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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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陽（1874~1945），字春曦，號暄初，新昌梅渚鎮張家店村人。幼年隨父業農，及長，儀容修偉，臂力過人。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考入浙江武備學堂，期間結識張嘯林，二十七年以正科第二名畢業，歷任浙江常備軍及新軍多項官職。辛亥革命光復杭州時，張載陽駐守鎮海，率軍響應，後擢升至旅長師長，授陸軍少將銜，併兼杭州警備司令。1913年，任台州鎮守使兼禁煙督辦，切實禁止台温一帶鴉片煙毒，受省都督府嘉獎。民國元年（1912）9月任浙軍第二十五師五十旅旅長兼杭州警備司令，授陸軍少將。2年（1913），二次革命爆發後，以旅長兼浙江省城衞戍司令。3年（1914）7月，任浙江台州鎮守使，後升中將。5年（1916），任浙軍第25師師長、嘉湖衞戍司令。7年（1918），任浙軍第二師師長，11年（1922）11月任浙江省省長。12年（1923），授陸軍上將銜。13年（1924）9月，江浙戰爭時，任浙滬聯軍第三軍司令，兵敗去職。

張載陽(9張)

1922年10月張載陽任浙江省省長，翌年授陸軍上將。任內關心和重視地方公益和慈善事業。興建杭臨公路及紹興、曹娥、嵊縣公路，還成立杭州大學校董會，籌建浙江藝術專科學校，募修杭州岳墳、錢王祠、紹興禹陵。對家鄉建設，興修水利，建橋修路，造先賢祠，大佛寺新社，編纂縣誌傾力相助，並以在杭新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籌集銀元五千元重建大市聚鎮。 1924年江浙戰爭後，張載陽卸任住杭州井亭橋“暄廬”寓所，謝絕視事，精研書法，杭州西湖、靈隱、天竺、岳墳、九溪等處均有其題額書聯。筆者多年來收藏張將軍楹聯多幅，所書雍容大度，筆力圓潤，字如其人，且其聯句也富哲理，如：“至性至情得天者厚，實心實政感人也深。”、“壁上琴絃外奏，書中玉紙背磨。”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日寇大肆入侵，杭城告急，省級機關紛紛後撤，親日派謀設維持會，欲張主其事。為擺脱糾纏，張將軍率全家星夜渡江返籍，住縣城下市街故宅，後又遷居老家張家店。時老幼三十餘口，經濟拮据，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雄欽其為人，欲聘為省議員，給予經濟援助，張將軍婉謝。1944年夏，日軍突至其家，威逼利誘其參加維持會，張將軍厲聲斥道：“豈能為漢奸，唯有死耳！”日敵惶然而退。其凜然氣節，正所謂：“實心實政感人也深。” 抗戰勝利仍返杭州，1945年11月17日因病卒於杭州。

任內曾支持興建紹（興）曹（娥）嵊（縣）公路，籌建浙江藝術專科學校，募修杭州岳墳、錢王祠、紹興禹陵，倡議和支持擴建杭州幾家劇院和遊樂場所，還支持和資助家鄉興修水利，建橋修路，造先賢祠、大佛寺新社，編纂《新昌縣誌》，並以在杭新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籌集銀元5000元，重建大市聚鎮。

卸任後，住杭州井亭橋“暄廬”寓所，謝絕視事，研讀道教書籍，練習書法。杭州風景處多有其題額。曾應邀為紹興稽山中學題寫校訓“卧薪嚐膽”匾額，高懸於府學禮堂正中，“文化大革命”中被毀。抗日戰爭爆發後，不畏日寇威逼，拒絕出任偽職，星夜渡江返籍。鄉居艱難，身心憔悴。民國34年（1945）秋，攜全家返杭，舊居毀壞不堪，國民黨接收部隊盤踞其宅，滋擾不已，遂憤極致病，11月17日卒於杭州。因家無恆產，靠親友鄉紳資助了結喪事。

張載陽，今誠愛鄉張家店村人。出身農家，幼年隨父業農。及長，儀容修偉，膂力過人。歷任浙江 常備軍步隊哨官、旗官、隊官；浙江新軍第三營管帶，八十四標標統。辛亥革命光復杭州時，駐守鎮海，率軍響應。後升任四十二協協統。 ^[2] 

浙江都督府成立後，湯壽潛邀共協理軍務，不就。1912年，任浙軍二十五師五十旅旅長，旋調十一旅旅長，授陸軍少將銜，併兼杭州警備司令。1913年，任台州鎮守使兼禁煙督辦。切實禁止台温一帶鴉片煙毒， 受省都督府嘉獎。“二次革命”爆發後，以旅長兼浙江省城衞戍司令。後參與浙江武備派發動的政變，趕走效忠袁世凱的浙督朱瑞，浙省再次宣告獨立。後推舉呂公望繼任都督，成立護國軍政府，張改任第二師（原 二十五師）師長兼嘉湖鎮守使及前敵司令。1919年8月，盧永祥任浙江督軍，張任浙江軍務會辦。1922年11月，張出任浙江省長，兼陸軍第二師師長。任內，起用張壽鏞管理財政，健全税制，堵塞漏洞，償還積欠。 又支持興建杭臨公路部分區段及紹（興）曹（娥）嵊（縣）公路。還成立杭州大學校董會，籌建浙江藝術專科學校，關心家鄉建設， 先後支持和資助家鄉興建水利，建橋修路，造先賢祠、大佛寺新社，編纂縣誌。並以在杭新昌同鄉會會長名義，籌集銀元五千元重建大市聚鎮。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浙江屬皖系盧永祥轄區，張受任“討賊”（指直係軍閥）聯軍”第三軍總 司令，陳兵衢州，以防禦孫傳芳部自閩北入侵。直係軍閥以財色買通其部屬，浙軍不戰而潰。張載陽受到盧軍猜疑指責，為顧全大局，張乃趕赴請罪，盧部將士受感動，遂放棄與浙軍火併之念。是年10月14日，張即隨盧離浙，江浙戰爭平息。

卸任後，住杭州井亭橋“暄廬”寓所，謝絕視事，研讀道教書籍。晚年精書法，杭州西湖、靈隱、天竺、岳墳、九溪等處均有其題額。1926年10月，浙江省長夏超因響應北伐未遂，為孫傳芳殺害。張多方奔走，乞屍歸葬，並安撫家屬同僚，穩定浙江政局。在1927年4月，浙江軍務善後總督盧永祥、省長張載陽曾建議並準備舉辦西湖博覽會。但就在此時，齊、盧雙方交了戰，博覽會之事遂告流產。任內曾支持興建紹（興）曹（娥）嵊（縣）公路，籌建浙江藝術專科學校，募修杭州岳墳、錢王祠、紹興禹廟，曾任岳廟管理委員會主席，主持編修《新昌縣誌》，籌資重建新昌大市聚鎮，熱心地方公益事業。

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後，日軍大肆入侵，杭城告急，省級機關紛紛後撤，親日派謀設維持會，欲張主其事。為擺脱糾纏，張率全家星夜渡江返籍，住縣城下市街故宅，後又遷居老家張家店。時老幼三十餘口，經濟拮据，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欽其為人，欲聘為省議員，給予經濟援助，張婉謝。 ^[3] 

1944年夏，日軍突至其家，威逼利誘其參加維持會，張厲聲斥道：“豈能為漢奸，唯有死耳！”敵惶然而退。抗戰勝利後攜全家返杭，時屋宇毀壞不堪，平生積聚之金石書畫及珍玩蕩然無存，加之國民黨接收部隊盤踞其宅，滋擾不已，因喟然嘆曰：“吾領兵數十年，不圖劫後餘生，乃為兵所窘若此！”憤極致病，1945年11月17日，卒於杭州。

行武出身的張載陽，于軍政之餘喜弄翰墨，造詣宏深，成就卓著，以雄厚剛健的書風，在高手如林的近代現江、浙、滬書壇，立穩腳跟。《近代名賢墨跡大觀》序言中雲其：“書學晉唐，字如其人，襟懷超逸，識者敬服，然不輕易於人書，有至好親朋乞得片羽，珍同拱壁，晚年研讀道教書籍，於書法用功更勤，尤顯爐火純青。”現今浙江杭州西湖、靈隱寺、天竺、岳墳、九溪等處及紹興等地許多名勝均有其題楹聯或匾額。

張載陽的書法如同近代許多書家一樣，以勢為尚。表面上看，取法是“取法晉唐”，其實是直溯商、周書法之源和六朝隸、正之變，窺尋其構成的奧秘和稚拙變化之勢，推求書法藝術更深層的內在規律，以質為研，以勢為法，取碑、帖之長，冶於一爐而不露痕跡。張載陽留下的書作，以對聯、題額居多。此聯行筆大度，自然貫氣，筆意連貫，於不激不歷中，流露出書寫者傲岸霸才的大將軍氣概，這正暗合其書“書如其人”之譽。

對聯由於是各字獨立，所以對單字要求比較高。此聯每字厚重、穩妥，有的字表面看上去傾斜，但重心仍很平穩，如上、下聯前兩個字都是數字，筆畫多為橫、豎，書寫起來有難度，為了避免雷同，“十”、“二”兩字非常端正，而“廿”、“四”取斜勢，這樣一來與上聯既有鮮明的對比，端莊嚴謹中又不乏跌宕生動。結體精密內斂，疏密有致，點畫變化多端，如“外”、“多”、“後”、“無”四字多達九個“點”，各不相同；“跡”、“奇”、“書”等字，橫豎粗細對比突出，無不表現出作者匠心獨具。我以為，書寫對聯貴筆到、意到、神到，張氏斯作臻此境界。張載陽的書法作品編入《近代名賢墨跡大觀》、《名人楹聯墨跡集粹》等。

大世界遊藝場在延安路和仁和路交叉口、採芝齋對面，建於1922年，張載陽創建，經理陳慎孚。佔地七畝多，初只有共和廳和大舞台兩個演出場及溜冰場（旱冰）一個。至1935年已擴建起三層高樓，走廊環繞，有大小演出場八處，同時演出各種劇目，最大劇場可容行千人，以演京劇為主（後獨立開門於東坡路成東坡劇院），杭州著名小京班在劉鳳山率領下曾風靡一時。大世界門票始銀幣貳角，下午進場，可接連看日夜兩場，劇目任選隨座。另闢有茶室，菜麪點館，小賣部等。開辦初還自辦《大世界報》介紹説明書。抗戰初停業，勝利後復業，解放後改名人民遊藝場，1954年停辦，改為中蘇友誼館。1986年拆建，1990年10月建成，開門於東坡路7號，名杭州市文化中心。闢有多種娛樂廳座和服務項目，成為國內外各界人士開展文化藝術交流活動中心。

峯巒或再有飛來,坐山門老等; 泉水已漸生暖意,放笑臉相迎。——張載陽題靈隱寺

皦日矢忠心，千古仰軍人鉅鑊；棲霞新廟貌，萬方拜中國英雄。——張載陽題岳飛廟墓。

聯雲：父母者有形之天地也，天地者世形之父母也。——在葛嶺抱朴道院牆外面南巖壁，“枕漱亭”3字 ，凸刻行書，每字高120釐米，寬90釐米，整幅直排，民國12年（1923年）張載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