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學

形象學是影響研究的一個新的分支和擴展。

與其他三個分支相比，形象學在注重事實的基礎上，把研究的目光更多的投向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及其所體現的文化衝突和對話上。

形象學形成於法國，是比較文學裏比較新興的學科。但就文學作品中對異國的描述已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西方文學中早期的流浪漢文學、遊記等，中國五四時期較多的一些翻譯作品等，都可以讓人有一種關於“異鄉”的概念。

作為一門學科，形象學首先要替自己定位。“形象學首先就令文學史家們生疑。異國形象屬於對一種文化或一個社會的想象，它在各方面都超出了文學本來意義上的範疇，而成為人類學或史學的研究對象。”這令得形象學既不討好於文學純粹學主義者，也不討好於民族主義者。但即使形象學面對的是如此多學科交匯的複雜局面，它依舊還是成為了人們研究時所不可避免的話題，跨學科性不僅是形象學研究的困難之處，也成為了形象學研究的特點之一。

文學作品中的形象研究之所以能夠存在，在於“社會與文學”的聯繫，“文學至少是社會的表現，因為可以通過文學，破譯出一個社會在他者那裏產生的幻像。”這是比較文學中形象學之所以能夠存在的理論源泉。文學記錄作者內心最真實的最坦誠的情感，而這些情感又大多受外界影響刺激，所以大部分維護形象學的學者們不願意人們僅僅將形象學理解成單純的“社會學”和“民族心理學”，就連文學中有關異國的描述也僅僅是作為形象學考察的一個方面。而挖掘文學作品中出現的“他者“形象”和這種形象如何被製造出來，又是如何生存的，又能夠揭示出文學最“根本”的問題。

形象學的主要任務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樣互相觀察的：讚賞和指責，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或不理解，口陳肝膽或虛與委蛇。”

《法國文學中的英國和英國人》

讓·瑪麗·卡雷、基亞

比較文學的任務是“各民族間的、各種遊記、想象間的相互詮釋”。

形象學的“形象”不同與一般意義的“形象”，它特指“異國形象”，體現跨種族、跨文化的性質。

形象學的“形象”不僅僅指異國的人物、景物，也包括作品中關於異國的情感、觀念和言辭的總和。

“社會集體想象物”是某一社會對某個相異的集體或社會文化所做的闡釋，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言説。

“社會集體想象物”按羣體分，代表一個羣體對另一國家、民族的文化觀照，集中體現了一個羣體的認知特點。

“社會集體想象物”是一個建構性存在，它會隨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變遷。

套話指“一個民族在長時間內反覆使用、用來描寫異國或異國人的約定俗成的詞組”，是民族心理定勢推動下對他者形象的一種象徵性表述。

套話是表述“社會集體想象物”的最小單位，作為一種想象物，套話不一定與事實相符，多是出於自身需要對異國形象的虛構。

套話在個人表述與社會之間建立起某種一致性，眾人認可，眾人使用，在話語交往中有特定的所指，標誌着對他者的固定的看法。

“他者”是自我意識完成不可缺少的部分，人們須從他人的映像中來確認自己。

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

黑格爾認為自我的整一性必須經由對對立之物的揚棄而完成，因此，在自我與他者的關係中，“他者”是自我意識的完成不可缺少的參考系。

“中華民族”的觀念就是隨着空間的擴展和“他者”的出現而逐步形成的。

形象學研究的重心是文學作品中的異國“形象”問題，異國相對於主體而言應該屬於他者範疇，即不同於主體的排他性質。而這裏所説的“形象”的概念到底是什麼？巴柔在文章中這樣定義形象，在我看來，很有概括性，在與“他者”進行的有意識的區別後，對異域的自覺感知具象為文字，“形象即為對兩種類型文化現實間的差距所作的文學的或非文學，且能説明符指關係的表述。”形象是對一種文化或者社會的想像，它有時候反映在作品中是一種社會集體想象物的複製品，同時也可以是充滿文學性的“烏托邦”，可歸根到底它都可以納入社會集體想象物的範疇，這裏的社會集體想象物同時具備相同性和相異性。而“形象”不僅可以介入社會的精神生活層面，也可以是對社會總體面貌的概述。

形象學之所以能區別單純的社會研究學在於形象學中“形象”的文學性，即幻象性,“它將文學形象主要視為一個幻影、一種意識形態、一個烏托邦的跡象。”對於研究者來説，更有意思的便是研究這類“形象”的幻想性，“研究的是行行色色的形象如何構成了某一歷史時期對異國的特定描述。”例如夏曉紅對 “洋鬼子”這一套語的歷史溯源和追問，它使我們對這個“似懂非懂”的歷史名詞背後隱藏的漫長的歷史情感接受歷程有了總體的把握，從而又能挖掘隱藏在這一名詞背後中國人的喜怒好惡，所有接受美學和符號學能成為“形象”研究的方法之一也便情有可原了。

形象不僅僅是接受者對“他者”表現出的一種喜怒好惡，還是一種“象徵性”的語言。這種語言具有注視“他者”時所有的反思性，還有“注視主體”所不同於客體的一面。在文學上表現出來便是理想性，也有着莫哈所説的“烏托邦”性質，而這“烏托邦”性質是最忌確定性的。“形象”身上同時具備同一性和相異性。書寫形象的過程，其實不是一個編程的過程，而是企圖將一種文化或者更加複雜難言的東西抽象成具體文字的過程，也就是符號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必然會失卻許多複雜豐富性，套語作為“形象”的表現形式之一，其形成過程就是這樣。

作者創造一個“形象”，有時也是為着某種意識形態的目的，好比夏曉紅編的形象學論文集中有人對盧梭在五四時期在中國的傳播歷程，這裏的“盧梭”已經不僅僅是原先意義上的客觀存在，基於當時的社會形勢和思想變革要求，“盧梭”的思想和形象是通過一系列複雜的接受和過濾之後才被作品重新定位。如何還原真正的盧梭和對當時出現的“盧梭幻象”進行分析和研究是很有意義的一個課題，它幫我們梳理了我國五四時期人們的一種文化心態和社會現實，對主體和他者的研究都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從縱向來講，套語的形成其實也是形象單一性的過程，“盧梭幻象”也具有某種單一性，如何還原“他者”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整合某一歷史階段對“他者”的印象也是形象學多面對的複雜問題之一。

“形象”可以同時具備文學性（幻象、虛構）和單一性（套語），對這類相異性的記錄的主要方式便是描述。“形象”是一種描述，而且是一種有差距的描述。文學中的描述是形象學所要考察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説的大多都是針對於文學中的描述。因為只有文學這類“詩化”的文本才可以被人們拿來直接閲讀和詮釋。

文學類異國“形象”中包括虛構的夢幻世界和真正的客觀反映，無論如何這類描述都或多或少的接近真實卻又不得不引人推敲。因為這裏的“形象”“是經過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要研究“形象”不僅僅是要研究“他者”，還要分析主體。

形象學研究的意義並不是幫我們鑑別真偽，而是研究這類形象是“怎樣被製作出來，又是怎樣生存”，這不僅對“他者”有着認識意義，對主體自身的認識也具批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