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瑋

徐瑋（1903—1928），原名徐寶興，乳名九如，化名謝公弢、胡公達。1903年10月8日出生在江蘇海門縣瑞祥鄉路東村。

徐瑋天資聰慧，從7歲起，就開始誦經讀史。後轉入海門縣小學，未畢業即跳級升入海門中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時，徐瑋正在海門中學唸書，他積極參加縣城愛國學生的遊行示威活動，反對北洋軍閥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成為當地學生運動的領導人。海門中學校長是一個守舊士紳，他以“不安心讀書，鼓動學潮”為由，將徐瑋開除了。

1920年春，徐瑋到蘇州東吳大學預科求學。東吳大學是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神學是必修課，校內充滿着宗教氣氛。一次，徐瑋聽神學課時，他和教師就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結果又被校方開除。

1922年，徐瑋進入上海南方大學讀書。因是私立學校，學費昂貴，他靠家庭的微薄接濟，不夠開支，於是經常靠借債和節食來維持學業。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秀，常受老師和同學的稱讚。在南方大學讀書期間，他如飢似渴地閲讀《新青年》《勞動界》等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對社會不平等現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22年秋，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派嵇直到滬西小沙渡地區發動和領導工人鬥爭，併到南方大學以讀書作掩護。徐瑋結識了嵇直，開始走上革命道路。滬西小沙渡地區的大部分紗廠工人深受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壓迫剝削，為了發動工人同資本家鬥爭，嵇直和徐瑋舉辦工人文化補習班，主要招收住在南方大學附近的工友，徐瑋經常從《新青年》《嚮導》《勞動界》等雜誌上摘選內容，為工人們講述革命道理。

1923年冬，徐瑋和小沙渡紗廠工人孫良惠經稽直介紹，並經團市委書記張秋人批准，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此後，徐瑋和稽直、孫良惠三人組成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第四支部，負責滬西地區的工人運動。1924年，經任弼時、鄧中夏批准，成立滬西工友補習學校，校址在小沙渡檳榔路。同年夏天，黨中央決定由嵇直、徐瑋、孫良惠等擔負該校的領導工作。滬西工人俱樂部在維護工人利益，團結工友同資本家做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同年，徐瑋轉為中共黨員。

1925年，徐瑋擔任共青團小沙渡部委書記，領導滬西各工廠團支部和國民大學、大廈大學的團支部工作。接着又擔任共青團閘北區部委書記、團江浙區委宣傳委員等職。徐瑋工作踏實勤奮，卓有成效；尤其是他具有傑出的宣傳鼓動才能，被當時上海共青團組織譽為團的“四大金剛”之一。徐瑋在擔任共青團小沙渡部委書記期間，滬西各工廠的共青團組織發展很快，在二三個月內從100多人發展到300多人，其中許多團員後來成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骨幹。

此時，南方大學校長江亢虎私謁廢帝溥儀的“奏章”被查出，一時輿論大譁。南方大學掀起了“驅江”運動。徐瑋參加了這一運動，並且和一部分進步師生憤然退出南方大學，轉入新建的國民大學學習。國民大學聘請于右任、汪馥泉、李石岑、周予同等知名進步人士擔任教員，校風為之一新。1926年夏，徐瑋從國民大學英國文學系畢業。

1927年2月，共青團江浙區委召開代表大會，徐瑋被選為團江浙區委書記。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區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指導第三次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徐瑋和高語罕、賀昌等被任命為宣傳委員，負責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宣傳籌備工作。3月21日，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接着上海召開市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徐瑋被選為大會執行主席和臨時市政府委員，負責新政權的宣傳鼓動工作。北伐軍到達上海不久，蔣介石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殘酷地鎮壓工人運動。4月13日，上海市總工會在閘北青雲裏廣場召開工人羣眾大會，抗議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暴行。徐瑋參與了這次大會的領導工作。

1927年5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徐瑋化名謝公弢，秘密前往出席。他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團的第四屆中央委員。團的“四大”以後，他暫留武漢，在團中央負責軍事科，具體分管徵兵工作。“七一五”反革命政變發生後，徐瑋和團中央的同志陸續離開武漢。大約在8月底，徐瑋受團中央委派，以特派員身份抵達杭州，主持團浙江省委的工作。

1927年11月9日，徐瑋和李信、鄭明、曹仲蘭四人在杭州撫寧巷9號團省委辦公地點被敵逮捕，徐瑋編了一個名字叫胡公達隱藏身份。他們四人先被關押在柴木巷看守所，後轉送到浙江陸軍監獄。

1928年4月16日，敵人從叛徒告密中證實胡公達即是徐瑋。4月19日，上海《申報》《新聞報》立即報道了“共產黨徐瑋在杭捕獲”的消息。

1928年5月3日，徐瑋和曹仲蘭、陳英盛、陳存業四人被綁赴刑場，敵人故意組織了100多名國民黨軍官來“觀摩”，徐瑋一出牢房就接連高呼口號。獄中難友聞聲，無不悲痛感動。

徐瑋犧牲時年僅25歲。 ^[2] 

徐瑋的家庭是一箇舊式耕讀人家，父親徐錫齡設私塾（後名私立廣育小學），以教書為業，業餘下田耕作。徐瑋小時候就在此讀書。1914年，徐瑋升入海門縣立高小，在升學考文中寫道：我不但要能自治，還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

1919年，徐瑋升入了海門中學。在校期間，徐瑋為人正直，能文善道，在學生中威信很高，校方想借助他向學生作些解釋。不料，徐瑋在一次演講中竟揭露校長辦學似奸商，結果被藉故開除。於是，徐瑋轉學東吳大學附屬中學，後直升大學本科。

徐瑋上大學全靠父兄向親友借錢支持，所以他學習十分勤奮。東吳大學是英國基督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宗教氣氛濃重，無言論自由。徐瑋受新思潮激勵，有意識地宣傳新思想，因此引起了校方注意，被視為“危險分子”。一次在宗教課上，他堅持無神論與任課老師辯論。老師理屈詞窮，惱羞成怒，報告訓育主任，説他謾罵師長，污辱宗教，遂將他開除。1922年，徐瑋轉到上海南方大學求學。

1924年，南方大學校長江亢虎向廢帝宣統私下跪呈奏摺的醜事被揭露後，徐瑋同進步師生一起掀起驅江運動，旋即從南方大學分裂出來，另立國民大學。徐瑋即在該校繼續學習，讀的是英國文學系。在校期間，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擔任團支部書記。在團中央的直接領導下，他組織了小沙渡工人俱樂部，組織工人去夜校學習，幫助他們提高政治覺悟，在工人中的威信很高。五卅運動期間，他同一些同學到海門，代表上海市學生會，向當地羣眾宣講上海日商紗廠和巡捕房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慘案經過，進行募捐活動，支援上海罷工工人。1926年大學畢業。 ^[3] 

徐瑋大學畢業後，便擔任了上海市小沙渡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部（區）委書記。小沙渡是日本紗廠雲集的地方，工人眾多，當時五卅運動的顧正紅烈士就在這裏壯烈犧牲。徐瑋在黨的領導下，帶領其他革命知識青年，組織工人進行革命鬥爭，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勝利。

徐瑋很重視青年工作，注重發揮共青團的作用，教育團員和青年懂得革命道理。他經常對團員們説：“我們都是一部機器上的螺絲釘，我們要發揮一個螺絲釘的作用。”小沙渡共青團組織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組織也不斷髮展壯大，從原來的100多人，迅速發展到300多人，成為上海工人運動中一支強大的骨幹力量。

由於徐瑋的工作卓有成效，1927年2月，共青團在上海召開江浙區代表會議上，他被選為江浙區委書記。

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發動了武裝暴動，併成立了上海革命政府，徐瑋作為革命青年的代表，被推選為政府委員。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大屠殺，徐瑋離開了上海到達武漢，參加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和共青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團中央委員。

杭州市團委在四一二事變後遭到破壞，團中央派徐瑋來到浙江擔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共青團浙江省委書記，組織領導工農運動。

當時的杭州仍處於白色恐怖之下，大批黨團員被捕殺，許多團的組織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因此，恢復各級團組織、保存革命火種就成了當務之急。徐瑋到任後的第一樁事，就是召集團員開會，由他做關於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他還利用幾個晚上的時間，寫了一本叫《告青年學生書》的小冊子，用杭州市學聯的名義印發2000份，在杭州中等學校的進步學生中散發。其內容主要是解答當時青年學生中的各種切身問題，沒有空洞的説教，語言通俗生動，因此散發後轟動全市各校，使國民黨當局大為震怒。由於他的努力工作，被破壞的團組織陸續得到了恢復，團員通過學習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對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針對個別青年在大革命失敗後產生的企圖以暗殺來報仇的急躁盲動情緒，做了不少説服工作。他指出，政治暗殺只能消滅個別敵人，而不能達到推翻整個資產階級的目的，而且容易暴露革命力量，要準備和國民黨反動派作長期的、艱苦的鬥爭。

徐瑋在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革命警惕性。1927年10月下旬，徐瑋在杭州清波門外一所小學裏，召開有十五六名團的骨幹參加的會議，佈置工作。他告誡與會同志：“近來敵探四出偵察，我們要特別提高警惕，嚴加防範，外出時切勿隨身帶通信地址。萬一遭到意外，必須誓保組織秘密。但也不要被敵人的氣焰所嚇倒，我們額上沒有共產黨、共青團字樣，要善於在敵人鼻子下活動。”但是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 ^[2-3] 

1927年11月6日，一羣年輕人正在杭州市撫寧巷9號共青團省委機關為慶祝蘇聯十月革命節，油印一批傳單，十幾個荷槍實彈的國民黨士兵踹開房門衝了進來。沒等其他人反應，擔任共青團浙江省委常委兼秘書長的曹仲蘭已經擦着手上的油墨迎上前：“有什麼事嗎?”

“什麼事?誰是這裏的負責人?”

“我”。曹仲蘭點着頭，指了指房間裏的其他三個人。“他們是我僱來搞抄寫油印的勤雜工。”

“一塊走!”

士兵們帶走了曹仲蘭、李信、鄭子明，還有一個自稱胡公達的人，

曹仲蘭這四人的案子送到浙江特別刑事法庭之後，庭長錢西樵一直疑團滿腹，尤其是對那個自稱胡公達的人。

根據胡公達自己的供詞，他是浙江嘉善人，剛由家鄉出來到杭州找工作，在一家麪店吃麪的時候，湊巧碰到曹仲蘭。

如果説這個“湊巧”已經使錢西樵難以接受，那麼胡公達自稱的初小文化就更使錢西樵疑竇叢生。雖然胡公達的入獄登記表填寫得歪歪扭扭，但錢西樵總覺得這歪歪扭扭的字是故意寫的。

錢西樵提審了曹仲蘭，説他不相信曹仲蘭是共產黨浙江省委機關負責人，真正的負責人是其他三個人中的一個。只要曹仲蘭説出那人的姓名，可望立即獲得釋放。錢西樵又明確無誤地告訴曹仲蘭：中共浙江省委負責人，死刑無疑。

而曹仲蘭淡然一笑： “我當然想活，可是我沒有辦法，因為我的確是負責人。”

對於徐瑋來説，被捕後的這幾個月，日子不好過。1927年11月6日被捕的時候，他沒想到曹仲蘭那麼快就挺身而出，説自己是共產黨省委負責人，更沒想到曹仲蘭會把他説成是臨時僱傭來的勤雜工。

開始的時候，徐瑋心裏很不是滋味。省委負責人明明是自己。怎麼能讓曹仲蘭冒名頂替去冒險呢?但是他又不能反駁。曹仲蘭之所以要用自己的生命保護他，顯然是曹仲蘭認為他的生要比自己的生還更有意義。既然曹仲蘭已經做出了抉擇，他沒有理由再去幹擾曹仲蘭的計劃。

然而，曹仲蘭給他規定的身份是勤雜工，要扮演這個角色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他雖然凋到浙江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他是省委負責人，認識的人不少，但既為勤雜工，他就必須裝作不認識這些人。為此，入獄之後，徐瑋一直竭力避免與外界接觸，一天到晚蹲在監獄的角落裏不聲不響。遇有放風，他也踽踽獨行，帽沿壓得老低，放風中若遇到過往熟悉的同志，他總設法躲避，實在躲避不了，也只是點頭打個招呼而已。

他還必須注意適應自己的“初小文化程度”。這是一種最痛苦的適應。同牢的同志可以堂而皇之地學經濟讀外文，而他不能，他只能看《水滸》《西遊記》。當他看到別的同志讀英語，他實在熬不住，也只好在沒人注意的情況下，偷偷摸摸地讀上一會兒。

他知道他必須努力隱藏自己。有一次監獄當局給全體犯人拍單身正面照，這是敵人為擴大偵察線索而採取的一個步驟，他就消極抵制。當攝影師按動快門時他猛地低下頭。連續兩次，氣得攝影師大罵一通“傻瓜”。

他必須記住自己是僱來的勤雜工，只有始終堅持“扮演”好這個角色，才有生還的可能。

1927年11月20日，在給大哥徐寶康的信中，他也如是自稱。大哥是個小學教師，心有靈犀一點通，收信後也立即化名胡公堂覆信徐瑋，表示已明白了他的處境。

就這樣過了三個月，既忐忑不安，又充滿希望。他知道錢西樵並不相信他的供詞，但也看出錢西樵還沒有抓到他的把柄。

然而沒有維繫太久，他便被押進了錢西樵的審判庭。這時，他還不知道叛徒已把他給出賣了。

(早上好，胡先生!)

錢西樵突然蹦出一句英語。徐瑋心裏一愣，但是他很快鎮定住了自己，顯然，錢西樵又在進行一輪新的試探。他不理他，抿着嘴唇不吭聲。

(你不回答，不太禮貌吧?徐瑋先生，謝公韜先生!)

徐瑋吃了一驚，原來錢西樵已經完全掌握了他的真實身份，便也用英語説：

“既然你們已經知道我的情況，一切悉聽尊便，還有什麼好囉嗦的呢?”

“不，不，正因為我們已經掌握了你的身份，我們更應該好好地談一談!”

錢西樵的態度顯得非常誠懇。他告訴徐瑋，他是一個非常愛才的人，像徐瑋這樣有才華的青年，他決不允許隨意將之摧殘。雖然徐瑋是大名鼎鼎受通緝的上海市政府委員，只要發表—個退出共產黨的聲明，他一定會以身家性命絕對保證他的生命安全。

徐瑋眯縫着眼，等錢西樵的滔滔不絕告一段落，他才鄭重地告訴錢西樵：如果能回答他的三個問題，他就退出共產黨。

他提出了三個問題，都涉及到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錢西樵一個也回答不了。

“對不起，既然你回答不出，我當然也不退出共產黨!”

經過那次攤牌之後，徐瑋知道自己的生命將走到盡頭。他寫下了這樣一首詩：“前人去後後人到，生死尋常何足道。但願此生有意義，那管死得遲和早。生死何計遲與早，灰色馬在門外叫。出門橫跨馬歸去，啼聲響處人已遙。”

他喜歡讀庫普林的小説《灰色馬》。庫普林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他運用新約全書上的典故，把灰色馬比喻為死神，認為人類的死亡無非是從一個場景轉換到另一個場景而已。徐瑋很欣賞庫普林對於死亡的瀟灑氣質，借《灰色馬》的格式寫下了這首詩。

從此，徐瑋天天向難友們講述革命道理。他利用放風機會，同個別同志談話，佈置獄中的地下工作。他要求黨、團員要把監獄當黨校，趁機會多讀點書，如蔡和森的《社會進化史》等。陸軍監獄的政治犯大多數還不知道黨的八七會議，不知道“土地革命”。徐瑋每天為難友們介紹會議精神，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宣傳黨的土地革命綱領。他利用放風機會，進行廣泛宣傳。 ^[3] 

1928年4月，徐瑋分別給母親、給兄弟、給朋友寫了信。他趕在劊子手動手之前把後事料理妥當。

1928年5月3日下午，外號叫“李判官”（一説“陸判官”）的看守拿着一串鑰匙來叫徐瑋等4人“提審”。在他把徐瑋拉出牢門以後，徐瑋高聲責問道：“今天槍斃幾個?”

“李判官”大吃一驚，嚇得把鑰匙、名單掉在地上，連話都説不出來。徐瑋和另外三個同志昂首闊步走出鐵門，回頭向難友們高叫： “同志們，今天要同你們分別了，你們繼續努力吧!共產黨萬歲!”

國民黨反動派知道徐瑋是個硬漢，所以糾集省黨部和偽省政府的人員一百多人前來參觀。徐瑋等4人一路高呼“共產黨萬歲”。法官不敢驗明正身，叫十幾個看守緊緊抓住4位革命者的雙手，直赴刑場。 ·

陸軍監獄裏的300多名政治犯聽到4位烈士高呼口號，十分感動，齊聲高唱國際歌來答覆四烈士。行刑時，每一聲槍響，活着的難友們就高呼一聲“共產黨萬歲!”直到第四聲槍響。國民黨“參觀”的人都嚇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回去。他們這才相信：“世上真有這樣一批不怕死的人”。 ^[3] 

1930年8月27日，國民黨反動派在浙江陸軍監獄內製造了“八二七慘案”，共有18位共產黨員被集體槍殺，時任杭州市學聯主席的陳敬森同志也在此列，壯烈犧牲。他的弟弟趕到杭州收殮烈士遺體時，在哥哥衣服的口袋裏發現一封署名為“九如”的遺書，這封遺書作為陳敬森的遺物被家人珍藏了起來。1954年春，陳敬森的家屬將珍藏24年之久的烈士遺書交給黨組織，輾轉保存在浙江省檔案館。

直到1982年，經中共浙江省黨史工作辦公室考證才發現，這封署名“九如”的遺書，並不屬於陳敬森烈士，而是屬於徐瑋烈士的，是徐瑋烈士在就義前寫下的。半個世紀後，這封署名“九如”的遺書才得以與徐瑋的家人見面。 ^[4] 

給家庭的遺書

我的家庭：在我的血流尚未停止時，得有機會遺書於你們，這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我要告訴你們的有下列幾件事：

（一）你們應當看我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戰鬥員，而不是一個家庭的子弟，更絕對不是孝順的子弟。我一生盡力革命，未嘗稍懈，對於你們既沒有絲毫補助，又缺少經常關係，所以我死後你們不應視我為家庭的一份子而為我悲傷，你們應繼續我志而奮鬥。

（二）我求學做事頗得友朋資助，債是我個人所借，當不能由你們代償，我的友朋也不會索償，請放心。

（三）我並未有異性的結合，請免掛念，未婚妻俞女（即指俞玉琴，當年由徐父包辦婚姻）與我概無關係，當聽其自由。

（四）我以天下為家，我的遺骸隨處可放，由它腐爛，不必運回，也不要花錢在杭營墓，這都是無意義的。

（五）一切誦經拜懺道場祭奠等等無聊舉動，為我所堅決反對者，當不宜有，即追悼會發訃文等等亦屬無謂，不應舉行。

（六）我友周贊明（即徐瑋的摯友，當時在海門中法藥房工作）與我相知較深，大哥、石弟應與之來往，可以解決許多困難問題。

（七）我現在心平如鏡，並不痛苦，人生莫不有死，槍斃死得最痛快，況我死得有意義，請勿念。祝

康健

九如

一九二八年二月九日

給大哥、石弟的遺書：

大哥、石弟：我與你們永別了。你們一定會明瞭我是為什麼而死的。你們對於我的死作何感想?你們將怎樣的紀念我?你們如果能明瞭我死的意義，便不應為我悲傷，你們應該勸導母親，善視母親，彼此相愛，努力上進。贊明是我的良友，雖抱負各殊，然情意實密，有何問題，可隨時與之商議，彼能力所及，定能竭誠幫助。

寶興

1928年4月18日

給朋友周贊明的遺書：

贊明：操刀必割，來日無多，趁此時機，略留數話。相知一生，一朝永訣，未免黯然。但我並不覺得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後我而來者會來。生活於此時代，便負有此時代的使命，人生之價值即以其人對於當時代所做的工作為尺度。生命時值之修短是不成問題的，用不着留戀與悲傷。不過像我這樣糊塗地隨便地無大貢獻於此歷史階段而就此消逝，我卻有些不甘心了。然同時我這段未完的工程自有別人來完成，不過多用一些氣力，多花一些時間罷了。大陽不久出來，黑暗終得消滅，那麼早死算得什麼!且我平生最大的病在於鬆懈而不緊張，這次打擊便是自食其果，即使僥倖而或免於仇敵，亦當受國家嚴厲懲罰，那末死卻又是應該的了。

我因盡力於我的主義，不顧個人私事，更談不到家庭(在我看來，家庭問題是不成問題的)，但我母親兄弟為我深切的操心，我不能不念及他們，這次因我之故，會陷於愁慘的境地，希望你能給予安慰與援助。我求學、工作，負債很多，我不能償還。我的經濟是獨立的，所以我的家庭也不能為我償債，請為我知照友朋，免使家庭為難。我停止了工作的身體，本不值一提。但恐他們胡鬧，所以也附帶説明，腐敗的肉體象痰吐(唾)一樣，決不要為他化什麼氣力，用什麼鳥錢，隨便放在什麼地方都可，不宜搬運，也不要營墳墓，一切無謂的事都不要舉行。他們窮苦的夠受了，為什麼還要為廢物受苦呢？

我此刻心中非常平靜，毫沒有痛苦，勿念。祝你與你的愛人健康——我到現在還沒有愛人，可憐哉！一笑！

你的老友W·Hsu

1928年4月18日

附件：“後死者”秘密寄出徐瑋遺書時的附函

贊明先生：你的老友不幸今天(五月三日)下午三時半於此就刑長逝了。一路高呼“打倒×××”、 “×××萬歲”等口號，為人異常慷慨，聞者悲痛，無不感動，因同是囚犯也。

此書有三封，一致他的母親及哥弟，其餘就是給你了。他是在四月二十八日（應為筆誤）提審後就寫好了的。今天現實了，故寄上，略盡友誼。

祝你努力！

五月三日夜

後死者上 ^[5] 

1928年5月4日，團省委在《浙江C·Y通訊》上發文悼念四位烈士，高度評價他們是“為無產階級利益而犧牲，是浙江C·Y的損失”。 ^[6] 

徐瑋的革命生涯僅短短五六年。但是，誠如他的遺書説的， “人生之價值即以其人對當時代所做工作為尺度。"即此而論，他在革命的“替換賽跑”小所走的一段路雖不幸僅是短短的，但在當時當地對其前人和後人所起的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作用，應該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他的言行一致、公私分明，臨危不懼、視死如歸以及最後遺囑不營喪葬，這些高尚品德尤足以模範當世，永垂不朽。 ^[5] 

父親徐錫齡，母親名字未知，長兄徐寶康，三弟徐寶石，未婚妻俞女。

徐瑋在給其兄弟的遺書，首先要求他們“勸導母親，善視(事)母親”。母親對他參加革命十分擔心，曾趁他1926年初奔喪回裏時，力勸他：“不如回鄉教書，可以享福，何苦在外擔驚受怕。”可他説：“一人享福和天下人都享福是不能相比的。幹革命就是要天下人都有福可享。樓下的磚頭總要有人去搬的，不然，高大的樓房怎能蓋得起來？”他雖這樣説，心裏卻是常常眷懷着他的老母。他把母親的照片裝在賀昌送給他的邊框上有鐮刀、斧頭浮雕的鏡框裏，放在案頭。他曾捧着母親的照片，對小沙渡部委委員史永感慨地説：“我大學畢業了，可還不能贍養母親。”

關於未婚妻俞女，徐瑋在遺書內説：“我並未有異性結合。”他立志要做個職業革命家，所以保持獨身。他曾與同志們説過：“中國革命將是長期的、很艱苦的。黨團的事業要幾代人才能完成。因此先要培養一批一輩子專做地下各種秘密工作的職業革命家，必要時也可晚婚或終身不婚。俄國共產黨從創立到勝利，就有無數的大大小小的職業革命家，一批倒下去，一批又起來。”徐瑋這樣説，也是這樣做的。遺書還説：“未婚妻俞女與我概無關係，當聽其自由。”這是因為，俞女與他是幼時由雙方父母作主訂的婚約。她幼時只讀了二三年小學，徐瑋曾多次要求家長讓她繼續讀書，以期走出家門，走向社會。但女方囿於舊思想，拒不接受。徐瑋不得已，只好提出解除婚約，女方亦無反應。徐瑋就義前聲明與她“概無關係”，是為了不誤其終身。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