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襄幕府紀聞

餘同鄉李忠毅公之文孫龍田司馬，名惟仁，嘗詆論曾文正公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 餘謂曾文正功業及大節所在，固不可輕議；然論其學術及其所以籌畫天下之大計，亦實有不滿人意者。文正公日記內自言曰：“古人有得名望如予者，未有如予之陋也。”或問：“於何處可以見曾文正陋處？”餘曰：“看南京制台衙門規模之笨拙，工料之粗率，大而無當，即可知曾文正公之陋處也。”

或問餘曰：“曾文正公所以不可及處何在？”餘曰：“在不排滿。當時粵匪既平，兵權在握，天下豪傑之士半屬門下；部曲及昆弟輩又皆梟雄，恃功驕恣，朝廷褒賞未能滿意，輒出怨言。當日情形，與東漢末季黃巾起事，何大將軍領袖羣雄，袁紹、董卓輩飛揚跋扈無少異。倘使文正公稍有猜忌，微萌不臣之心，則天下之決裂，必將有甚於三國者。天下既決裂，彼眈眈環而伺我者，安肯袖手旁觀，有不續兆五胡亂華之禍也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我今亦曰：“微曾文正，吾其剪髮短衣矣。”

○虎門軼事前哲有言，人必有性情而後有氣節，有氣節而後有功業。餘謂當日中興人材，其節操風采，最足動人景慕者，莫如彭剛直公。猶憶庚申年，中法構釁，剛直公以欽差大臣守粵省虎門，時餘初入張文襄幕，因識剛直公左右，得聞其軼事。當時，孝欽皇太后垂念老臣，不時賞賜參貂食物等品。每逢賞品齎至，剛直公一睹天家物，輒感激涕零，哭失聲。庚子年，辜鴻銘部郎名湯生，撰西文《尊王篇》，有曰：“當時匪蹤蔓延十三省，大局糜爛，又值文宗龍馭上賓，皇太后以一寡婦輔立幼主，卒能廓禍亂，蓋皇太后之感人心、系人望者，不徒臨政之憂勤也。三十年來迭遭變故，倫常之間亦多隱痛，故將相大臣罔不體其艱難，同心愛戴。”云云。據聞辜部郎《尊王篇》之作，蓋有感於當日所聞剛真公虎門哭失聲一事。

梁啓超曾比李文忠為漢大將軍霍光，謂其不學無術也。餘謂文忠可比漢之曹參。當鹹、同間，中興人材除湘鄉曾文正外，皆無一有大臣之度即李文忠，亦可謂之功臣而不可謂之大臣。蓋所謂大臣者，為其能定天下之大計也，孟子所謂“及是時，修其政刑者”也。當時粵匪既平，天下之大計待定者有二：一曰辦善後，一曰御外侮。辦善後姑且不論，至御外侮一節，當時諸賢以為西人所以強盛而狎侮我者，因其有鐵艦槍炮耳。至彼邦學術、制度、文物，皆不過問。一若得鐵艦槍炮即可以抵禦彼族。此文正公所定御外侮之方略也，亦可謂陋矣。洎文忠繼文正為 相，一如曹參之代蕭何，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如此，又何怪甲午一役，大局決裂，乃至於不可收拾哉？

餘同鄉故友蔡毅若觀察，名錫勇，言幼年入廣東同文館肄習英文，嗣經選送京師同文館肄業。偕同學入都，至館門首，剛下車卸裝，見一長髯老翁，歡喜迎入，慰勞備至。遂帶同至館舍，遍導引觀。每至一處，則告之曰：“此齋舍也，此講堂也，此飯廳也。”指示殆遍，其貌温然，其言靄然，諸生但知為長者，而不知為何人。後詢諸生曰：“午餐未？”諸生答曰：“未餐。”老翁即傳呼提調官。旋見一紅頂花翎者旁立，貌甚恭。諸生始知適才所見之老翁，乃今日當朝之宰相文中堂也。於此想見我朝前輩温恭愷悌之風度也。餘謂文文忠風度固不可及，而其遠

略亦實有過人者。中國自弛海禁後，欲防外患，每苦無善策。粵匪既平，曾文正諸賢籌畫方略，皇皇以倡辦製造廠、船政局為急務。而文忠獨創設同文館，欲培洋務人材，以通西洋語言文字、學術制度為銷外患之要策。由此觀之，文文忠之遠略，有非曾文正諸賢所可及也。 ^[1] 

辜湯生（1857年7月18日－1928年4月30日），字鴻銘，號立誠。祖籍福建省同安縣，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號稱“清末怪傑”，是滿清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

學的中國第一人。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創穫甚巨；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熱衷向西方人宣傳東方的文化和精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在西方形成了“到中國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説法。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