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

1980年9月底,正準備全身心地投入到剛剛恢復的律師制度建設中的張中,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要他到北京司法部報到。他萬萬沒有想到,在一場歷史性的審判中,他將坐到辯護席上。那年,張中56歲。

10月5日,張中乘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與他同行的還有女律師韓學章。張中説,韓學章是我的老師,當時在法院婚姻庭,韓學章任庭長,我在其手下擔任審判工作,兩人一直是上下級關係。張中感嘆道:韓學章不但是我的老師,應該説還是我的恩師,我很敬重她,她是1997年去世的。

到了北京,他們即去司法部報到,接待他們的是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和律師司司長王汝琪。當他們被安排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時,謎底才被揭開,原來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可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事。張中説,當時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公安預審、檢察院等總共數百人封閉式地集中一道,其中律師20人。這些律師全是被”欽定”的。有意思的是有兩位律師聽説要為罪大惡極的反革命集團成員辯護,怎麼也接受不了,不來報到。所以,最終決定出庭辯護的律師為18人。

張中笑笑説,這不是感情問題,而是必須嚴格遵循法律,既然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就得按照法律辦事,任何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都應當依法享受一切權利,包括聘請律師辯護。這關係到國家的法制健全,關係到國家的聲譽。所以,不能因為“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滔天就剝奪他們的權利。張中回憶説,江青、陳伯達、姚文元、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等都接受了律師出庭辯護,而王洪文卻説不需要律師,他説,起訴書的材料比我實際的罪行輕,我不要律師。

我們的法制建設進程到今天,人們對律師的辯護已習以為常,可在20多年前的1980年,那還是十分新鮮的一件事,況且要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辯護,該辯些什麼、護些什麼呢?那確實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壓力不是一點沒有。一個剛剛從人治的困境中解脱出來的國家,是太需要“法治”了。張中説,審判“四人幫”,全國人民矚目,這正是宣傳法制的最好時機。作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他和韓學章沒有感到壓力。但究竟為誰辯護,他們心裏都沒有底。因為在宣判之前的封閉式集中時間,不是看某一個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有材料都要看。最後,張中和韓學章被指定為姚文元辯護。

當江青獲知自己有權委託律師辯護時,馬上表示要請著名律師史良。當時,史良已經80高齡,不可能出庭辯護,所以江青的這個要求無法滿足。當法庭審判人員向她言明這個情況後,她也接受了為她指派的辯護團成員張思之律師。張思之律師吃足江青“苦頭”,會見時,一會兒説張律師聲音不響,一會兒又説張律師聲音太輕,百般刁難,無理取鬧,弄得張思之律師左右為難,無法開展工作。於是,法庭又為江青換了一個律師,換上的是傅志人律師。江青仍是無理取鬧,她要求傅律師代替她在法庭上講話和回答問題,還説.“我要你講什麼,你就講什麼。”傅律師無法接受江青的無理要求,最後也拂袖而去。律師團成員都拒絕為江青辯護,後來開庭時,江青沒有律師為她辯護。

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也沒有委託律師辯護,並拒絕接受法庭指派的辯護人。最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五人接受了律師辯護。所以,由18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最終只有10人出庭辯護。韓學章、張中為姚文元辯護;甘雨霖、傅志人為陳伯達辯護;馬克昌、周亨元為吳法憲辯護;張思之、蘇惠漁為李作鵬辯護;王舜華、周奎正為江騰蛟辯護。

張中回憶説,他與韓學章律師曾先後兩次會見姚文元,核對瞭解一些事實。由於秦城監獄在郊外,路途較遠,他們早上6時起牀,9時趕到那裏。上午談兩個小時,下午也談兩個小時。當姚文元得知張中和韓學章都是上海人時,非常驚奇。他基本上承認了自己的犯罪事實,但認錯不認罪。張中説,姚文元在監獄的日子過得不錯,吃得胖胖的,滿臉油光光的,那一副醜態怎麼也掩飾不了。 ^[1] 

1980年國慶過後的10月5日，張中踏上了京城之行的航班。與他同行的還有一位大律師韓學章。

張中説，那是一次京城絕密之行，都知道有重大任務，但不知究竟是什麼任務。這次京城絕密之行在律師協會內就張中和韓學章兩人，是當時的司法局局長鞠華親自點的將。與這次絕密之行有關的還有華東政法學院教授蘇惠漁、朱華榮，以及上海市法學研究會研究員肖開權。

張中説，當時那種神秘感使他們隱隱覺得此番京城之行定有大任降斯。

琪到了北京，張中和韓學章即去司法部報到，接待他們的是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和律師司司長王汝淇。當他們被安排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時，謎底才揭開，原來是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這是轟動世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國人民盼望已久的喜事。張中説，當時審判前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公安預審、檢察院等總共數百人封閉式集中一道，其中被召集的律師有20人，這些律師全是被指定的。某地有兩位律師聽説要為罪大惡極的“四人幫”辯護。怎麼也接受不了，最終沒有來報到。

所以，最後報到的律師總共18人。

張中笑笑説，這不是感情問題，而是一個法律問題，既然我國恢復律師制度，就得按照法律辦事，任何被告人在訴訟過程中都應當依法享受該享受的權利，包括聘請律師辯護，這關係到國家的法制建設，關係到國家聲譽，所以不能因為“四人幫”禍國殃民罪惡滔天而剝奪他們的權利。

今天，人們對律師的辯護習以為常，可在二十多年前，那是一件十分新鮮的事，況且要為禍國殃民的“四人幫”辯護，辯些什麼，護些什麼，那確實是件棘手的事。張中説，一個剛剛從“人治”的困境中解脱出來的國家，太需要“法治”了，審判“四人幫”，全國全世界矚目，這正是宣傳法制的最好時機。

儘管是封閉運作，可外國記者的嗅覺相當靈敏。日本記者最先找來，非得要求採訪，理當被謝絕。因為，審判工作剛剛開始，一切秘而不宣。

為了躲避國外記者，所有參加審判活動的人員馬上轉移到國務院第二招待所，並在招待所大門口增加解放軍站崗人數，做到保密工作萬無一失。

張中説，在封閉運作過程中，不是看某一個被告人的材料，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所有材料都要看。僅是材料就看了一個多月。

離12月8日開庭審判“四人幫”的日子漸漸近了，王洪文、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不要委託律師辯護，並拒絕接受法庭指派的辯護人。

江青要求著名律師史良辯護，可史良當時已經80高齡，不可能出庭辯護。當法庭審判人員向她言明這個情況後，她也接受了為她指派的辯護人。

結果江青胡攪蠻纏百般刁難，先後為她指派的張思之律師和傅志人律師吃足她苦頭，都不願為她辯護。

後來開庭時，江青沒有律師為她辯護。

張中回憶説，最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10名主犯，只有姚文元、陳伯達、吳法憲、李作鵬、江騰蛟5個被告人接受了律師辯護，18名律師組成的辯護團，最後只有10人出庭辯護。

張中和韓學章被指定為姚文元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