姆林宮的電話又響了，對着話筒，亞佐夫的回答很直接：“我不能派小夥子們去對付那些醉醺醺的人。”當時，亞佐夫同意對《共青團真理報》記者講幾句話。記者問：“軍隊是否要衝擊白宮？”亞佐夫聲明：“不，不會的。”黎明時分，又一陣堅決的電話鈴聲響起，亞佐夫不得不拿起話筒。“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們希望國防部長到他們那裏去。”打來電話的是國防部副部長阿恰洛夫。“我不能去那裏。”亞佐夫斷然拒絕，他讓阿恰洛夫帶話，“告訴他（克留奇科夫），軍隊不再玩這個遊戲了。”當天清晨，國防部召開了部務會議，出席會議的所有軍官一致認為，應該把軍隊從莫斯科撤出去。於是，亞佐夫下令撤軍。阿恰洛夫説：“感謝上帝，幸虧我們沒開一槍。”

三天後，68歲的蘇軍元帥阿赫羅梅耶夫在克里姆林宮1號樓的辦公室裏自殺。死者穿着整齊的軍服，身上佩戴着勳章獎章。手裏沒有槍，“當我看到我的祖國正在消亡，我生命的所有寄託遭受破壞的時候，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放在一邊的遺書寫道。蘇聯官方沒有表示慰問，第一個為他寫下祭文的是一位美國將軍。

8月21日亞佐夫被解除國防部長職務，並以“國事罪”被捕受審。8月23日被蘇共中央監委會開除出黨。亞佐夫元帥在審訊他的法庭上陳訴了他參加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原因。他説：“我是盡個人所能，極力不使國家解體和軍隊崩潰，這個目的驅使我參加了1991年8月17日在克格勃所在地的會議。”關於強加給他的違反憲法的罪名，他説“難道總統對之宣過誓的憲法規定了國家和軍隊可以解體、可以破壞國防能力、可以不履行在全民公決中人民表達的意志嗎？”“出於保護國家的動機的人反而被追究刑事責任，而這法律正是國家為維護自身而制定的。我又抓了什麼權了？真是天大的笑話。”他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強調國家統一，積極反對民族分立主義，堅決主張在必要時實行緊急狀態。他在1990年11月27日發表維護國家秩序的八項聲明，立場堅定，措辭強硬，引起了各方的注目。這也反映了他一貫的思想、立場和態度。

2014年11月8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出席了蘇聯最後一名元帥亞佐夫的90歲生日慶典，並授予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 ^[1] 

俄總統普京個人還向亞佐夫元帥贈送一隻印有姓名的手錶，同時出席生日慶典的還有俄國防部長紹伊古。 ^[1] 

【環球網報道 記者 胥文琦】據俄新社11月8日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京8日出席了蘇聯最後一名元帥亞佐夫的90歲生日慶典，並授予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亞佐夫曾擔任中蘇對抗解凍時期的蘇聯遠東軍區司令。

90歲生日慶典(4張)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1942年7月29日設立。授予個人表現英勇果斷，靈活指揮戰鬥並給敵以重創的蘇軍排至師級軍官。據悉，前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作為蘇聯時代最後一名元帥，從1941年入伍參軍，為蘇聯和俄羅斯軍隊建設作出巨大貢獻。他曾在1991年8月18日宣佈組建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將正在休假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軟禁，同時宣佈接管國家權力，並命令軍隊開進莫斯科。次日，葉利欽及其支持者走上街頭，爆發了導致隨後蘇聯解體“8.19事件”，亞佐夫等人被捕。1994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通過大赦決定，亞佐夫獲釋出獄。

據報道，俄總統普京個人還向亞佐夫元帥贈送一隻印有姓名的手錶，同時出席生日慶典的還有俄國防部長紹伊古，他將一把軍刀送給亞佐夫，作為生日禮物。 ^[7] 

2019年3月27日，立陶宛一法院認定前蘇聯國防部長亞佐夫和數十名俄羅斯公民犯下“戰爭罪”。他們被指控在1991年對立陶宛的獨立運動進行了鎮壓。立陶宛檢察院稱，蘇聯士兵在1991年1月維爾紐斯電視塔旁的抗議者死亡問題上有罪。但是，立陶宛當局關於此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當時在電視塔旁的衝突中有14人死亡，600多人受傷，亞佐夫被缺席判處10年有期徒刑。

俄羅斯國家杜馬將此庭審程序稱為"有政治動機的開庭"，而且是在試圖偽造歷史。俄羅斯還稱，立陶宛的判決“非法”。 ^[11-12] 

曾榮獲2枚列寧勳章，1枚十月革命勳章，1枚紅旗勳章，1枚偉大衞國戰爭一級勳章，1枚紅星勳章，1枚“蘇聯武裝力量為祖國服務”三級勳章，18枚獎章，以及20枚國外獎章勳章。

亞佐夫是優秀的軍事長官。他經歷了蘇聯衞國戰爭的洗禮，戰後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蘇聯武裝力量發展和國防安全鞏固。（俄羅斯總統普京）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