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1986年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1989年3月任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並創建希望工程；2005年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中華慈善大會組委會副主任兼秘書長；2007年5月任南都公益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2011年任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潛心中國NGO事業20年，在非營利組織管理和研究領域有重要建樹，主編《中國第三部門研究叢書》，著有《叩問天人之際—徐永光説希望工程》。南都公益基金會以“支持民間公益”為宗旨，關注轉型期的中國社會問題，其實施的旨在改善農民工子女成長環境的新公民計劃，被譽為徐永光的第二個希望工程。

現任南都基金會名譽理事長。 ^[6] 

他體驗過多種路途上的人生。從日語翻譯、高級官員、企業老總，到自由撰稿人，只有在公益事業這扇門前，他停住了腳步。一些巧合與一些必然重疊在一起，讓他書寫了一段與眾不同的歷史。

1989年春天徐永光和幾個有共同理想的朋友在辦公室裏暢想基金會的發展方向。大瑤山孩子渴望讀書的眼睛在他腦海中閃現——希望工程的靈感就這樣誕生。19年來，徐永光和希望工程，給無數渴望讀書卻又無力上學的孩子點燃求知的希望。他在幫助孩子們完成求學夢想的同時，也讓自己的心靈淨化得如孩童般純淨透明。

“‘火炬’象徵着希望。傳遞愛與希望不就是奧運火炬接力的意義嗎？”得知自己成為聯想奧運火炬手時，徐永光如是説。在公益事業的大路上，火炬的光芒將伴隨着徐永光一路向前。

這位中國最知名也最富爭議的半官方公益組織負責人，選擇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會，成為一名社會投資家。

徐永光已經從中國青少年基金會引退，轉而成為一家非公募基金會的操盤手，從一名官方公益組織的領導者轉變成一名社會投資家。他運用南都基金會的資金進行社會投資，與商業風投追求經濟利潤最大化不同，他作為社會投資家追求的是所投機構的社會效應最大化。新公民學校是他的第一個社會投資項目。

從北京朝陽公園南門一路往東，經過北京綠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環外的馬各莊，葱葱綠樹和街心公園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兩旁的低矮平房與小五金商鋪，和一座名叫“朝陽區第一新公民學校”的小學。

這所小學，目的是要為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子弟提供高質量的教育。在9月開學之前，它已經悄然完成了一次轉變，一家名為南都公益基金會的機構介入了這所私人學校，為它提供155萬元的資金，並且為之建立校董會，挑選校長。新校長鬍益文將家搬到了學校，每天6點就起牀迎接學生的到來，他在這裏非常快樂，“因為看到學生們眼睛發亮精神好”！一學期100元的學費，和50元的餐飯費，就可以讓孩子們穿着免費的新校服，在中午時排隊到食堂打飯，然後對師傅説“謝謝”。老師們的月薪上漲了兩倍，儘管只有1500元。

譭譽參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歲時開始離開温州。用了7年時間，徐永光從一個幹事成為正局級幹部，職位是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在政治機構內部的升遷中，據説很多人一輩子也難以完成這一過程。

但是徐永光在這個位置上只待了兩年。1988年，徐永光決定辭去團中央組織部部長職務時，祖籍温州的南懷瑾先生希望徐永光為自己運營他推動修建的“金温鐵路”，這也是中國第一條無政府投資的地方鐵路。但徐永光選擇以10萬元註冊資金成立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徐永光的個人網站上寫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內外捐款逾30億元人民幣，救助貧困地區失學兒童289萬人，建設希望小學12559所，成為中國最具影響力的社會公益品牌”。

從1994年香港《壹週刊》對希望工程資金使用的質疑開始，關於徐永光的爭論就從未停息。日後徐永光總用一句話為自己辯解，他説這句話是南懷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誡他的：謗隨名高。徐永光的臉柔和而毫無稜角，對任何人都笑臉相迎，頭髮總是梳理得整齊，總是身着並不昂貴的深色套裝西服。難以想象這樣的人會身處爭議的漩渦中長達數年，曾經和《壹週刊》進行了6年的馬拉松官司，並曾接受過8小時的律師當庭盤問。

基金會的進化徐永光自稱，在1997年前後，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風頭正旺時，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風險太大，我幾次提出要結束。1997年時，我提出這是希望工程最後一輪”，原因是一個他無法解決的制度性難題：“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三種社會組織：第一是政府部門；第二是企業；第三是非政府非營利部門。這個部門應該是脱離政府的。但在官辦的情況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門的。從制度上講，理事會應該是第三部門的最高機構，可是後面還有政府這個婆婆，到底是理事會大還是政府大？”

另一個難題是這些官辦的非政府組織並沒有專門的運營費用。從公眾手中募集來的資金如果用來作為運營費用，必定難逃外界的指責。徐永光的解決辦法是用募集資金投資，用投資賺來的錢做運營費用。這也是他備受指責的原因：投資失敗、資金在誰的名下運作等等。

徐永光堅持在2001年辭去了秘書長職務，2005年他又辭去了青基會常務副理事長和隨後的中國慈善總會副會長職務，從當年11月開始籌辦南都基金會。

南都集團的董事長周慶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離開政府做公益，他離開政府做商業；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揚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慶治排在大陸百富第45位。

18年後二人殊途同歸，“沒有人説服我，我們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團投入三億元，一億元為註冊資金，另外兩億元作為基金會的本金，徐永光則是操盤手。“資助型基金會的定位有三種：一種資助社區服務和公益項目；一種培育非政府機構和社會企業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種資助學術研究和思想庫。南都基金會是前兩類。”徐永光説。這種新型的基金會和徐永光服務多年的半官方基金會截然不同。徐永光終於逃離了始終懸掛在他頭上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首先，南都基金會的架構容易理順；第二，不存在運營費用的問題；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擔心投資的問題。南都基金會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理事會，同時有獨立監事來監督基金會的運作。在理事會下設專門的投資管理委員會，負責資本運作基金會的本金。運作產生的收益則由專門的項目評審委員會和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來分配。因為他多年的公益組織經驗，徐永光正是負責資金分配的最好人選，“我從2007年的7月開始項目招標，招標的資金大體是2000萬元。這個錢要用來建設10所新公民學校。這樣的方式能夠保證資金使用的高效率。我會選擇優秀的機構，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資源，這樣也有利於這個行業的優勝劣汰。”

以風投方式運作除了專業的投資團隊之外，充裕的運營費用也讓徐永光可以為基金會招募到可以長期工作的優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學的碩士，也有北大EMBA的畢業生。雖然我們的收入仍比商業機構低，但是適當的金錢回報可以讓理想主義更持久”。南都基金會目前的中層管理者年薪10萬元。

徐永光至此成為一個管理着專業團隊的社會投資家。基金會的運作完全類似商業投資機構，只是社會投資家的目的是要尋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舉例而言，在新公民學校的項目中，南都基金會投錢保證學校初期啓動和三五年內的正常運行，卻並不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風投投入資金保證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運營和擴張費用，但卻不會介入公司的管理。商業投資機構如投行和PE會幫助自己投資的公司建立董事會，南都基金會也會幫助新公民學校建立校董會，“校董會的任務是把握學校大勢，整合社會公益資源，讓學校成為自助和可持續的公益機構，不再依賴南都基金會的資金投入”。然後，商業投資機構等待自己的投資產生豐厚股權回報；南都基金會則期待自己的投資能夠解決儘量多的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

不過徐永光面臨着和風投同樣的問題，手中握着錢，卻不知道投給誰，“找不到好的機構，好的個人。這個行業太弱”，“到時候，徐永光有錢花不出去，才會成為新聞”！這筆錢在2007年是800萬元，2008年將是1800萬元。

徐永光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出生於浙江温州一個城市貧民家庭。還沒學會説話，父親就離開了人世，母親靠給人縫補漿洗養育5個子女。

徐永光8歲才上學。那年母親已上班，哥哥姐姐都上學，誰也顧不上管他。看到鄰家孩子都在上學，徐永光也翻到户口簿，自己到學校報了名。那時貧民孩子交學費有兩種優惠，一個是分期，一個是減免，這兩種待遇，徐永光都享受過。

“童年的家庭生活和環境影響，往往能決定一個人一生的道路。”這一論斷可以用來概括徐永光的人生。“出人頭地”後推出希望工程幫助失學少年，也是命運讓他做出的選擇。

少年徐永光十分珍惜讀書的機會，小學五年級就當上少先隊大隊長，初一時就成為全校的第一個團員。“文革”開始，身為校幹部加“紅五類”的徐永光成為紅衞兵頭頭，然而不幸“站錯了隊”，被當作“現行反革命”被關、被打。後來越牆逃跑，躲到姐夫家鄉的一個小島養傷避難。

1968年3月，徐永光應徵入伍，當兵三年，他的最高職務是班長。退伍後進入温州郵電局當了汽車修理工。他不滿足於車鉗刨銑焊，想搞點小革新，想讀書。1973年的大學夢終因張鐵生而破滅。

“四人幫”被粉碎後，徐永光以一名解放者的熱情投入工作，被評為浙江省“郵電學大慶先進個人”。1978年抽調參加共青團十大籌備工作後，時任團中央組織部長的陳白皋要正式調他到團中央組織部工作。徐永光認為自己更適合基層。談話進行了整整一天，他才表態：既然組織上這麼信任我，那就留下好好幹吧。

徐永光的創新意識比較強，加上做事一向認真踏實，他在團中央的發展可用“直升飛機”來形容。不到7年，就從一名普通幹事升至組織部長。

徐永光是温州人，而温州人在南宋永嘉學派之集大成者葉適的“道不可須臾離物”和“善為國者，務實而不務虛，擇福而不擇禍”的影響下，形成了務實、創新、重商的文化基因。因此，温州人不怎麼熱衷政治，即使從政，也很少做成高官。

“仕途光明”的局級幹部徐永光也沒有改變温州人的官場宿命，他認為自己“做官不得要領”。80年代末期，人們都想幹點事、社會改革的氣氛很濃，同時，第一波“下海”潮興起，《基金會管理辦法》鼓勵成立“民間基金會”。1988年，共青團十二大通過了體制改革的決議。徐永光希望搞一塊實體，把事業開發做起來。不久成立團中央事業開發委員會，同步推進兩件事：一是創辦中國華青公司，後因清理整頓，公司沒有辦下來；另一個就是籌辦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結果基金會辦成了。

“如果公司註冊下來了，我會去做公司而不是做基金會。這樣的結果無非是中國多了一個小商人，也許就少了一個希望工程。”90年代末，徐永光曾經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康曉光説，“希望工程的出現有許許多多的因素，其中就有這樣一些偶然因素。這也許就是命運！”

“希望工程”的誕生是一個必然。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未解決温飽問題的人還有上億，每年有100多萬小學生因家庭貧困交不起四五十元的書雜費而失學。

1986年，徐永光曾在廣西柳州地區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他發現，“金秀瑤族自治縣共和村，全村人口2000多人，解放後沒有出過一名初中生，250名學生中，小學一年級學生71名，五年級7名，輟學率達90%以上。”

1989年初春，已經請辭團中央組織部長的徐永光和幾位志同道合者在辦公室裏暢想基金會的發展方向。大瑤山孩子渴望讀書的眼睛在他腦海中閃現，希望工程的靈感躍然而出。

公益事業有三個最佳選擇：貧困、兒童、教育。希望工程將這三個點捆到一起，一誕生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關注。匯款單如雪花從海內外飛來，到1994年，中國青基會和省級青基會接受的捐款總額達到了3.85億元，救助總規模達到了101.5萬名，建希望小學的總數量達到了749所。這些數字，是基金會原計劃的10倍、20倍。

超常規的發展，必然帶來某些方面的失衡，比如，全國地縣基金的數量難以控制，放任自流的現象已經出現。有些地縣籌到錢後不報、不交，要留下自己用於希望工程；有些未經授權，就以希望工程名義接受捐款。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樹大招風，謗隨名高。希望工程的捐款中，既有海外富豪百萬千萬元的投入，也有普通孩子幾元幾角的壓歲錢。由於這樣的規模和影響，整個社會都不允許希望工程有任何污點。因此，1994年1月21日，當香港一家名為《壹週刊》的雜誌以“千里追尋七千萬元下落，希望工程善款失蹤”為封面標題，説希望工程“數千萬撥款不知去向”、“窮人讀破校”、“掠水現象到處都有”、“港人捐錢無資料”時，善良的捐款人震驚了。

《壹週刊》的文章造成中國青基會和希望工程名譽的極大損失。據統計，在文章發表之前的25個月內，來自香港的捐款每月平均達300多萬港元，之後的數月內，每月僅有十幾萬港元捐款。

“為了希望工程和青基會的榮譽，我們只有豁出去了，就是刀山也要上，就是油鍋也要下。”徐永光諮詢了律師的意見後，對同事説：“我們打官司！把官司打到他們家門口去！”

徐永光沒有想到，這個官司，一打竟然打了6年。

在法律制度上，香港實施的是“英美法系”，內地實行的是“大陸法系”。由於是異地訴訟，徐永光和青基會毫無經驗，加上《壹週刊》試圖私下和解，其律師運用合理的法律程序設置障礙。對方提出一個證據需求，原告方就要經過6道環節當面呈交。開庭時間就這樣一拖再拖。直到2000年3月13日，此案才得以開庭。

徐永光作為原訴方的第一證人接受了對方律師整整一天半的盤問。在2000年4月出版的《中國青基會通訊》上，徐永光在《庭審歸來談感受》一文中説，有一處“很險”：

大律師讓我看一份1993年的希望工程公告，其中一項“1993年11月30日，希望工程接受捐款1億零400萬”，問我“是正確的嗎”？我回答“正確”。他反覆問了幾次，我心裏開始發毛，心想後面一定有個炸彈，不知何時引爆。在繼續盤問中，我突然想起來：審計報告1993年12月31日的捐款數為1億零100萬，就是説時間多了一個月，錢還少了300萬，這是怎麼回事？我很緊張，幸好下午的盤問時間到，沒有引爆。我舒了一口氣，趕緊回去查個究竟。原來在發佈公告時，財務沒有經驗，把非希望工程的捐款也統計進去了；而審計時則審查每一筆捐款的內容，減去了非希望工程捐款。第二天，大律師追問我這“300萬”問題時，我不僅把來龍去脈解釋清楚，還變被動為主動，闡明自己的觀點。

官司最終因鐵的事實和律師、證人等的出色表現而獲得勝利。2000年6月20日，法官判《壹週刊》誹謗罪名成立，並賠償青基會350萬港元。這是當時香港誹謗訴訟史上賠償額最高的案件。

凱旋而歸的徐永光沒有因此而輕鬆，他曾給希望工程概括了“八大隱患”：沒有納入統一管理的募捐“體外循環”；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營私”；不按管理規範辦事、另搞一套的“體制摩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帶來的“制度風險”；實施機構自己的“管理疏誤”；個別不負責任媒體的“中傷譭譽”；外界以偏概全的“失準評判”；道德風險導致的“自砸招牌”。

“這八大隱患像幽靈一樣徘徊在希望工程的身邊，每一個隱患的惡性發作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而另一方面，公眾要求我們萬無一失，這使得我們猶如在天堂和地獄之間走鋼絲，每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惶惶不可終日。”

2002年，《南方週末》準備在3月21日的報紙上刊登記者採寫的調查徐永光的報道。這篇調查列舉了徐永光挪用超過一個億的捐款草率投資、放在私人名下炒股、指示下屬做假賬、為青基會少數領導“謀取”第二套住房、在香港設有“秘密賬户”等“十大罪狀”。

然而，3月20日晚上，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週末報社通知全國十餘印點停止印刷，撤換新版。

需要説明的是，這個調查中，沒有徐永光本人的聲音。

這次“舞弊報道”風波，又將徐永光推入“黑幕”。

時隔5年，徐永光對此事表現得十分坦然。“我想得很明白。南懷瑾先生早在十幾年前就告誡我：‘永光，你要記住一句話，謗隨名高。’做這麼大的事情，承受這些算不了什麼，心底無私天地寬嘛。”

實際上，此時對徐永光困擾最大的，不是此類“中傷譭譽”，而是民間組織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所帶來的“制度風險”。從1988年國務院《基金會管理辦法》頒佈實施直到2004年執行新的《基金會管理條例》，我國基金會一直處於“零成本”運作狀態。《辦法》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的工資和辦公費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開支”，這意味着基金會不能從捐款中列支工作成本。

“我們只能打捐款收支的時間差，去搞投資增值。”

從整體上看，青基會的投資是盈利而不是虧損的。審計結果表明，到2002年底，中國青基會的增值扣除虧損部分，淨收益是7400多萬。“正是這些純收益，支撐了希望工程10多年的運行。世界上哪個非營利組織能夠‘零成本’運行如此？”説到此，徐永光有些憤憤不平。

“投資項目裏確實有失誤的，對此，我需要承擔決策責任。但是，我個人的自律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假設我有過一分錢的不檢點，今天也不可能在這兒和你聊天了。”

“希望工程”類的神話和徐永光式的英雄傳奇不會再有了。因為，法制在健全，公益文化正在規範，所有的公益領袖都將回到制度之內，要麼決策，要麼執行，他們只能是“機構治理”中的一部分。

“物有本末，事有始終。”到2005年國家的“兩免一補”政策全面實施的時候，徐永光最初要讓農村窮孩子讀得起書的願望完全實現，他的希望工程的使命已經結束了。

而此時的青基會，已經建立起一套比較完整的管理體系，培養了一批成熟的專業人才。

“青基會有沒有我都無所謂了，我再做其實也是浪費。”受《道德經》“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影響，徐永光萌生了退意，相繼辭去了秘書長和常務副理事長的職務。

2005年初，受中華慈善總會會長範寶俊的邀請，徐永光出任中華慈善總會副會長。

這一年，民政部部長李學舉提出要召開“中華慈善大會”，徐永光任大會組委會秘書長。他急切地想讓草根組織登堂入室，在他推動下100多位草根組織代表應邀參會，一批草根組織代表獲得中華慈善獎的殊榮。徐永光自己也被最基層的這些民間公益組織朋友們的精神感動得難以自已，也為他們的困難和艱辛憂慮萬分。他寫過一篇《非公募基金會，揹負中國第三部門的希望》的文章，現在他想自己試試了。

中華慈善大會一結束，徐永光就向範寶俊會長提出辭職，理由是：“我的心野了，收不回來。”

想起那段短暫的經歷，徐永光半開玩笑地説：“我這個人，一直是有九分能力只做七分的事情。只有這一次，我的能力小於我希望推動的事情。於是，馬上知難而退。”

《易經》中有一句話：“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徐永光深諳此道，總能把理想主義的激情和腳踏實地的務實結合得恰到好處。

兩會期間，胡錦濤總書記參加政協工青婦三個團體的聯組討論。小組安排的9名委員發言後，還餘半個小時，主持人宣佈：“現在自由發言。”全場一片沸騰，委員們舉手一片。徐永光的座位比較靠後，等主持人點是沒戲了。於是也顧不得斯文，跑出座位一把搶到了話筒，向總書記建言應該發揮民間組織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作用，還列舉了民間組織登記難的問題。 ^[2-3] 

該低調時低調，該張揚時張揚，該進則進，該退就退，這就是徐永光，決不含糊。

2006年，徐永光似乎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直到2007年2月4日，他以南都公益基金會籌辦人的身份露面中央電視台《春暖2007愛心總動員》，並宣佈出資千萬元支持農民工子女教育。

頃刻，他的短信爆棚了，有人稱他是鳳凰涅盤，有人打聽“南都公益基金會”的出資人是誰。

實際上，這個基金會將由南都集團出資1億元人民幣註冊。該集團董事長周慶治曾在浙江省委工作，是徐永光的同鄉兼朋友。18年前，他倆幾乎同時下海，一個經商，一個做公益，如今做生意的把生意做大了，辦公益的也把公益辦出了名堂，兩人又走到一起關注第二代移民的教育。

南都公益基金會從2006年年初開始醖釀。當年2月，徐、周討論了《南都基金會設立計劃書》，提出“2006年3-4月向民政部遞交註冊申請，2006年6月機構掛牌”。但是到2007年5月11日，他們才收到《南都公益基金會設立登記的批覆》。

“基金會審批歷時1年，與預期的時間相去甚遠”，徐永光説，“這個過程，應了好事多磨這句老話。”

雖然“多磨”，“省慣了”的徐永光和籌備組卻一直努力節儉辦事。一年多來，籌備組業務招待費一項共支出7600多元，每月不到600元。有一次，理事長何偉到民政部籤備忘錄，基金會工作人員花費600元安排了一桌飯菜。徐永光當着理事長面批評他們：“理事長又不是外人，點那麼多菜乾嘛！”

南都基金會的運作模式與國際著名的大基金會有諸多相似之處，比如，福特基金會通過一個投資組合來實現基金會的增值，南都基金會在理事會下面也設立了一個投資委員會，“這個做法將為國內基金會的投資探出一條路子。”

在“花錢”方面，南都基金會和福特、蓋茨基金會一樣，定位為資金提供者。“南都基金會鎖定農民工子女教育，80%的支出用於這個領域，我們進行項目招標。”徐永光説，南都基金年會只有五六人管理項目，但是一年下來，“起碼有十倍或更多的人來花這些錢做事。”

“支持民間組織”也是南都基金會的一個使命。“這樣不僅讓優秀的民間組織有錢做事，還能使資金的效率達到最大化。有人可能想不通，我們有這麼多錢，幹嘛要給別人花？我們自己養得起幾十個人啊！但是自己養人幹活，一定是低效的。”

8月9日，剛剛立秋的北京迎來了熱情萬丈的豔陽。正在開“新公民學校發展中心理事會”的南都基金會迎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民政部部長李學舉。

李學舉是徐永光在團中央時的領導，後來李學舉到民政部任職，徐永光辦了中國青基會。

“各奔前程”19年後，兩位老同事又“殊途同歸”走到了一起。這次李學舉還是徐永光的領導，代表業務主管單位對南都基金會表示支持，提出希望。滿頭銀髮的李學舉與會議室中的專家志願者們一一握手致謝，語重心長地説，保障農民工孩子受教育的權利是政府的責任，但是從他從事政府工作多年的經驗來看，政府做不到“包打天下”，人手也不夠，所以南都基金會實施新公民計劃、捐建新公民學校，關愛農民工子女的成長，意義非凡。

李學舉肯定了南都基金會成立以後的工作，認為非常規範、民主、透明，高效。希望它在非公募基金會類型的民間組織中，能夠起到典型、示範、榜樣的作用，樹起一面旗幟，促進民間組織特別是基金會事業的發展。 ^[4] 

2021年12月，列入《2021中國品牌人物500強》榜單，排名第493位。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