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迪

康迪，原名金光祖，字展白，抗日戰爭時期為表示抗擊日本侵略軍之決心以“抗敵”兩字的諧音，改名康迪。

1913年10月3日康迪生於江蘇省淮安縣。1935年畢業於浙江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畢業後任上海商品檢驗局職員，後應中國著名學者戴芳瀾先生之召，任廣州嶺南大學助教，此後曾先後任廣州中山大學講師、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講師，曾在中國著名學者戴芳瀾、俞大紱教授指導下，以研究員身份從事植物病理學研究工作。1940年11月受周家熾先生的影響，經吳玉章介紹從昆明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先後任延安自然科學院教務主任、預科主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農業科科長等。當時在延安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深入實際，深入羣眾，堅持科學研究，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為發展邊區的農業生產作出了貢獻，成為陝、甘、寧邊區早期把農業科學技術和生產實踐相結合的專家和知識分子同工農羣眾相結合的又紅又專的模範。1946年2月26 日，他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5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大西北，他以軍代表身份參加了西北農學院（今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前身）的接管工作。從此，他紮根西北的黃土地，拼搏、奮鬥、奉獻，歷任西北農學院教務長、副院長、院長、黨委副書記、代理黨委書記等達數十年之久，為西北農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為今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的成長壯大、為培養祖國農業建設人才、為中國大西北農業教育與科技事業，為建立武功（位於楊陵）農業科研協調中心（現已擴建為全國唯一的、國家級的楊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作出了重要貢獻。

由於長期忘我工作，積勞成疾，康迪於1980年下半年住進醫院。病重期間，他仍時刻關心科技教育事業的發展與建設，關心西北農學院的建設與成長，病危時還囑告親屬，他去世後要把遺體捐獻給祖國的醫學事業。1983年1月20日，康迪同志離開人世，終年70歲。他是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熱愛祖國、服務人民、拼搏奉獻的典型代表。 ^[1] 

1935-1936年 任上海商品檢驗局植物病蟲害檢驗員。

1936-1937年 任廣州嶺南大學助教。

1937-1939年 任廣州中山大學講師。

1939-1940年 任昆明清華大學農業研究所講師。

1940-1945年 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參加革命，歷任延安自然科學院教員、教務主任、預科主任。

1945-1949年 任陝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建設廳農業科科長。

1949年 以軍代表身份參與接管西北農學院。

1949-1954年 任西北農學院秘書長、教務長。

1954-1972年 任西北農學院副院長。

1972-1973年 任省農林局領導小組成員、核心小組成員、陝西省農林局領導小組副組長。

1978-1979年 任陝西省農業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陝西省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陝西省農林科學院院長，西北農學院院長兼黨委副書記。 ^[2] 

1949年5月，西北農學院回到了人民的懷抱，對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來説，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從頭起步。作為接管西北農學院軍代表的康迪，時刻惦記着開拓新中國的高等農業教育事業。

在經濟恢復之後，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轉入大規模的、有計劃的經濟建設階段，國家對高等學校的教育改革提出“一主三輔三結合”的方針。康迪結合西北農學院的實際，明確提出學校要實行教育、科研、生產三個任務的結合；教師（科技人員）、學生、工人三種成員結合；學校、科研機關、生產單位結合，即後來在全國推廣的“三個三結合”的工作體制和工作方法。他運用當時蘇聯和老解放區的辦學經驗，從教育思想、教學計劃、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到教學組織管理、校內基本建設等方面全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試驗和探索。他組織總結出的教學管理經驗，使廣大師生和管理人員明確了課堂講授、實習、實驗、生產實習、畢業設計（論文）以及考試考查等十大教學環節的任務、作用及相互關係，保證了教學質量的不斷提高。

1956年，康迪到蘇聯考察，對前蘇聯的高等農業教育感觸甚深。歸國之後，他明確提出把西北農學院辦成綜合性農業大學的奮鬥目標，極大地鼓舞了學校師生員工的積極性。到20世紀60年代初，西北農學院在植物生理生化、動植物遺傳育種、物理化學、膠體化學、土壤等學科方面都奠定了較為豐厚的基礎，農學、植物保護、園藝、林學、畜牧獸醫、農業機械、水利、農業經濟及管理等學科也有了一定的優勢，校舍、圖書資料、儀器設備等物質條件有了很大改善，學校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新局面。

1960年，在全國大力開展技術革命和大辦農業的新形勢下，康迪領導西北農學院在原有11個專業的基礎上，增設了作物遺傳育種、植物生理生化、農業物理、農業電子技術等8個新專業，作物遺傳育種、植物生理生化等學科開始招收研究生。他還根據世界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模式，規劃設想在西北農學院的基礎上，分設畜牧獸醫、林學、水利和農業機械等幾個學院，把西北農學院辦成一所理、工、農、醫、管結合，農、林、水、牧專業齊全，教學、科研、推廣三結合的綜合性農業大學。被當時的中國農業教育界譽為“一位新中國高等農業教育的開拓者”。

作為一名農業教育家，康迪十分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把培養高等教育師資隊伍作為辦好高等教育的長期戰略性任務。在他擔任西北農學院領導的幾十年中，他一直嘔心瀝血，竭盡全力，為西北農學院選拔和培養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教師，被廣大教職工譽為“獨具特色的中國高等農業教育模式的創建者”。

在多年的教育管理實踐中，康迪始終堅持教育和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這個中心任務，把開展科學研究、參加社會生產、直接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作為高等學校的“三大社會職能”。他還認為，這三大職能的有機結合，首要任務是為國家培養各類合格的建設人才，這個思想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新中國成立後，西北農學院發揚了老區的教育優良傳統，把支援農業生產列入學校計劃，採取與社隊長期掛鈎、承擔技術指導、派教師和科技人員深入農村總結羣眾生產經驗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大促進了教師和科技人員的健康成長；學生的生產實習與地方生產對口進行，大大提高了學生的實際工作能力，擴大了見識。同時，還充分利用學校的教育資源，舉辦農業幹部和農業勞動模範培訓班，積極培育、繁殖和推廣農牧良種，對農村和農業進行技術與智力支援，使學校成為農業、農民、農村發展生產、提高經濟收入的好“參謀”。通過支援生產，鍛鍊了幹部、教師和科技人員，為提高教學質量創造了有利條件。在西北農學院擔任各種領導工作的數十年中，康迪一直致力於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改革實踐，不僅大大提高了教育質量，而且促進了科技成果的不斷湧現。如在此期間由中國科學院院士趙洪璋教授培育成功的“碧螞1號”、“豐產3號”、“矮豐3號”等多批大面積推廣種植的優良小麥品種，不僅填補了中國小麥品種的空白，而且在中國小麥育種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為中國小麥育種史上的一個又一個重要里程碑。尤其是“碧螞1號”，當時年種植面積達9000多萬畝（600多萬公頃）。從1950年至1965年的15年間，全國累計推廣種植面積高達6億畝（0.4億公頃），累計增產小麥155億千克，1959年後更創造了中國和世界上一個品種種植年代最久、種植面積最高的“世界紀錄”。若以每公頃增產2325千克概算，該品種創造的經濟效益已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在領導西北農學院進行教育改革的實踐中，康迪總結了出人才培養中“三個必須”的指導原則，即：第一，必須按照專業培養目標和教學本身的科學規律制訂教學計劃、組織教學過程、安排教學活動，有計劃地、循序漸進地把教學與生產實踐、科學研究有機地結合起來。他明確要求，在指導思想上要重視基礎理論教學、注意各類課程之間的順序和銜接以及加強理論與實踐教學的配合；教學計劃中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這“三基本”必須同時並重；在教學計劃的安排上實行先基礎、後專業基礎、再專業課的“三段式”教學規律絕不能打亂；在各門課程的內容安排上，要突出思想性、科學性與先進性。第二，必須按照農業生產規律，安排實踐性教學活動，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他還提出要按照教學規律和要求，在教學過程中結合進行生產實習和實踐活動；要根據農業生產的季節性、連續性和多變性特點，安排實踐性教學活動，既不打亂教學體系，又能達到各專業對實踐教學的要求。第三，必須正確處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不能把馬克思主義關於認識規律與學生獲得知識的過程混淆起來。他指出就學生獲得知識的過程而言，可以先有理性知識，後有感性知識；也可以先有感性知識，再有理性知識。實踐必須重視，但無區別地強調先實踐，後理論，過分注重直接經驗、過多地安排實踐活動，或以實踐代替理論，必然會影響學生獲得全面知識。他堅持認為，正確的原則應該是從教學需要出發，根據不同性質的課程和不同的教學階段，安排不同的教學環節，使學生獲得全面知識。

在多年工作實踐中，康迪十分重視把教學試驗農場（實習工廠）辦成“三結合”的基地。他認為，高等院校的教學試驗農場（工廠）的前提是發展生產，為科研、教學服務才是目的。因此，他提出農場（工廠）必須從教學、科研、生產“三大任務”出發，努力做到“六要”，即一要豐產示範，幫助農民解決生產中出現的實際問題；二要安排好教學上的各種實習；三要為科學研究提供良好條件；四要多種經營，農、林、牧全面發展；五要實行教師、技術人員、工人三結合；六要不斷提高職工的思想覺悟，端正辦場（廠）方向。他還提出，加強領導、實行科學化管理、重視職工隊伍建設，是辦好農場（工廠）的三個關鍵環節。據統計，從1950年到1956年，該校每年下場（廠）實習的學生人數由7000多人次增加到2.8萬人次，到場（廠）結合生產進行科學研究的科技人員的人數由新中國成立初的15人增加到80 多人、50多個課題。僅1952-1957年，西北農學院教學試驗農場（工廠）就承擔了1.3萬元的實習與科研經費。通過在教學農場和工廠的“三結合”鍛鍊，一大批有實踐經驗的教學、科研人員得到了提高。

康迪認為，高等學校不僅要出人才、出成果，還要開展技術推廣，直接為生產服務，教育、科研、生產必須結合。高等學校、科研部門、推廣單位雖各有不同的任務，但若能把他們結合起來，就能夠多、快、好、省地發展教育事業，促進科技成果更迅速地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從而有力地推動經濟建設的發展，而且這種結合是十分必要和完全可能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為了從體制上把科研、教學、推廣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他在楊陵科研單位還很少的情況下，就從內外兩個方面努力做工作。一方面，認真組織學校的師生員工着力於教學體制、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竭力建好學校農場，使它們不僅成為學校開展教學、科研、培養人才的良好基地，又能成為農業生產示範、良種推廣、技術傳播的基地和為生產服務的一支骨幹力量；另一方面積極爭取參加區域性農業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活動。如在20世紀50年代他就參加了全國開展的農業四化十塊大樣板的規劃工作，並親自組織和主持了武功地區的“農業四化樣板”試點。

為了把教學、科研與生產三大系統緊密結合和聯繫起來，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他多方努力，上下奔走，積極爭取，並在擔任陝西省農林科學院的副院長、院長之際，在西北農學院原有的西北農業科研所、西北植物調查所、西北土壤調查所、水利工程實驗室的基礎上，把中國農業科學院陝西分院、西北植物研究所、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西北水利科學研究所等相繼建立在西北農學院所在地楊陵，為此後楊陵地區農業科教單位的進一步建立與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1963年，他又提出把楊陵這個集農業教育、科研、推廣為一體，農、林、水、牧等科研教學單位集中的地方，建成一個像美國“匹次維爾農業中心”式的農業科學城，併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後，這位年逾古稀的老共產黨員，仍堅持深入楊陵各單位，與各單位有關領導、羣眾一起調查研究，重新提出在楊陵建設農科城的方案，大膽地進行科技、教育體制改革的探索。他認為，這個科學城的名稱應該叫“武功農業科學研究中心”，這個中心除具有教學、科研、推廣協調職能外，還應該有三個實體，一是以遺傳工程、植物生理生化、植物免疫機理、生物育種技術為中心內容的科學實驗研究中心；二是以人工氣候、分析測試、農業科技情報信息為內容的分析測試實驗研究中心；三是作物種質資源研究室並附種子資源庫。這三個研究中心或研究室由一定的專職工作人員和楊陵地區的教學、科研單位的兼職技術人員作為主要力量，分頭負責開展相關研究工作。他的這一改革設想在全國科學大會和陝西省科學大會提出後，得到上級和楊陵地區各科教單位領導和廣大科技教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1978年“武功農業科學研究中心”協調委員會籌備委員會建立，他擔任了籌備委員會的領導，並和籌備委員會的同志們一起制定具體實施方案。1978年經上級主管部門批准，正式成立了“武功農業科學研究中心協調委員會”。這個中心經過20年的發展，1997年，經國務院批准，在西北農業大學所在地楊陵，建立了中國目前唯一的國家級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經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和陝西省有關領導、部門和楊陵各單位大力推動與協助，楊陵又面臨着新的發展機遇。 ^[3] 

1 康迪。高等農林院校科學研究的規劃問題。光明日報，1956-10-03

2 康迪。積極培養青年科學研究的興趣和能力。羣眾日報，1956-11-28

3 康迪。科學研究方法論。陝西日報，1958-11-18

4 康迪。十年回憶。陝西日報，1959-10-01

5 康迪。加強教學工作的計劃性。西北農學院行政工作簡報，1953-01-03

6 康迪。貫徹第二屆高等農林教育會議精神進一步開展科學研究工作。西北農學院簡報，1955-01-20

7 康迪。理論學習方法論。西北農學院院刊，1955-05-14

8 康迪。提高教育質量是高等學校的長期性中心工作.西北農學院院刊，1955-09-08 ^[4]