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漢起義

1927年3月，蔣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國民黨在武漢的汪精衞集團和南京的蔣介石集團的矛盾公開化，即所謂“寧漢分裂”。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不斷擴大，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向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舉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數以萬計的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這就是四一二政變，轟轟烈烈的國內大革命運動失敗了。武漢的國民黨在7月亦決定“清黨”，即七一五事變。一方面解聘共產國際中國代表鮑羅廷的顧問職務，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門和軍隊驅逐共產黨人。

起義的目的是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喚醒廣大中國人民，表明中國共產黨要把中國革命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共產黨的目的是聯合願意革命的國民黨左派，揮師南下廣東，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二次北伐。1927年4月和7月，中國國民黨內的蔣介石集團和汪精衞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買辦性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上海和武漢等多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動反革命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羣眾，使中國人民從1924年開始的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失敗。

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挽救中國革命。在此緊要關頭，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八七會議”，結束了黨內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並決定在全國各地發動武裝起義，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1930年，中共中央又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一百多次武裝起義，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建立了不少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這些起義中，最著名的是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朱德和周恩來等領導的“南昌起義”。“廣漢起義”便是這些起義中規模大曆時短的一次起義，是在黨內“左傾”思想佔領導地位時發動。

曹荻秋、李司克、廖恩波、易心谷、劉連波等在廣漢具體組織這一行動，中共中央指定曹荻秋、廖恩波、劉連波等組成中共廣漢前敵委員會。中共省委省軍委領導羅世文、車耀先、曹荻秋等指揮這次起義，以曹荻秋為書記，前往廣漢領導這次起義，薛彥夫任起義軍總指揮部副官長。

預定參加起義的部隊和武裝有：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路軍第二混成旅、平民革命軍第九軍、什邡與綿竹的農民武裝、中共廣漢特支、廣漢中學支部、城區小教支部、城區棉紡工人支部、城區平民店員支部、城郊農民支部、黃家鋪農民支部、連山農民與小學支部，共1萬餘人。從10月20日起，廖宗澤在薛彥夫的住處召開到廣漢前的預備會議，易心谷、雷潤侯、薛彥夫等人蔘加。會議決定各人化裝先後於23日前到達廣漢北街宏發旅店，住下待命，易心谷為小組聯絡人。10月23日上午，易心谷到達廣漢。同時，一些起義部隊分別在李司克、廖恩波指揮下，陸續由旌陽、中江等地向廣漢集中。前委決定於10月25日夜間十一時整舉行起義。 ^[1] 

10月25日夜間十一時，在曹荻秋、李司克、廖恩波、易心谷、劉連波的領導下，廣漢起義開始。按照中共廣漢前委的作戰計劃，在廣漢中學校鐘樓上發出的武裝起義的信號，起義人員以左臂纏白毛巾、右臂脱下衣袖為標誌。駐紮北門外的第二團第三營首先鳴槍，緊接着各處駐軍亦鳴槍響應。起義領導小組鳴槍鳴笛，集合全體官兵宣佈起義。首先放火燒燬警察局旁的草房以牽制敵人，然後迅速佔領廣漢電話局和廣漢電燈公司。砸開位於城內的武器庫，奪取槍械彈藥。

在攻佔國民黨駐軍二混成旅旅部時，起義人員與駐旅部的手槍連發生激戰，在起義人員強大的攻勢下，敵手槍連大部被消滅，少部分人狼狽地向新都方向逃跑。在起義的過程中，起義人員當場擊斃了少數反對起義的反動軍官，扣押了一批驚慌失措的地方官僚豪紳，繳獲各種槍千餘支（挺）。至26日拂曉，起義戰鬥全部結束，全城平靜。 ^[2] 

起義成功後，中共廣漢前委按照中共中央關於這次起義仍用國民黨左派名義號召革命的指示精神，揭露蔣介石、汪精衞背叛革命的種種罪行，表達了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和繼續反對帝國主義、新舊軍閥的鬥爭決心。大量張貼標語口號，大書“中國共產黨萬歲”、“建立人民民主的蘇維埃政權”。10月26日上午，召開了有國民黨軍官、各市區黨部代表參加的聯席會議，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廣漢蘇維埃政府，推舉曹荻秋、雷志烈（雷曉輝）、張劍橫（蘭進民）、李司克、賴明果、廖恩波、易心谷等20人為委員，任命曹荻秋為廣漢蘇維埃政府主席。在下午的廣漢公園大會上，曹健民（曹荻秋）代表廣漢蘇維埃政府宣佈決定。起義軍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改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一路，徐昭駿兼代司令員，劉連波兼代政委及政治部主任，雷潤侯任參謀長。所屬第一縱隊（轄第一、二步兵團），曹荻秋兼任政治委員；第二縱隊（轄第三步兵團、手槍連），易心谷任司令員；警衞大隊由川軍江防軍第28軍第7混成旅起義軍營長羅南輝任隊長，國民革命軍第21軍教導師少校參謀薛彥夫任副隊長。全軍共計1萬餘人。 ^[2] 

1930年10月26日，起義部隊按計劃將一批官僚、豪紳逮捕，根據他們罪惡民憤分別處理。另一方面砸開糧倉，給城內的平民分發糧食，人民羣眾無不拍手稱快。起義部隊後派人砸開了城中的監獄，放出了全部無辜的羣眾和革命人士。行委在起義軍總指揮部召開了廣漢工農兵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廣漢蘇維埃政府，並頒佈了有關政策法令，實行一切權利歸人民。將良税廒冊、文書契約等付之一炬。又派出宣傳隊全城宣傳，並以“廣漢蘇維埃政府”發佈佈告。廣漢各界羣眾數萬人集會，慶祝廣漢起義的偉大勝利和廣漢蘇維埃政府的成立。會後各界青年踴躍參軍，僅報名的學生就有數百人。

廣漢起義後，廣漢前委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指揮起義軍分批撤出廣漢，計劃經高駢、金輪、孝泉，取道雙盛進入綿竹新市，先攻佔綿竹城，轉入綿竹山區建立根據地，開展“依山遊擊”。發展革命力量，爭取外援，爾後再攻取成都。起義軍於27日進至綿竹新市鎮時，由於中共川西特委的預先佈置，當地黨組織率領數百農民武裝，帶上槍支、大刀、長矛，擔上糧食、茶水慰勞和支援部隊，附近鄉的農民武裝亦來支援。

與此同時，位於成都的鄧錫侯才獲知廣漢兵變，急令所屬第一、六、八混成旅，楊秀春、黃隱、陳鼎勳等部向綿竹追擊，田頌堯部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亦派出兩團向綿竹、什邡、德陽方向截擊起義軍。28軍有了29軍的支援後，以一個師的兵力，在德陽、什邡、綿竹等縣民團的配合下開始了圍剿戰鬥。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起義部隊逐漸陷入四面包圍之中，只有攻下綿竹城，才能跳出包圍圈，轉移到綿竹山中打游擊，建立根據地。

這時，第二縱隊司令員、進攻綿竹指揮員易心谷，率領第二縱隊擔任前鋒，命令小部隊在正面佯攻，主力部隊則迂迴到鎮側背發起猛攻，迅速將守敵驅逐。10月28日，易心谷揮師挺進，沿途打退了綿竹守敵28軍蒙善伯團派出的阻擊隊和保安隊的阻擾後，直逼綿竹城下。當晚，易心谷指揮部隊開始猛烈攻城。這時的起義軍一面與追擊部隊戰鬥，一面組織軍力攻取綿竹城。戰士們英勇頑強，不怕犧牲，冒着密集的彈雨發起多次衝鋒，還架設了雲梯攻城。但在攻城戰鬥中，因缺少重型武器始終無法破城，終因城牆堅固又而受阻。部隊彈藥消耗很大又無法補充，人員傷亡不少也無從增援，處境十分艱難。

綿竹戰鬥中，前委領導從新市鎮趕來前線，並由起義軍總指揮部副官長、國民革命軍第21軍教導師少校參謀薛彥夫率警衞大隊，國民革命軍第28江防軍第一區司令部上校參謀長林見龍率部前來增援。僵持不久後，前委被迫放棄攻城計劃，下令部隊撤離綿竹城，向遵道鎮進發。前委還決定調整領導成員，任命易心谷為前敵副總指揮。

在轉移漢旺途中，起義部隊不斷遭到敵軍鄧、田二部追擊，又遭反動民團、土匪武裝多次襲擊，腹背受敵，傷亡慘重。次日部隊撤到漢旺場後，不僅因傷亡失散很多，而且內部不穩，再加上軍閥部隊緊追圍堵。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更大損失，於是前委果斷決定外來幹部一律撤離，起義官兵分散轉移，每人發六至八元路費，資送回家，轉入地下活動，堅持鬥爭。

大部分領導人也都分散轉移，曹荻秋在部隊從綿竹撤退至遵道途中，因天黑路滑，從馬背上跌入一道深溝，與隊伍失去聯繫，後被農民嚮導救起，繞道去成都。易心谷同廖宗澤一道離開漢旺場，轉道到成都。李司克和王少修轉移到金堂地區，繼續開展地下活動。雷曉暉撤離到成都，轉道崇慶、豐都，後又轉到重慶。薛彥夫潛回瀘州，旋轉上海工作。劉連波輾轉成都、重慶到達上海。林見龍撤離到雅安轉道筠連、敍南一帶。

廣漢起義後，1930年11月，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軍長、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第七路軍總指揮鄧錫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田頌堯，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和三軍聯合辦事處，除對參與起義的共產黨人及革命羣眾殘酷鎮壓、大加殺戮外。廣漢城內更是一片白色恐怖，十一月上旬，國民黨軍閥出動大批軍警，對成都的大、中學校發動突然襲擊，按黑名單抓人並刀劈、槍殺學生數人。在廣漢，國民黨軍閥成立了“清共委員會”，專門逮捕殺害革命志士，僅11—12兩個月時間，就被逮捕囚禁百餘人。其中有共產黨員23人，被殘殺的22人。李司克和安晉彥（廣中教師）以及王肇修、楊先烈、張大良、鄧從澤、沈良輝等英勇就義。原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陳離，被處以“撤職留任，戴罪圖功”處分，並令陳離“自行籌措，重建部隊，限期足額，聽候點驗”。 ^[3] 

李司克(1911-1930)，原名李孝本，化名索禺，四川江安縣原忠義鄉（今四面山南井）人。廣漢起義領導人之一。1930年2月，被派到廣漢工作，以廣漢女中英語教員作公開身份，編入地下支部，積極開展活動。同年8月，中共中央、中共川西特委、軍委作出了“廣漢起義”的決議。9月，按照川西特委決定，將廣漢軍隊支部和黨團縣委合併為中共廣漢行動委員會，改組了廣漢組織，指定李司克擔任組織，密切與廣漢軍隊支部配合，加速武裝起義，並派出劉連波等組成前敵委員會到廣漢縣具體負責組織起義。李司克經常出席縣委所屬各地支部會議，積極幫助健全基層組織，蓄積革命力量。同時，按照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密切配合廣漢軍隊支部搞好工作，加緊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10月25日，“廣漢起義”暴發。李司克領導一個行動小組，負責控制縣城電燈公司，在鐵定起義時刻開、關電燈。同時，參與廣漢縣中學鐘樓鳴鐘和縣政府門前放火為起義信號，全城內外統一行動。 ^[4] 

羅世文（1904年—1946年8月18日），四川省威遠縣人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烈士，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羅世文先後任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宣傳部長、省委軍委書記、省委書記，參與領導了江津、榮（縣）威（遠）、廣漢、梁山、德陽等地的農民暴動和兵變。 ^[12] 

曹荻秋（1909～1976）， 四川省資陽縣人。1929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成華縣中心區委宣傳部部長，1930年10月參加廣漢起義，代理蘇維埃主席兼任第二縱隊政治委員。起義失敗後撤退到重慶，任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部長。此後一直參加民主革命，1949年6月任西南服務團總團副主任兼第一團團長，隨軍南下，重返山城。 ^[13] 

侯伯英（1907-1935），原名侯登仁，化名侯玉州、朱建文，四川鹽亭靈山鄉人。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四川省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積極配合全國暴動，將黨團工會合併為各級行動委員會，領導各地武裝起義，併發出第十八號通告，調派了大批黨、團員和骨幹，分別安置在軍隊和地方工作，領導羣眾鬥爭，發動游擊戰爭和農民暴動，創建新蘇區。侯伯英調到省委後，即被派到合川，瞭解合川的軍運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向省委彙報“合川革命力量薄弱，起義條件尚未成熟”的情況，省委即轉派他前往廣漢，幫助廣漢駐軍起義。駐廣漢的部隊是國民革命軍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陳離，1927年與中國共產黨接觸，受革命思潮薰陶，思想日趨進步。到1930年，第二混成旅三個團八個營，已發展黨員一百多人。省委派廖恩波參加兵變領導，實際由劉連波、徐昭俊負責。侯伯英參加了醖釀，討論起義的有關事項。10月25日（農曆9月初4日）夜，起義開始了，起義人員佔領電話局和電燈公司，控制了通訊和照明系統，砸開武器庫，奪取了槍支彈藥，扣押了旅部秘書等可疑人員，擊斃了對抗起義的頑敵份子。26日，全城平靜，改編部隊為工農紅軍二十六軍第一路，打出紅軍旗號、向綿竹方向挺進。幾天後遭到敵人合力圍擊而失利。廣漢起義失敗後，侯伯英返成都。 ^[14] 

廖恩波(1901-1935) ，原名廖承永，又名廖昔昆，廖坤，四川內江人。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廣漢起義領導人之一。同年被派往川南自流井，開展工人運動，任中共自流井特別支部組織委員，不久擔任特支書記。1927年春，領導了自流井鹽場工人大罷工。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在川南、川西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29年2月任中共川西特委組織部部長，積極恢復川西地區黨的組織。1930年夏天，正當四川和全國的革命形勢有了相當發展的時候，“左”傾錯誤再次統治了黨中央領導機關。8月2日，全省第一次黨代會在重慶舉行，貫徹“左”傾冒險主義，將黨、團、工會的各級組織合併組成為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以配合全國的總暴動。川西特委也奉省委的指示，合併改為川西行動委員會。廖恩波擔任川西行委的組織部長，張春帆(蘇雁秋)任行委主席，陳翰屏任宣傳部長，周國幹任軍委書記，熊子良任工委書記。川西行委成立後，又接到省行委緊急指示；限期(即在8月份內)發動廣漢駐軍的兵士暴動，並加強對廣漢附近的金堂、綿竹、新都、什邡等地的工作，以配合江津，榮(縣)威(遠)、梁(山)、達(縣)等地的兵士暴動和農民暴動，進而組織紅軍，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川西行委接到指示後，立即召開了行委主要負責人的緊急會議。經過激烈討論之後，認為馬上發動暴動沒有把握，加之時間又倉促，於是決定推遲到10月份進行；同時指派廖恩波去直接領導，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在川西行委的領導之下，經過各方面的準備工作，10月25日(農曆九月初四)晚上發動了廣漢兵變。但暴動後不幾天，在國民黨二十八軍鄧錫侯、二十九軍田頌堯部的聯合鎮壓下，兵變遭到了失敗。 ^[16] 

雷志烈（1904-2005），原名雷曉輝，又名雷興政，四川安嶽人。1921年與李碩勳、陽翰笙、雷曉暉、童庸生、劉弄潮等在成都成立成都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即改稱四川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三月作為四川省代表之一參加了在北京召開舉行的國民會議促進會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12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根據黨組織指示，於1926年3月回四川工作，時任國民黨四川省黨部（左派）負責人的楊闇公安排她以國民黨黨員身份省黨部婦女部長，負責籌組重慶婦女聯合會。1929年秋，經組織安排進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擔任行營秘書，後又任廣漢女中校長。她積極在國民黨駐廣漢軍隊中展開活動，經常風塵僕僕地在成都和廣漢之間往返奔忙。當時，曹荻秋在廣漢做軍運工作，雷曉暉負責聯絡和情報傳換，參加領導了廣漢起義。 ^[5] 

羅南輝（1908-1936），化名羅曼、羅敏，四川成都西郊人。廣漢起義領導人之一。1926年入川軍江防軍第28軍第7混成旅當兵，1927年在該部駐地彭縣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所部從事兵運工作，他團結教育下層士兵，秘密組織“士兵聯合會”，與反動軍官進行鬥爭；1929年6月，參加第7混成旅代旅長鄺繼勳率全旅官兵於四川遂寧、蓬溪交界的大石橋舉行的起義，任起義軍營長。失敗後，被黨組織派往川軍江防軍第28軍第2混成旅繼續從事兵運工作。1930年10月下旬，參與領導該旅在漢州（今廣漢）的武裝起義，參加了這次起義的預備會議，並親自負責準備和領導旅部手槍連的暴動，後任起義部隊警備大隊長。 ^[6] 

劉連波（1908-1987），又名劉菊農、劉心畲、歐陽、劉達，四川自貢富順縣人。廣漢起義領導人之一。192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廣漢起義領導人之一。1929年擔任四川省立工業專門學校黨小組長、支部書記，同年進入川軍第二十四軍辦事處任辦事員，以此為掩護從事黨的工作。他曾擔任中共成華縣委候補委員兼秘書，並作內部交通工作。幾個月後，又被調到共青團成華縣委，先後擔任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1930年上半年，中共川西黨、團特委成立，劉連波任共青團川西特委組織部長，同時兼做成華縣委的工作。1930年秋，中共川南行動委員會按照四川省行動委員會指示，決定組織發動駐廣漢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兩個團武裝起義，並隨即決定由劉達(劉連波)、曹健民(曹荻秋)、等人組成前委，負責發動和領導這次起義。 ^[7] 

易心谷（1901-1932），原名心固，又名光祺、醒獨，別號楊鬍子，四川富順縣屏西鄉(今屏峯鄉)大石姆人。廣漢起義者之一。1920年春，考入駐防永川的陳國棟師軍官教導團，後任瀘州駐軍第四混成旅旅長袁品文部連長。曾率部隨第二團進攻忠山，迫使軍閥賴心輝駐在忠山上的直屬炮兵營投降。1930年秋，中共川西行動委員會按照四川省行動委員會指示，決定組織發動駐廣漢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的武裝起義，易心谷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七二師馬智毓師中校團附，駐灌縣，他也受命擔負這次起義的準備工作。他曾接受薛彥夫的邀請，並經組織批准，利用到成都的機會，以遊草堂寺為掩護，為遊擊訓練班的學員講過游擊戰術和其他軍事知識。他還同劉達等，分別會見了廣漢駐軍內的部分黨員士兵骨幹，瞭解了部隊的情況。10月20日，在薛彥夫的住處召開到廣漢前的預備會議，易心谷、雷潤侯、薛彥夫等人蔘加。會議決定各人化裝先後於23日前到達廣漢北街宏發旅店，住下待命，易心谷為小組聯絡人。 ^[8] 

林見龍（1898-1935），字福田，化名林亦如、張光遠，四川筠連縣人。廣漢起義者之一。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冬，廣州國民政府為打開四川的局面，任命劉伯承為四川軍事特派員赴四川從事軍運工作。時任廣州國民政府委員的吳玉章在黃埔軍校選派了包括他在內的二十名畢業生隨劉入川。他被安排在重慶蓮花池國民黨左派省黨部工作。同年12月，參加瀘州起義，並擔任炮兵團政治指導員，負責部隊訓練工作。起義失敗後，輾轉去成都，被組織安排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江防軍第一區司令部任政治指導員、上校副官長、上校參謀長等職，並暗中從事軍運工作，先後擔任中共川西特委軍委委員、成都地下市委書記等職，負責川西部分地區的軍運工作。後參加領導了廣漢起義。 ^[9] 

薛彥夫（1908-2000），小名薛鏡，又名薛廉夫，號禮儒，四川瀘州納溪安富鎮人。廣漢起義者之一。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26年北伐軍興，薛彥夫隨軍調到北伐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當少尉科員，成為蔣介石私人電話秘書，專書“委任狀”，以及從事一般文件、通知、檔案的擬草、發送、保管和其他日常秘書工作。北伐軍進軍武漢後，黃埔軍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薛彥夫轉入第五期讀學軍事，畢業後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教導團任排長，團長葉劍英。到職不久，經教官惲代英、中隊長王子壽、同學張學靜（後改名張友清）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後，隨葉劍英開往九江，被繳械，徒步行軍到廣州又參加爆動，起義失敗旋轉花縣，教導團改編為紅軍第四師，開赴海陸豐蘇區打游擊，薛彥夫在該師任過連、營長。紅四師受彭湃領導在海陸豐戰敗，薛彥夫由地下黨送往香港，再轉到上海。1929年，受組織密派回重慶，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官教育團教育副官。1930年轉到二十一軍教導師任師部少校參謀。薛彥夫由教導師請準事假赴蓉，表面上在二十四軍邊務處工作，實際主持工農幹部培訓，為即將開展的軍事鬥爭作準備。1930年9月，中共四川省委省軍委領導羅世文、曹荻秋、車耀先等指揮的廣漢起義打響，薛彥夫任起義軍總指揮部副官長。 ^[10] 

參加起義的人員還有時任中共彭縣特別支部委員會、中共彭縣縣委員會書記，中共廣漢黨委書記的張劍橫（又名蘭進民、張繼民、李進民）；原新編第三師獨立旅第二團第一營營長、中國工農紅軍四川第一路軍副參謀長兼第二師第五團團長、紅六軍參謀長、代理第二縱隊長，時任前敵副總指揮、廣漢起義總指揮部參謀處長劉仰高；原建國聯軍川軍第一師第三團團長、瀘納軍團聯合軍事政治學校教育長、中共前敵委員會參謀團第一課參謀課長，時任中共川西行動委員軍事負責的周國幹；時任中共川康特委軍委委員的車耀先；時任中共廣漢特支委員會書記、中共什邡縣特別支部書記，什邡師範學校教師，發起進步學潮的賴明果；原國民黨珙縣黨部任秘書、兼小學音、體教員，“三革社”組織者，時任廣漢辦學職員的王肇修；時在成城中學、明本體育專科學校任教的傅狂波（後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炮7師副師長）；時在成都青白江彌牟鄉小學任教的吳惠安（後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川康區成都事務所助理指導員中國共產黨新都負責人）；時任廣漢女子中學稽查的安晉彥等。

廣漢起義，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武裝反抗四川軍閥反動統治的一次英勇嘗試，對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以極大的震動，宣告了中國共產黨把中國革命堅持進行到底的堅定立場及決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廣漢蘇維埃政府的成立。共產黨人和起義者英勇頑強和不怕犧牲的精神將永載史冊。

這次起義喚醒了川西地區人民羣眾，極大地擴大了我黨的影響力，打擊了反動勢力，為以後發展革命事業奠定了一定的、良好的羣眾基礎，掀起了一波反抗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革命浪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參加起義的尤其是犧牲了的革命志士的精神萬古流芳。在白色恐怖籠罩全國，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力量還比較強大之時，廣中的革命師生敢於高舉義旗，流血犧牲，為了共產主義真理，不惜獻出寶貴生命，表現出一種為了真理而敢於先行天下的大無畏的革命精神。這種精神是我們寶貴的革命傳統，值得我們世世代代傳承下去。

廣漢起義，由於客觀上敵人力量過於強大，主觀指導上缺乏經驗，沒有和其他地區的農民運動相結合開展土地革命戰爭，而是孤軍下綿竹，企圖攻佔綿竹城，轉入綿竹山區建立根據地，開展“依山遊擊”。發展革命力量，爭取外援，爾後再攻取成都。加之兩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殲敵，成為敵人各個擊破等原因，最後遭至失敗。但這次起義的偉大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它在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樹立了一面鮮明的武裝鬥爭旗幟，充分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畏強敵、前仆後繼的革命精神。它以實際行動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極大地鼓舞了全國人民的革命鬥志。一腔熱血勤珍惜，灑去猶勝化碧濤。 ^[11] 

廣漢起義是共產黨武裝反抗四川軍閥反動統治的一次英勇嘗試，對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以極大的震動，向廣大民眾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革命到底的決心。但這次起義受“左”傾盲動錯誤影響，是在起義工作尚不充分，客觀條件尚不具備的條件下發動的，又執行了“要兵不要官”（這是當時來自中央的指示）的關門政策，將一些培育多年的中共黨員軍官和有進步傾向的軍官一概摒棄，選拔一些在士兵中沒有威信、缺乏指揮能力的外來幹部和普通士兵為各級領導人員，致使在轉戰綿竹山區時，在未受到敵人優勢兵力打擊下，就歸於失敗。這次兵變帶來的嚴重後果，就是幾乎全部斷送了黨在軍隊中的組織力量。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