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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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甘肅省檔案局幹部，1979年2月，甘肅省檔案局幹部張浩回洛陽伊川縣老家探親，發現村裏正分產到組，因家裏勞動力不足，少分了幾口牲口，張浩遂向黨中央寫信，陳述了自己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滿，希望中央將農村生產體制改回人民公社制度。他認為“現在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該穩定，不能隨便變更，輕易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組，是脱離羣眾，不得人心的。”

1979年3月15日，張浩的信被刊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人民日報》同時配發了編者按，支持張浩的觀點。這立刻帶來了已推行農村改革地區的震動，使改革陷入“混亂”。

伴隨着萬里、王任重、胡耀邦等領導人的介入，這場史稱張浩事件、焦點為農村改革是否該繼續的爭論，幾近白熱化。

人民日報前農村部主任李克林回憶，張浩來信見報後，洛陽、盧氏等縣也迅速作出決定，一律停止搞責任制。

據原安徽省省長王鬱昭回憶，張浩事件發生後，責任田制度推行廣泛的安徽省受到的影響最大。

現任全國政協委員的錢念孫記得，張浩事件之初，安徽省軍區的一位副司令曾專程到肥西縣委，對該縣實行包產到户 表示不滿後，稱如果這樣下去，“軍隊絕不答應。”迫於壓力，肥西縣委只好停止實行包產到户。

讓萬里堅持責任田的依據，是他對中國農民困苦生活條件的認識。在時為萬里助手的吳象記憶裏，十一屆三中全會以 前，相比其他省份，安徽的浮誇風更盛，大災之年上報豐收，生產隊長帶人逐家逐户翻箱倒櫃搜糧上交。

大量農民死去，而一些地方為粉飾太平，出台了“死人四不準”規定，“一不準淺埋，要深埋三尺，上面種上莊稼； 二不準哭；三不準埋在路旁；四不準戴孝。”“你們可能還記得人民公社化後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病、餓死人。”張 浩事件20年後，1998年，萬里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很是動情。

可以證實的是，當時堅持改革，舉步維艱。

為形成正確的輿論導向，萬里決定也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

安徽省農委的辛生、盧家豐給《人民日報》寫了一篇題為《正確看待聯繫產量責任制》的信。信中説：“包產到組” 和“包工到組，聯繫產量計算報酬，實行超產獎勵”並沒有什麼本質不同，它既不改變所有制性質，又不違背黨的政策原則， 為什麼卻把它當作“錯誤做法”，要“堅決糾正”呢？……好像“包”就是資本主義，一“包”就改變所有制性質，集體 經濟馬上就要瓦解了，這種看法實在是站不住腳的。

1979年3月3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這封信，同時配發了題為《發揮集體經濟優越性，因地制宜實行計 酬辦法》的編者按語，承認1979年3月15日刊登的張浩來信及按語中“有些提法不夠準確，今後要注意改正”。表示：“不管用哪 種勞動計酬方式和辦法，不要輕易變動，保持生產的穩定局面。

信件的發表以及人民日報的表態，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張浩事件帶來的不良影響。進而，包產到户逐步走向公開化。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等人在多個場合下表示支持改革後，才得到解決。

《人民日報》張浩來信：分田到户怎麼搞農業現代化

1979-03-15 人民日報 第1版 專欄：來信

“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

編者按：我們向讀者特別是農村幹部、社員推薦張浩同志這封來信，希望大家認真讀一讀，想一想，議一議。當前，我國從南到北陸續進入春耕春播大忙季節。我們要在穩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的前提下，認真執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搞好勞動計酬工作，把社員羣眾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適時地、高質量地完成春耕生產的各項任務。

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搞好勞動計酬工作，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統一分配和統一使用勞動力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繫產量計算報酬，實行超產獎勵。這裏講的包工到組，主要是指田間管理，這是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一種勞動計酬方法，可以使幹部、社員從物質利益上關心生產成果，有利於克服平均主義。但是，這同“分田到組”、“包產到組”完全是兩回事。人民公社現在要繼續穩定地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不能在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匆匆忙忙地搞基本核算單位的過渡；更不能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我們認為，張浩同志的意見是正確的。

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認真學習三中全會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吉林省南崴子公社的經驗説明，只要羣眾真正瞭解了中央精神，都不會同意以作業組為核算單位的做法。至於在勞動計酬上採取哪種方法，還是要從實際出發，聽取羣眾的意見，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

最近，我到河南出差，在洛陽地區看到、聽到一些有關“包產到組”的情況，介紹如下：

據有關大隊、生產隊幹部和社員羣眾説，洛陽地區的不少縣社，已經、正在或將要搞“包產到組”（也看到一個隊正在醖釀分組）。即採取自找對象、自由結合的辦法，把生產隊分成若干個組，每組四十至四十五人，按每户六、七人計，約六至八户為一組。然後將生產資料，即土地、農具、大牲畜分到各組，包種、包產。有的社隊還把生產隊的庫存糧食也按組分光了。他們説，這是第一步，下一步還要分田到户，包產到户。聽説有個地方還召開了推行“包產到組”的現場會，會後縣社催得很緊，責令快分，説這是調動社員積極性的一項重要措施。我到的一個大隊和十幾個生產隊，除個別隊頂着不願分外，其餘都已經分開了。

幹部和羣眾對此做法持懷疑態度，他們稱這種組為“互助組”。他們知道我是在甘肅“省上”工作的，推想可能我會清楚，非常關切地向我打聽：“分田到組、包產到組”是不是黨中央的“新精神”？“上頭”有沒有通知？你們甘肅省這樣搞了沒有？河南省是不是各處都這樣搞了？等等。

我沒有看到和聽到黨中央有此精神或文件，就照實説了，並説甘肅省沒有這樣搞。他們聽了很滿意。有的還説：“我就想中央不會發這樣的文件，肯定是咱們這裏的土辦法。”

我看農村幹部、羣眾很關心這事，有意想聽聽他們的看法。我問了兩個大隊幹部（一個支部副書記、一個支委），兩個生產隊幹部（一個隊長、一個保管員）和不同出身的社員。兩個大隊幹部説：“現階段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制度已經二十來年了，實踐證明是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羣眾也都慣了。分田到組、包產到組肯定會削弱和動搖隊為基礎。”他們表示很不理解“上頭”為什麼要讓這樣幹。他們還説：“公社化剛搞起來時，吃大鍋飯、一平二調，步子快了，那是錯了。後來實行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實際上是人民公社的形式、高級社的內容。再退到組，就又錯了。”

兩位生產隊幹部擔心分田到組、包產到組以後，生產隊將無法實行有效管理，生產計劃、勞動調配不好做，現金、實物也不好分配，還可能帶來混亂。他們説：“這個組產量是五百，那個組是四百，這個組工值是一元，那個組是五角，拉平分配肯定通不過，各分各的豈不是以組為核算單位了嗎？用這個辦法來調動積極性，我們看不中啊！”貧下中農社員直截了當地説：“這樣分田到組，怎麼能搞農業機械化、現代化？”一位六十來歲的富裕中農説：“這樣搞也許能行，就是拖拉機可使不上了。”“拖拉機也包給個人。一台‘四○’拖拉機，一年向隊裏上交五千塊錢。包給個人跑去了，還能使上嗎？”

我認為：如果從便利管理，加強責任心着眼，劃分作業組是可以的，在很多地方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但作業組只是一種勞動組織形式，象上述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組，已不是作業組，而有點象一級核算單位了。現在實行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符合當前農村的實際情況，應充分穩定，不能隨便變更。在條件不成熟時，輕易地搞大隊核算，是脱離羣眾，不得人心的，會挫傷幹部、羣眾的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另一方面，輕易地從“隊為基礎”退回去，搞分田到組、包產到組，也是脱離羣眾、不得人心的。同樣會搞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搞亂幹部、羣眾的思想，挫傷積極性，給生產造成危害，對搞農業機械化也是不利的。那些幹部、羣眾的懷疑和擔心是有道理的，頂着不分是對的，應該重視並解決這個問題。

甘肅省檔案局 張浩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