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北川

張北川，男，教授。

衞生部艾滋病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預防性病艾滋病基金會顧問、中國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理事、中國性學會理事、山東省醫學會皮膚性病學分會副主任委員、青島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協會會長等。

《中國艾滋病性病》雜誌編委、 《中國麻風皮膚病雜誌》編委、 《臨牀皮膚科雜誌》特約編委、 《中華性傳播感染雜誌英文版》特約編委等。

1994年出版我國有關同性戀首部理論專著《同性愛》。1990年代後期主要工作轉向艾滋病防治領域及科研。是青島大學首次承擔國家攻關科研課題的項目負責人。

2000年獲國際艾滋病領域著名獎項英國Barry－Martin獎，數次獲得省市獎項。發表皮膚病論文40餘篇，所主持的艾滋病課題組發表有關論文40餘篇。

《健康報》 、 《中國青年報》等報曾以整版篇幅報告個人事蹟。5次作為CCTV-1嘉賓。新華社、BBC、 《紐約時報》 、 《洛杉磯時報》 、《今日美國報》等國內外主要媒體報道過所從事的有關工作和科研成果。

2000年，因在這一領域作出了貢獻，國際社會授予其首屆“貝利·馬丁獎”。

張北川在艱苦的環境中沒有停止手頭的工作，最新一期男同性戀艾滋病干預雜誌《朋友通信》，已達到8600份發行量。美國專家在中國北京300位同性戀者調查中發現有49%的人看過《朋友通信》雜誌。

同時張北川的團隊拿到了荷蘭的女性性工作者艾滋病干預項目基金。張的助手與同事李秀芳大夫開設了艾滋病與性病門診。“我們不會‘等靠要’，自力更生。”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張北川感到同性戀與艾滋病者的封閉社會環境有了較大的改善。

2011年12月13日張北川與其他專家公開在同性戀酒吧進行艾滋病現場教育，四川省治安部門與衞生部門全程錄像，並給予報道。中國公安部一位高層官員寫信支持張北川的工作，而中央黨校艾滋課題組送來了“真學問，真精神”的銅牌。

張北川認為，中國同樣重複了西方對同性戀態度的道路。

開始，人們將艾滋病與同性戀等同起來，同性戀被艾滋病“病化”了。這種恐懼瀰漫時，科學的聲音也開始傳播，人們通過災難而關注起同性戀，進入了同性戀“去艾滋病”階段，再之後，同性戀再度艾滋病“病化”，同性戀因災難而合法化，同性戀者正視艾滋病，各種科學知識傳播開來，社會增加了寬容度。“我接觸的衞生部高級官員在進行艾滋病干預活動後，對男同性戀的態度有了180度的轉變，他稱同性戀者善良，有愛心，考慮問題周全。”張北川笑稱，“在艾滋病與同性戀問題上，科學界達成了共識，走在了前面，是需要媒體向社會呼籲的時候了。”

在北京中美專家艾滋病研究會上，張北川疾呼：“中國同性戀人羣中艾滋病大流行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有全面保護同性戀者權益才能控制流行趨勢，保護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如果沒有合法婚姻，又如何讓他們享受相對穩定的性生活？”

中國同性戀人羣中艾滋病感染率已達5.9%，而四年前這一數字僅為2.5%，而中國同性戀人羣超過1800萬人。官方公佈的艾滋病感染與潛伏人數在100萬左右，一旦在同性戀人羣中失控，後果不堪設想。

衞生部疾控司司長齊小秋稱：“如果再不採取措施，中國艾滋感染者將在2010年達到1000萬。”2002年10月14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在中國訪問時説：“中國必須刻不容緩地防止艾滋病進一步大規模蔓延，中國正處於決定性時刻，如何迎接這一挑戰不僅將決定這一流行疾病的範圍，而且將決定中國能否預防隨艾滋病而來的其他破壞。” ^[1] 

張北川認為同性戀與異性戀是一條草上的兩隻蚱蜢，如果我們用歧視把同性愛者推向邊緣，導致的只能是報復與仇恨心理，在人類學上，每個人羣中都有2%的反社會人羣，而一個被歧視的人羣反社會比例與偏激程度更高，我們已注意到同性戀中有人揚言，一旦染上艾滋病就要立即傳至更多的人，到死方休。

張北川預言，在血液傳播（賣血買血）得到控制後，同性戀將成為艾滋病傳播的最高危的途徑。10萬艾滋病存活者大部分是沒有社會保障的農民，未來中國在三年內10萬人將死於艾滋病，每天有100人死於艾滋病，每一刻有一人死於艾滋病。

衞生部疾控司官員認為，中國艾滋病控制情況為什麼比周邊國家要好，是因為政府工作做得好。張北川不認同這種看法，“我們國家之所以情況稍好，是因為我們人口流動被限制，貧困限制人們的交往，而這些阻礙艾滋病流行的因素隨着社會進步會削弱，而促進艾滋病流行的如腐敗現象與知情權問題沒有改善，中國艾滋病形勢並不樂觀。”

《南方週末》獨家披露了“抗艾”鬥士的困難處境。中國青年報以《最勇敢的人》對張北川進行了報道。《中國新聞週刊》與中央電視台，天津《每日新報》 ，相繼曝光院方個別領導的歧視態度。衞生部疾病控制司官員與青島衞生局局長公開表示支持張北川的工作。張北川稱自己沒有想到成為新聞人物，也沒有想到同性戀朋友第一次有勇氣大規模站出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張北川仍在那間牆壁發黴的小屋中工作，院方領導對此採取完全的漠視態度。因為他所在醫院的領導無視國家“全社會參與防艾”的相關文件，聲稱“我們要賺錢，對社會有益的事太多，比如綠化之類，不能一一都做，搞艾滋病研究是國家的事”。

張北川曾多次要求與院領導商談工作，但院方不願與他有任何接觸。9月底，當國家衞生部疾病控制中心與美國疾控中心官員在山東省疾控處處長陪同下向院方外事部門要求探訪張北川大夫時，院方採取拒絕態度，在爭吵一個半小時後，張北川才見到了遠道而來的客人。

院方有關人士對天津《每日新報》記者稱：“張北川如果要到皮膚科上班，必須全部停止這方面的工作（指同性戀研究與抗艾工作）。”張北川對本報記者稱：“這些人自以為權力與權力網形成，可以完全置國家甚至上級機構和百姓的呼聲於不顧，這讓人驚訝，也説明我們的工作任重道遠，太複雜。”儘管如此，張大夫稱：“我受的只是小難，不是大難。相比河南省某醫生因為向國家上報艾滋病實情而被縣長處分調離公職、高耀潔教授拍的艾滋病膠捲被強行曝光，我的遭遇比他們好得多。”

張北川、濮存昕與其他嘉賓在中央電視台做了40分鐘的抗艾節目，全國播出。在節目中，張北川提出了三句話，“艾滋病可防，可治，不可怕。”他解釋説，“可以預防；雞尾酒療法降價後，每年花費3500—5000元，雖不能治癒艾滋病，但已能長期維持身體現有狀況；不可怕是因為艾滋病已可以控制。”

張北川是一個真正的鬥士，堅韌而樂觀，有人這樣評價他——在一個對同性戀仍存偏見的地方為他們爭取權利。從1999年4月開始，他所在的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門診。在院領導看來，艾滋病研究“純屬不務正業”。與此同時，張北川還失去了在醫學院教書的資格。

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張北川始終堅持他的研究，並且笑呵呵的。他説：“我的心理素質很好”。心理素質很好的張北川坦言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毫不懷疑再過一二十年，認為艱難和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會實現。“人們最終會接受每個人都有自由戀愛和結婚自由的權利，無論同性之間或異性之間，只有愛才是最重要的。”他説。是的，對於人類來説，戰勝艾滋病的武器只有兩樣——科學和愛。

張北川説，“我們要警惕把無知當純潔，把愚昧當德行，把偏見當原則”。很多時候人們正是這樣，不承認世界科學界的一個共識——15歲以上男性中3%—4%為同性戀，這個比例不隨經濟文化等原因而變化，同時，這種性取向也不可能通過治療或者懲處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